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瞿秋白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1)（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被革命工人底全世界丰富的新的经验的鲜明光线照耀着，帮助了我们了解事变的规律性。这个理论还要帮助全世界底无□[1]者，使他们实行着推翻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度的斗争，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斗争底目的，更加坚定地走上已经决定的道路，更加准确而牢靠地去取得胜利，并且巩固这种胜利。

　　——乌梁诺夫[2]

　　最近这三十年，中国一直在革命震荡中间。这是中国——这所谓五千年的古文化国底新生命产生的过程。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同时却在栽培着它自己的掘坟的人——无产阶级，领导得起几万万的中国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国际无产阶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底致命的敌人——从此又在“远东大国”里添了一支生力军，而且动员着几千年来被剥削被压迫被蒙蔽被愚弄的千百万的民众。自然，国际无产阶级底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要跟着资本主义的侵略来到中国，深入到愚昧昏沉黑暗的中国苦力群众里面去。这将要成为非常危险的力量。“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在欧洲徘徊着”[3]，尚且把神圣同盟[4]吓得发抖。这“幽灵”现在要徘徊到菲洲[5]、亚洲，以至于整个地球，那还了得！封建士绅、地主贵族的中国，资本家、银行老板、殖民专家的黄金世界，都要闹得“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然而在三十年前，这似乎还是过虑。那时候在中国还只有极少极少的工业的无产阶级。马克思死的时候——五十年前——中国根本就不知道马克思；等到中国的“现代式的”革命运动开始底时候——三十年前——马克思主义也还在没有人怎么提起，当时的革命党人，当时的欧化智识分子尚且只有些风，群众是更不用说了。可是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开始就已经带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子。一九〇五年前后，革命同盟会[6]成立的时候，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底传说已经在革命党人中流行着。而且最足以使我们注意的就是同盟会底“第一次流血”[7]，正是中国的最早的无产阶级底自动战斗：

　　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忽而萍乡之事起，人心大为欢迎。……此事不过乘一时矿工之变而起，初未谋定而动。（一九一〇年孙文自巴黎致吴稚晖书）[8]

　　这就是所谓“丙午萍醴之役”——一九〇六年萍乡矿工之革命军起事。中国工人最早就是革命的先锋队，虽然在那时候他们还只是“自在的阶级”（Class in it－self），他们还没有得到马克思主义的武器。然而帝国主义和中国地主贵族的剥削和压迫，已经把中国农民群众的汗血快要榨干了，广大的“灾民”、“难民”、“流氓”、“地痞”在全中国骚动着。中国最初积累式的商人资本正在搜括着这些贫民的皮肉，吸着他们的骨髓；“苦力”、“短工”以及“矿工”，洋场里的工人，也一天天的集中到大小城市和他们的周围，或者形成新的工人区域，例如萍乡、大冶，铁路的沿线各站。中国的广大群众，在那时候就是贫困化的农民和“半无产阶级”、“前无产阶级”（Pre－Proletariat）。他们不会不是辛亥革命的最积极的队伍。他们的存在也不会不产生一些笼统的社会主义的想望——马克思主义的影子。只要看一九〇六年的革命党的机关报怎样反映这种群众情绪，就可知道当时这个“影子”已经把革命党人弄得怎样难于应付的情形：

　　闻得有人说，民生主义是要杀四万万人之半，夺富人之田为己有，那是未知其中的道理。社会革命在外国难，在中国易……中国行社会主义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一九〇六年《民报》[9]）

　　当时中国的初出娘胎的资产阶级之中，一些激进的所谓候补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还是革命，还想挣扎着打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他们要革命，他们势必不能够不要那些“会党”、“土匪”底群众。然而这些群众同时又是可怕的。“夺富人之田为己有”——那还了得！不行，不行，这是不懂道理的话，那么，懂道理的话是什么？是亨利乔治[10]底“社会主义”——所谓划一税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国化的亨利乔治主义（平均地权）是对于中国贫民群众的预约支票，这种无定期的预约一方面可以安慰群众，别方面可以联想富国强兵。总算是一种应付的办法。

