国民党的“理论斗争”|瞿秋白

国民党的“理论斗争”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日）

　　国民党久已用不着什么理论了。他们的理论就是枪炮、炸弹、飞机，就是监狱、皮鞭、电刑，以及腰斩等等的“文明待遇”。他们所用的屠杀政策，固然也毁灭了许多宝贵的工农的生命，烧掉了许多列宁小学、图书馆和工农的房屋，然而并不能够使几千万的苏区民众“重新”相信三民主义。他们的严刑政策，固然也杀死许多革命干部，固然也逼出了几篇自首者的宣言，说是从此“改过自新……为三民主义服务”，然而这些无耻的叛徒的“自首”，其实并不是严刑敲打出来的，而是嫖赌吃喝的猪猡生活所引诱出来。三民主义的“理论”不能够一刻离开猪猡生活，只有猪猡生活的人，他才相信“三民主义是救国的唯一主义”。三民主义理论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不要说国民党就根本没有什么理论。他们还是有的，而且不止一个。最近，国民党内部就在发展着“理论的斗争”。一方面是蒋介石派，他们主张用武力“统一”中国，就是打平一切小军阀；别方面是汪精卫派，他们主张“分治合作”——“以建设求统一”。这两方面的辩论，在上海《晨报》和《中华日报》[1]上曾经热闹了好多天。很明显的，蒋介石派代表着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之中的领导阶层，要想造成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唯一走狗”的资格，要想压倒一些霸占地方市场的豪绅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的小帮口。而汪精卫派的主张，就相当的反映着这些小帮口——极端复杂的、互相冲突的、许许多多的小帮口，他们觉得自己也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走狗，他们不愿意蒋介石派包办卖国事宜。这两派在一致“剿共”的政策之中，也在互相竞争着，互相表示“剿匪”的手段更加高妙，例如蔡廷锴[2]等讥笑蒋介石“剿匪五年，而一无所成”，而自己以为能够“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使“共匪无由煽惑”。这个“理论斗争”，包含着军阀混战的种子。

　　这样，我们可以看见国民党内部的理论斗争的基础是什么。最近的庐山会议[3]，决定了察哈尔问题[4]等待国民党的五中全会解决，理由是冯玉祥[5]、方振武[6]也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解决他们的争论问题，“最适宜的机关当然是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同时就在庐山会议的时候，上海《晨报》的论文说：

　　察哈尔问题乃统一与割据两势力决胜之分歧点……吾人认为：政府倘为不姑息养奸之政府则应予老奸巨滑之辈以严厉之制裁。

　　然而庐山会议的决议，却显然是“姑息养奸”的决议，这里，可见得蒋汪两派“合作”的政府里面“理论的斗争”，暂时还只是“理论的”，原因是他们两方面，都在苏维埃运动和民众反帝斗争的威胁之下，着重在共同对付“匪共”的任务——这却是枪炮的斗争了！

　　原载1933年7月30日《斗争》（油印）第49期

　　署名：康

　　注释

　　[1]《中华日报》，1932年，汪精卫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委派林柏生在上海创办，1945年8月停刊。

　　[2]蔡廷锴，见本卷第403页注⑤。

　　[3]庐山会议，见本卷第615页注①。

　　[4]察哈尔问题，参见本卷第613页注⑥。

　　[5]冯玉祥，见本卷第466页注28。

　　[6]方振武（1885—1941），字叔平，安徽寿县人。安庆武备学堂毕业。1926年1月率部加入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五军军长、第五军团总司令等职。后改隶蒋介石指挥，任国民党第四军团总指挥。1933年5月，同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8月，冯玉祥下野后，同吉鸿昌在长城内外继续进行抗日活动。10月抗日同盟军失败，出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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