　　中国革命开始了，预约的支票，把革命的目标尽可能移转到无所谓的满洲人问题。满清末年在太平天国之后，所谓满人压迫汉人的民族问题，其实已经若有若无的了，因为曾左李[11]等类的汉人地主贵族，已经证明了还是自己的力量足以维持地主的统治和剥削制度，满清政府其实在这方面已宣告破产，满清贵族的统治已经差不多完全依赖汉人贵族的支持，辛亥革命当前任务，单就政治方面说，甚至于单就所谓排满问题说，也应当是彻底推翻维持满清皇帝制度的汉人贵族和地主阶级。何况，当时的群众的最迫切的要求，就是“夺富人之田为己有”，铲除封建残余的物质基础。不但官僚地主在辛亥革命之后立刻为着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而赞成“光复”，以便有资格出来不准穷人革命，就是“假洋鬼子”等类的革命党人，有许多也慌忙退却，掉过枪头来镇压“蠢动”的贫民，当时湖南、四川，以至于江浙的事变，现在还有许多“身历其境”的人可以证明的。辛亥革命之前，各地方的抗粮抗税已经是常见的事，单是同盟会的十次“革命”[12]之中，就有三次是直接依靠在广东钦廉两府的抗粮运动的。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不用完粮纳税了”的呼声几乎普遍的传播在中国，甚至于陕西、山西一带也有这样的回声。谁能够说辛亥革命的旗帜只是排满！？这不是革命的旗帜，而是抵制革命前进的旗帜。农民群众——许多人只看见他们的“愚昧”而不看见他们的聪明——他们固然有些“真命天子”的希望，但是他们的“真命天子”是土地问题解决的原始的象征。他们希望真命天子，其实是要“豁免十年钱粮”之类；而辛亥革命不要皇帝了，那末，照农民的逻辑说起来，自然是从此不必完粮纳税了，因为田地是皇帝的，不要皇帝就是收回田地，从此田地是农民自己的，富人的田地太多，农民群众自然还要“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这才是辛亥革命的民众的旗帜。而当时的革命党人怎么说呢？

　　农人野老不明大义，以为革命之后，从此自由，可以不纳税，不完粮。殊不知中央财政从何支出？（民国元年在杭州特别欢迎大会席上的演说辞）[13]

　　这种说话虽然还不是掉过枪头来打民众，然而已经是帮助当时的中央政府——袁世凯政府[14]的了。中国革命的反封建任务——解决土地问题的任务，甚至于当时最革命的革命党人都不能够担任。本来，中国的资产阶级的发展途径就是“畸形的”，他们自己始终是拖泥带水地联系着中国式的封建的土地关系。而这种“畸形”途径，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完全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可以在某一时期——例如欧战前后几年，比较地想反抗一下帝国主义的压迫，但是，他们一碰到真正要铲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支柱——封建残余的土地制度的群众斗争，他们立刻就退却，一直到完全反动，自然在辛亥革命头几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人，还想绕着圈子替中国的资本主义找一条出路。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少，他们的斗争——罢工等等固然已经开始，然而还在原始的形态，马克思主义自觉的革命工人运动还只在胚胎之中；就是农民群众的斗争，也还没有鲜明的清楚的目的，没有世界的和中国的无产阶级的领导。阶级分化的形势还比较的模糊。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以及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似乎还应当有些勇气。不错，这种勇气是有的。不过，看是怎么样的勇气吧？

　　厥后有德国麦克斯（马克思）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麦克斯之《资本论》，主张资本公有。将来之资本为机器，遂有机器公有之说。……一般工人莫不赞同社会主义……工人者，不特为发展资本之功臣，亦即人类世界之功臣也。以世界人类之功臣，而受强有力者之蹂躏虐待，我人已为不平，况有功于资本家而反受资本家之戕贼乎。工人受资本家之苛遇而思反抗，此不能为工人咎也。

　　各国社会主义学者鉴于将来社会革命之祸，岌岌提倡麦克斯之学说，主张分配平均，求根本和平之解决，以免激烈派之实行均产主义，而肇攘夺变乱之祸，故收回土地、公有资本之二说，为谋国是者所赞许，而劳动应得相当报酬之说，又为全世界学者所赞同也……我国社会主义流行伊始，尤望党人持和平之态度，与政府连络，共图进行。……与其至于已成之势而思社会革命，何如防微杜渐而弭此贫富战争之祸于未然乎？……将来大地主必为大资本家，三十年后，又将酿成欧洲革命流血之惨剧。故今日之主张社会主义，实为子孙造福计也。（《民国元年对中国社会党演讲词》，参看全文）[15]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最早比较详细的介绍马克思学说到中国来的，就是辛亥革命的领袖；（二）当时对于《资本论》的了解，实在“天真”得厉害。这里的“勇气”就在于对着将来的社会革命发抖。这“勇气”的作用，是要用马克思的学说去求根本的和平解决——预防社会革命，而替后世子孙造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和平化”的第一次尝试。

　　马克思主义的影子——笼统的社会主义的想望，同现代式的革命运动一块儿开始走进中国的万里长城；而马克思主义的胚胎——工人群众的原始斗争以及贫农的骚动和“不明大义”，同着辛亥革命一块儿出现在这古旧的中国。影子已经使得革命党人发慌，因此，他们找了一张平均地权的预约券，想把它遮住；胚胎自然更加可怕，所以他们要想用打胎来使他们流产。

　　然而无产阶级既然在生长起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始终是不会流产的。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群众的斗争之中渐渐地产生新的成份，城市无产阶级的反抗剥削的自发运动已经一天天的多起来。到了五四，就爆发了上海的第一次政治的同盟罢工。虽然当时这种新的革命浪潮还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然而立刻就发生了广大的社会主义“思潮”，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很快的“征服”了许多最优秀的革命青年。此后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就跟着革命的实际斗争的开展，跟着阶级分化的深刻和剧烈，而成为伟大的力量，以至于地主资产阶级不能够不经常地“一只手拿着可兰经，一只手拿着宝剑”来对付他。

　　从五四到现在，差不多十三、四年了，这十三、四年抵得上中国古代历史的几百年，甚至于整部的二十四史[16]。这期间经过好些阶段——原则上不同的，阶级关系变化得很剧烈的阶段。这里限于篇幅，不能够来分析。

　　然而五四的开始就已经影射了这十几年的远景。最早的一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中，现在还剩得几个呢？其中有一个，现在已经皈依了我佛如来，而当时却曾经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过中国的乱源，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

　　就上海地方说，工人的人数有三四十万，而且罢工的事件也常常发生。前几天罢市风潮的时候，同时就引起了大罢工的事实。幸而北京政府免曹、陆、章的命令下来了，如果再迟一二天，恐怕会变了全市总同盟罢工的景象。当时上海有智识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焦心。大家想法子劝告工界的人不要罢工……因为智识程度太低的原故，一般的人对于世界上思想的系统，不能够明白，那些做煽动工夫的人，就拿一知半解、系统不清的社会共产主义，传布在无智识的兵士中和工人里面。这几天报上登载说军队里面发现题名《兵士须知》的小册子，就是这种事实了。如果因为这一种无意识的煽动发生出动乱来，真是一塌糊涂，没有办法了……如果有智识、有学问的人不来研究这个问题，就思想上、智识上来领导他们，将来渐渐的趋向到不合理、不合时的一方面去，实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受到罢工风潮的感动，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要紧的事。（民国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在上海莫利爱路的谈话）[17]

　　这还用说，当然是很要紧的事哪！当时所谓“有智识有学问”的人开始研究社会劳动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大半要使得“社会思想温和化”，为的要“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他们认为“并非一知半解而系统清楚的”社会共产主义，才是合理而又合时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上海——中国工人阶级的基本队伍，首先跳上了政治舞台。虽然这还在商人罢市的实际领导之下，但是这已经够“危险”的了。到这样时候，说马克思主义是主张“和平解决”的去“指导”群众，就是很“合时的”了。问题就是在于中国工人不记得中国民族的固有文化，而他们说孔夫子，或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他们未必很相信，有时候还会绝对的反对；然而向他们说社会主义，说马克思主义，他们就会“莫不赞成”。因此，“合理的”办法是用马克思的名义去警告他们不要闹得“一塌糊涂，没有办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和平化”的第二次尝试。

　　自然，这次尝试还是没有用的。五四到五卅，五卅到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七年到现在，事实是明明白白了。总而言之，只是一句话；五四之后，这些老爷们必须“自己”来说马克思主义，自然必须是要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说着这种“马克思主义”是要“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但是，这多数人逐渐的不受指导，他们有了他们的真正马克思主义，于是乎“没有办法”，闹得“一塌糊涂”，成了“革命的发狂”。随后，马克思主义就变成了“犹太秽种”的主义，变成了“恶化”、“反动”。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绅士和市侩起先是想借用，随后是想反驳，临了就想一棍子打出去。

　　这些，都还是曾经革命的市侩呢！这些革命市侩，不但对于帝国主义最早就是吞吞吐吐，又想反对，又去请求合作——所谓国际共同发展中国的计划；不但对于土地问题永远也不能够解决，始终是变着许多花样来维持地主的剥削制度，就是对于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也不敢提倡，他们原本不是领导民众起来革命，而只是想“军政革命”之后来教训民众。结果，他们必然的投降帝国主义，投降军阀地主，而形成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帝国主义的国际资产阶级，于是乎在中国得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别动队。

　　中国底资产阶级，最早是采取了些现代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例如亨利乔治的学说之类，拿来安慰群众，欺骗群众，随后，恐惧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子和胚胎，企图使它和平化或者温和化；最后，仗着枪炮飞机的威力，抄写一些劳资妥协的“理论”，强迫群众接受。这种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真正国货”的理论，同时还搀杂着许多封建思想，例如在三权分立之外加上些科举制度和御史制度之类，它根本否认群众的自由平等的要求，它很早就规定了军阀包办“革命”的办法，直到最后的宪政理想里面，也还要国民大会的代表由考试院去决定他有没有代表国民的资格！这种“革命理论”在它的“最革命的”时期已经埋伏了后来对付民众的飞机或大炮机关枪，这是显然的阶级理论，但是，它偏偏要否认中国阶级的存在，说是只有大贫小贫，它偏偏要说阶级斗争是“社会病态”，说马克思主义至多不过是社会病理学，说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是不合国情的革命理论。

　　然而，国货的“革命理论”事实上始终变成了白色恐怖的旗帜；而马克思主义却成了中国几万万群众的解放的唯一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本身，现在已经是群众化的实力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无产阶级的理论，是唯一适合于各国国情的学理，中国革命也只有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才能够得到胜利。

　　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的解放运动，世界上最伟大的解放运动，没有理论是不可能的。这种理论不是可以空想出来的，它是从全世界一切国家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经验的总和之中生长出来的。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这样一个理论就生长了出来，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就在于它不是什么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导，不是什么空想的乌托邦，而是社会现象的科学规律，是认识了社会的现实而指示出改造这个现实的道路。这种理论是严格地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的和党派的立场上的，因为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只有根本要彻底推翻一切剥削制度的阶级立场，才是真正客观的科学立场，只有这种阶级——无产阶级——的党派立场，才能够保证不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自私的偏见所迷惑。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这社会主义的基础在于唯物辩证法的阶级斗争学说，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马克思说：

　　在现代社会里发见阶级以及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功绩，都并不属于我。资产阶级的历史家在我以前很久就叙述了这种斗争的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阶级的经济上的解剖。我所做的新的事情，就证明了下列的几点：（一）阶级的存在只不过联系着发展的生产的历史上的一定的斗争形式；（二）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要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三）这个专政的本身只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的过渡，只是达到不会有阶级分裂的那种制度的建立的过渡。（马克思给威德海尔的信——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18]

　　马克思主义指示出来：现在社会的整个发展，趋向于大生产排斥小生产，造成那些使得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建设成为可能和必要的条件。这个理论教会我们在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政治上的勾结排挤，奥妙的法律，狡猾的纠缠的学说，风雅和庸俗的文艺的掩饰之下，去看见阶级的斗争——一切种种有产的阶级与无产的群众之间的斗争，有产阶级与普洛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普洛阶级正是一切无产群众的首领。这个理论说明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真正任务：不是杜撰什么组织“新社会”的乌托邦，不是向资本家和他们的走狗去宣传或者劝告改良工人的状况，不是干什么阴谋式的政变，而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个斗争，这斗争的最终目的，是要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去组织社会主义的社会。

　　中国革命——到一九二五年五卅底前后，就已经走到了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阶段，这时候，中国底青年的无产阶级已经开始受着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而客观的形势也发展到了广大的革命战斗爆发的时期。中国革命——辛亥革命失败之后的第二次真正群众的革命——在当时固然还没有直接的社会主义的任务，然而已经同辛亥革命大不相同的了，这个革命中间，领导已经必须由无产阶级夺得，才能够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当时，一九二五到二七年，中国无产阶级自觉的跳上了革命的政治舞台，率领起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斗争。这革命的前途已经显现着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当时的最小限度的政纲，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官僚——实行土地革命，也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所提出来的，虽然这些任务，这些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政纲，只不过是失败了的辛亥革命所留下来的，然而这些任务，正是辛亥革命党和革命领袖所不肯执行不能执行的，他们这些“老革命党”底妥协、幻想、机会主义和恐惧群众、迷惑群众的策略，也就是辛亥革命失败原因之中的一部分。

　　这样，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这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的阶级斗争，应当怎样组织，怎样领导呢？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说明了中国革命的社会性质。这个革命，绝对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率领了一班后知后觉，用“军政”去教训不知不觉，而建设一个资本主义乌托邦，为着要以国际帝国主义次等殖民地升任头等殖民地——所谓“举国洞辟以利通商，铁路亦必建筑，天然物产亦必发达，人民渐富，生计渐高，于是购求外邦货物亦必增加，万国之贸易亦必较今骤涨百倍，此种种者，岂为黄祸乎？——将一变而为黄福矣！”（见《中国问题之真解决》）[19]这是“国货的”革命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所见到的中国革命性质，是绝对不同。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这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阶段，但是，必然地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要把中国从国际帝国主义的经济支配之中完全解放出来；把中国的一切封建残余完全肃清，消灭军阀官僚的基础——地主阶级；把中国的城市乡村的资产阶级放在工农民权专政的统治之下；继续开展最彻底最自由的阶级斗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实行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同着国际的无产阶级共同走向世界社会主义的社会。

　　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这里当然包含着所谓民族问题。在欧洲大战——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总危机大爆发之前，在十月革命之前，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全世界的问题，那时候马克思主义所提出来的民族自决的基本要求，还没有当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只当作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一部分。而现在，我国已经进到新的历史环境——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民族问题也就变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所以中国革命在国内任务说来，虽然暂时还只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但是在世界范围来说，它已经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队伍，自然，中国资产阶级“抵抗”外国资产阶级底侵略，或者，向外国资产阶级哀求多给一些赏钱等等底“斗争”，在这种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也能够起相当作用（这作用也跟着革命之中阶级关系底变化而不同的，——以下再说）。然而现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在于殖民地与附属国反抗统治民族底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于他们的财政剥削，政治压迫，以及文化侵略的斗争。很明显的，这里主要的并不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在“竞争”之中胜过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问题（一九二七之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绝对反动，而且分别地和英、美、日本等等金融资产阶级混合生长，更谈不到真正的竞争问题），这里的问题是在于占着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底基本群众（首先是农民群众），而这种剥削和压迫，引起这些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底同盟军。固然，民族问题不能和农民问题混为一谈，因为除开农民问题之外，民族问题还包括民族文化、民族的国家等等问题，这是不错的。“不过民族问题底基础，它的内部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也是毫无疑义的。因为农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是民族运动底基本军队，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会有强大的民族运动。”

　　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这正是几万万农民的问题。中国底原始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在乡村之中和封建统治的地主有一种特别形式的结合，商业资本也借用封建制度剥削农民、压迫农民的中世纪的方法。中国乡村里商业资本和封建残余统治之间的这种结合，同样保留着中世纪封建式的剥削农民底方法和压迫农民的方法。中国底军阀和一切残酷无情抢劫平民的文武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特别形式的结合底上层建筑。地主和豪绅夺取农民底百分之七十收入，地主在经济上、行政上、司法上握有实际的政权，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区域实行着公开秘密的贩卖人口，这种中世纪局面之中的统治力量，就当然是那种用特别的形式和商业资本结合的封建残余——是地主，是地主的文武官僚。中国革命底当前任务之一，就必然是推翻这种封建残余底统治，而尤其要肃清这种统治底物质基础，就是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而分给农民的群众。而“帝国主义和他们所有的一切财政上军事上的力量，就在中国维持并且推动这些封建残余以及他们的全部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使他们欧化，又使他们守旧”。中国要消灭封建残余，同时也必须和帝国主义实行坚决的革命斗争。

　　总之，中国底封建残余是主要的压迫形式，帝国主义通过这些封建残余以及反革命的资产阶级而统治着中国，所以，中国的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有左右全局的意义，中国无产阶级必须领导这个广大的农民群众自己的土地革命以及民族的解放运动，这个革命在当前的阶段正是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主要事实是：（一）中国底半殖民地地位和帝国主义在财政上经济上的统治；（二）封建残余的压迫，因为军阀官僚制度的恶化而更加加重；（三）几万万群众反对官僚封建的压迫，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天天的深入和扩大；（四）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政治上的薄弱，它对于帝国主义的依赖，对于封建残余的勾结，从利用群众，畏惧群众而走到了屠杀群众；（五）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它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的威信和领导权一天天的增长和巩固；（六）中国和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胜利而且走进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处于临近的地域。这些情形也就决定着中国革命底前途——无产阶级要争取和巩固自己的领导权，统率着城市和乡村的几万万劳动群众，战胜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达到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完全胜利；然后在继续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和新的形式之中的阶级斗争里面，把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

　　革命是非常之复杂和痛苦的过程，这是旧的社会制度死灭而新的社会制度产生底过程，这是几千百万人底旧的生活方式死灭而新的生活方式产生过程。而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政权的问题。政权集中在那一个阶级或那一些阶级手里；那一个阶级或者那一些阶级应当推翻；那一阶级或者那一些阶级应当取得政权——这是“一切革命之中的最主要的问题”。中国以前的“老革命党”从来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也不会提这个问题。对于他们，革命只是先知先觉或者后知后觉的问题，只不过是圣贤才智应当取得政权去统治平庸愚劣的问题。他们客观上代表着中国的“畸形的”资产阶级，因此他们连“天真的”西欧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人民”政权的口号都不敢提起。这些十八世纪式的民权主义口号固然是一种欺骗；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却连这样的欺骗也不敢。他们竭力地证明“人民”是愚劣的，是不知不觉的，“人民”是不配享有民权的。他们另外想出一种欺骗方法，说人民固然有权，但是人民自己知道无能，所以又把主权“自愿的”交给了政府！在这个公式之下建立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帝国主义走狗的政权。现在中国革命的政权问题，就是要推翻这种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农民的革命民权专政，这才是真正的民众政权。这种政权现在已经在许多区域里，经过艰苦的英勇的战斗而建立起来。这种政权是真正在所谓“不知不觉的愚劣的”中国民众手里。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尤其是特殊的低能儿式的中国绅士和市侩——国货“革命理论”的崇拜者，不但赞成对于民众实行屠杀，而且要想在理论上证明：不经过教训的民众，不经过考试的代表没有执行民权的可能。请看吧，这些没有教养的民众，工人、农民和兵士等等，——除开地主和资本家——居然选举了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并不等考试院的核准，而居然把当时的立法、司法、行政的政权机关统一在自己的会议手里。怎么一回事？这些“愚劣的”民众那里会管理国事！？哼！他们比你们其实高明得多！马克思说：

　　革命底所以必要，不但因为没有任何别的方法可以推翻统治阶级，而且也因为推翻者底阶级只有革命之中才能够肃清自己身上的一切旧社会底污点，而有能力去建设新的社会。（马克思和昂格思论费尔巴赫）[20]

　　而且现在，除开这种工农民主政权在全中国范围之内得胜以外，没有任何第二条道路可以挽救中国底殖民地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武力瓜分中国的政策，国联[21]根据中国伟人的学说而企图实行的国际管理政策，美国多余的金融资本暗中控制中国的政策，不都是殖民地化的事实吗？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主专政，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阀统治，才能够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彻底铲除国际帝国主义底对华统治，这就必须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扫除一切种种封建残余和中世纪的垃圾堆。这才是中国的真正解放，这才是中国几万万民众走上光明文化的道路的开始。现在大都市里的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底直接监视之下，在集中的军阀势力底镇压屠杀之下，进行着艰苦的英勇的斗争，他们正在领导着广大的劳动民众，尤其是农民基本群众斗争，以及流血的战场上的战斗。这种斗争和战斗的目的就在于建立全中国的真正民众政权——工农民主专政，而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

　　这工农民主专政，同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一样，有过去也有将来。它的过去是帝国主义的统治，是军阀官僚制度，是地主私有土地的制度。反对着这个过去，反对反革命，无产阶级和农民是有“一致的意志”，因为有“一致的利益”。它的将来——是反对私有财产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东家的斗争，为着社会主义的斗争。“工农民主专政无条件的只是社会主义者的过渡的暂时的任务，然而在民权革命时期否认这个任务简直是否认的[22]”。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和落后民族，只要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得着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是可以转变到工农民主专政，经过相当的发展阶段就过渡到共产主义——跳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这是中国革命的前途；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是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的。所有这些，都要以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为基础。

　　中国的几万万名民众，不但在现在民权革命的时期，和无产阶级结合工农联盟，而推翻现在的统治阶级，就是在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也将要在另外一种形式里实现工农联盟的新的任务?，而共同进行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劳动群众的先锋队——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小资产阶级、小私有者、农民、智识分子等等）的阶级联合的特殊形式。”（乌）[23]同时，“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的形式之继续。”（乌）[24]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不同，就在于这里：小资产阶级，甚至于最急进的小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之后所希望的，所预先想象的并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一般的幸福和安宁”（例如衣食住行样样齐全，或者“预防贫富战争”而空想一些一劳永逸的计划）；而无产阶级的方法是绝对的肃清一切中世纪的封建残余，并且并不是为什么和平安乐的天堂，而是为着廓清阶级斗争的道路；使阶级斗争能得到最广泛最自由的发展。小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想望——如果革命始终是不可避免的了——那就更加是一些阶级和平的梦想，他们本是只想尽可能的用和平手段达到所谓高尚理想的目的。而无产阶级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是阶级斗争变更了自己的形式，这种斗争——镇压和消灭一切种种资本主义阶级的残余和根源，还要继续一定的时间，一直到一切阶级分别的完全消灭。

　　这种革命斗争——长期的艰苦的战斗，几千万万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蜕变，不能够不由广大的群众自己来积极的自觉的参加。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在于物质上、精神上提高自己一切的以及其余的劳动民众的革命积极性。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尤其是中国，往往极端的怀疑“愚昧和守旧”的群众，而只相信杰出的个人，进步的光明的英雄或者圣贤，以为只有他们能够教育群众，能够超越凡俗，把这世界领导到天堂里去。天堂——地上的天堂，对于无产阶级的确不是空想，他们的自觉的斗争将要征服一切可能而实现这个天堂。然而这必须从广大的群众的革命战争之中产生出来。一切革命历史都告诉我们：几十年几百年成熟起来的社会矛盾爆发了出来：社会生活在这种时期是特别的非常的丰富。平常浮光掠影的观察者所轻视的，或者不当一回事的群众，在这时候跳上了政治舞台，成为积极的斗争者。这种群众在实践中学习着，尝试着，探索着，提出自己的任务，校正着自己的行为，尤其是自己的一切意识代表的理论。这个群众实行着英勇的努力，去解决历史所给他们的巨大的世界任务。无论个别的失败是多么厉害，无论那些英勇的流血和千千万万的牺牲多么巨大，而这些群众和阶级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之中的直接训练，总是非常之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以及在中国，都是在这种群众的积极化之中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一种理论，一种思想——适合于现实的社会阶级关系的——也只有在群众化之中才能够成为革命的真正领导。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经过了五四、五卅、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才发展到相当的水平线。这种思想，熔合着群众自己的革命实践之中的学习，照耀着中国的具体的阶级关系，屡次的转变，才成为现在这样的社会思想界的权威的。

　　本来，在世界各国，在每一国的国民经济的各部分，资本主义发展速度是不一致的。最容易，最迅速，最完全，最巩固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大工业最发达地方的工人代表和他们的意识代表。发展上落后的经济关系，常常使得当地的工人运动之中发现许多不同的倾向；就是只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某几方面，只接受这个新的宇宙观底个别部分，或者个别的要求和口号。这是由于工人运动之中的组织者和工作者，往往不能够摆脱一般资产阶级的宇宙观，以及一切传统的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也就发现过许多右倾或者左倾的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中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反对这些倾向的斗争之中巩固起来，强大起来的。

　　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因为它消灭旧的生产方法而发展生产力，同时，在发展的一定阶段，资本主义就阻碍生产力的生长。资本主义发展着，组织着，训练着工人，——它也在榨取着，压迫着，引导到死亡，穷困等等。资本主义自己栽培自己的掘坟人，自己创造着新制度的一些成份，而同时，如果没有“突变”，那么这个别的成份一点儿也不会变更一般的情形，并不会妨害到资本的统治。这些活的现实生活里的矛盾，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现实的历史里的矛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的理论——能够把握住它们。可是，自然是很明白的：群众的学习是从生活得来的，他们并不是在书本上学习的，因此，各个人或者各个团体，经常的夸大资本主义发展这一个特点或者那一个特点，夸大这种发展里的这一个教训或者那一个教训，而形成片面的理论，片面的策略系统（乌梁诺夫）[25]

　　中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途径又来得格外复杂和畸形，严重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占着统治地位的封建残余，维持着许多混杂的纠缠的传统思想。无产阶级同它周围的小资产阶级的多种阶层（农民也在其内），本来是经常的接触着的，这中间并没有一座万里长城，也决不会有。自然，各个人，各个集团和阶层，从小资产阶级转变到无产阶级方面，就不会不从自己方面带着些动摇到无产阶级策略里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过程之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过程之中，也是因此而发生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布朗吉主义[26]、孟塞维克主义[27]等等的倾向。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在实验的具体问题上，帮助马克思主义策略的实质的说明，帮助新进的国家——中国，更清楚的分辨那些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的阶级意义，而且更加有效的和这些倾向斗争。

　　这种斗争在现在是特别需要，特别的紧张了。为什么？不但因为中国革命进到更新的阶段，中国革命负担非常复杂的任务。而且因为工人运动之中一切种种左倾右倾的机会主义，在这阶级斗争紧张的时候，往往很快的和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敌人勾结着，有意地或无意地变成反革命的武器。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群众之中已经取得了无上的权威，所以反革命派往往很愿意冒充马克思主义来捣乱革命的队伍，“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地喂养一些喜欢自称为超阶级的政治家，以及那种喜欢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机会主义者——这些先生们故意地有系统地用最好听的最左的话欺骗群众”。例如中国的取消派，为着要反对中国革命的前进，他们故意说什么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封建残余，或者只有“残余之残余”，中国的政权已经完全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因此无所谓民权主义的革命，无所谓土地革命，那些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简直是土匪……这是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但是，他们偏要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再者还有些“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难会议议员的马克思主义”（例如王礼锡[28]等等），居然想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反对中国工农对于地主阶级的狡猾的，投降帝国主义的反抗，居然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提议中国无产阶级应当和军阀资产阶级合作抗日”，而其实那些军阀“抗日”，不过是欺骗民众的把戏，事实是借用着打过一次败仗的机会，好去投降日本帝国主义，而“忍痛退却”！

　　乌梁诺夫说：

　　马克思学说现在所碰到的这一类事情，在历史上也有过不止一次了，就是其他的革命思想家和被压迫阶级领袖的学说，在他们为着解放斗争之中，也遇到过的。压迫者阶级在伟大的革命家活着的时候，对于他们总是经常的压迫，对于他们的学说，只有极端的恶意，极端疯狂的痛恨，极端无耻的造谣诬蔑来进攻他们。等到他们死了之后，却企图把他们变成没有害处的神像，所谓把他们登录到徒传里去，给他们的姓名一些光荣，为的是“安慰”一下被压迫阶级而麻醉他们，同时，把革命学说的内容抽掉，磨灭这种学说的革命的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的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加工制造”，大家都是同意的。忘记，消灭，曲解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和它的革命心灵。而把资产阶级所合用的，或者似乎是合用的东西，抬到第一等的地位，赞赏得特别起劲。[29]

　　中国革命界纪念马克思逝世的五十周年的时候，特别应当记起这句话！中国这社会的环境，本来最容易发展冒名顶替的“生产”手段！——假冒招牌是一种“小”市场上的自由竞争的方式，同样也用来做阶级斗争的方式了，这自然不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用，其实倒是从外国的什么考茨基[30]、托落茨基[31]等等那里学来的。中国的特点，只在于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敢于自称是伯恩斯坦[32]的信徒！这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何等的懦怯，很像他们的主人——无赖式的中国资产阶级。十年前，鲁迅就说过：“其中最巧妙的是捣乱。先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这种反科学的“策略”现在也应用到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了。

　　注释

　　[1]原文此处缺一字，应为“产”。

　　[2]乌梁诺夫，今译乌里扬诺夫，即列宁。

　　[3]今译文参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神圣同盟，拿破仑帝国瓦解后欧洲各国君主组成的反动同盟。1815 年9月在巴黎签订，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正式解散。

　　[5]菲洲，今译非洲。

　　[6]革命同盟会，即中国同盟会，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政党。1905年8 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为总理。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其政治纲领。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

　　[7]指1906年12月由同盟会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即“丙午萍浏之役”，参加者除农民外，还有手工业工人和萍乡煤矿工人。

　　[8]此函写作时间应为1909年10月下旬。全文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19页，中华书局1985年3月版。

　　[9]《民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1905年11月在东京创办，初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出版。1910年停刊，共出26期。

　　[10]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主张取消其他捐税，实行征收经济地租的单一税制。认为这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一切弊端。主要著作有《进步与贫困》、《什么是单一税和我们为什么实行单一税？》等。

　　[11]曾左李，指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湖南湘乡人。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等职。1853年起编练湘军，领兵进攻太平军。1864年7月攻破天京（今南京），封为侯爵。随后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有《曾文正公全集》。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四品京堂襄办军务，招募“楚军”，同太平军作战。后任江浙巡抚、闽浙总督。1866年起同沈葆桢在福州创办马尾造船厂。随后在督办陕甘军务期间，创办兰州机器制呢局等新式企业。1875年督办新疆军务，平定新疆。1881年任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有《左文襄公全集》。

　　李鸿章，见本卷第464页注13。

　　[12]指同盟会领导的自1906年12月萍浏起义至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期间的十次武装起义。

　　[13]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52页，中华书局1985年3月版。

　　[14]即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所建立的北洋军阀政权。

　　[15]全文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6—524页，中华书局1985年3月版。

　　[16]二十四史，清乾隆时规定从《史记》至《明史》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钦定二十四史”。

　　[17]全文见《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8—71页，中华书局1985年3月版。

　　[18]今译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9]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3—254页，中华书局1985年3月版。

　　[20]今译文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1]国联，见本卷第193页注②。

　　[22]原文如此，有误。

　　[23]乌，即乌里扬诺夫，即列宁。今译文参见《列宁选集》第29卷第343—34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4]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5]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6]布朗吉主义，见本卷第518页注22。

　　[27]孟塞维克主义，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他们在党内是少数派，今译为孟什维克主义。

　　[28]王礼锡，见本卷第422页注⑤。

　　[29]今译文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

　　[30]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曾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主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中派立场，提出掩饰垄断资本主义本质的“超帝国主义”理论，并组织中派国际（维也纳国际）。

　　[31]托洛茨基，见本卷第29页注10。

　　[32]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翼领袖之一，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理论家。他于1896—1898年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上连续发表一组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原理。

　　(1)本文迄未发表。这里根据杨之华所存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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