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问题|瞿秋白

当前的问题

　　当前的问题(1)（一九三二年）

　　（一）

　　一，满洲事变[1]之中，列强帝国主义准备瓜分中国和进攻苏联的战争的形势，非常之明显的表演出来。上海的和哈尔滨的“战斗”[2]不过是这种大规模战争的整个准备工作里的两幕显著的事实。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的世界就已经陷于根本的危机之中——苏联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力量的生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建立，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致命伤。现在资本主义的根本危机已经发展到了第三时期[3]。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深入一天天的厉害，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却有极大的成绩，五年计划在四年之内可以成功，这六分之一的地球已经进到了社会主义的时期。帝国主义的旧世界对于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自然积极的准备战争，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挽救自己的危机。同时，为着征服“叛变”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劳动民众，列强帝国主义用尽一切手段，直到大规模的直接的屠杀政策。在这整个问题上，英、美、法、日……列强帝国主义是一致的。可是，列强资产阶级之间正因为经济恐慌的剧烈而更加要互相抢夺市场，重新瓜分世界——太平洋上的中国正是这种瓜分对象之一——帝国主义的战争不可避免的要从这种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爆发出来。无论是进攻中国的革命势力，无论是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列强在远东方面必然互相竞争着，互相防备着，因为每一帝国主义国家都要在这里预先尽可能的取得多份的胜利的保证。这就是一致进攻中国革命和苏联之中的冲突。同时，无论英、美、法、日之间的矛盾有多么大，冲突有多么厉害，他们对于进攻苏联和中国革命，总是共同努力的。这是矛盾之中的一致。满洲事变到上海事变的时局完全证明这种形势。

　　二，满洲事变的意义首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解除满洲的中国民众的武装，使不抵抗主义的国民党军阀手里的武装，不致于像湘、鄂、赣那么容易的落到苏维埃化的劳动民众手里去；其次，才是日本帝国主义首先瓜分中国——实行并吞满蒙的政策。满洲事变之后，中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广大的开展起来；从江西、湖北等处红军的反攻，从满洲兵士群众压迫军官而实行抵抗的小战争，从贫农群众督促起来的所谓义勇军的游击战斗，发展到大城市无产阶级群众的示威和罢工，铁路工人、矿山工人的斗争……推动着广大的贫苦小资产阶级、学生群众以及一般贫民的斗争，而对于所谓绅商加以极大的威胁——这样开展着抵制日货的运动。这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形势，虽然还没有具体的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而形成大城市之中立刻可以组织苏维埃的局面，可是，事实上，已经由无产阶级把组织真正民众自己的革命政权问题提出在广大的劳动群众面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的“威信”真正是一落千丈，各地方的党部和衙门常常被群众捣毁。虽然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走狗在朝的在野的，有党的无党的，还用尽种种欺骗压迫手段，企图消灭真正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然而，党国军阀和绅商阶级的没有能力阻挡这个运动的前进，没有本领替帝国主义维持统治的日期，眼见得是一天天的接近了，所以日本帝国主义毅然决然的要亲自动手——弄出最近的上海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是要占领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大的中心城市，反帝国主义斗争之中“最可怕的”中心城市。英国、美国都正式申明：日本要进兵上海的华界，他们是不反对的；法国也是同样的态度。美国、英国、法国现在都赶紧调兵到上海来；而且这些兵队的名称都叫做“援兵”，这是援助谁？援助中国民众？援助中国政府？援助日本？——不，都不是！他们是援助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三，国际帝国主义在远东最近半年以来的事变之中，受着苏联革命影响扩大的威吓，他们都一致的积极准备进攻苏联的战争，日本的占领满洲是积极进攻苏联的步骤，这是没有疑问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本占领沈阳和吉林之后，接着就占领齐齐哈尔，使中东铁路[4]在日本军队的包围之中，丧失它的军事作用。最近日本又在哈尔滨组织白俄暴动，跟着就利用熙洽[5]等的军队帮助他直接占领中东路的长春支线，直接进攻哈尔滨。而且日本攻下锦州之后，除中东路以外，关外的铁路管理权已经完全落在日本帝国主义手里，它还在赶造吉会路——截断海参崴与赤塔之间的军事行动上最敏捷的一条铁路。这样，日本想在满洲和热河造成一个整个的直接隶属日本的区域——所谓满蒙独立国，军事上、政治上、交通上、经济上完全由日本指挥。最近，日本更公开的声明不愿意和苏联订立互相不侵犯的条约。所有这些都是明显的具体的进攻苏联的步骤。国际联盟[6]和美国政府，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对于日本这些对俄进攻的事实，没有一次不表现“欣慰的沉默”，甚至于连最虚伪的抗议或者声明都不曾有过，至于英国、美国、法国……罗马尼亚、波兰，各方面的准备也是很明显的事实。

　　因此，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之中，最主要的认识应当是：国际帝国主义共同一致的进攻中国革命和苏联之中，中国劳动民众的利益和苏联的利益是一致的，两方面的敌人是共同的。

　　四，同时，反苏联战争和瓜分中国这两件事情究竟那一件先开始，这对于国际帝国主义是一个难于一致的问题。日本利于首先瓜分中国，扩大和巩固现成的势力范围，布置必需的军事力量。法国在中国的利益比较小，而在满洲方面又有经过日本而取得新的部分利益（中东路旧股票等）的可能。因此，法国在满洲事变之中首先最清楚的表示不干涉，并且在安南[7]边境进兵，预备在相当时机同样的割据云南、广西。英国一方面有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主要的是在南部中国（香港）和中部中国（上海），别方面，它还勉强维持着传统的经过中国海关而支配中央政府的地位。可是，在一定的环境之下，它宁可暂时和日本互相承认，割据中国的势力范围，而抵制美国对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势力的增长。最终的瓜分中国，必须要由太平洋上的大规模的战争来决定。日本取得满洲，固然同时是为着将来的太平洋战争扩大自己的后方，而英国申明不干涉满洲事变，也是借重日本抵制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军事设备。美国可不同。美国在中国至今还没有势力范围，它在太平洋西岸的中国没有雄厚的海军力量，在中国领海里，它的势力比英日小得多(2)。美国利于日本先和苏联开始战争，使日本的力量极大部分被对俄战争所牵制，然后它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帮助日本反对苏联的战争之中，可以集中一部分到远东来。今年二月到五月的美国海军大会操的路线，正是从檀香山到菲列滨[8]。英美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之中，日本究竟站在那一方面，是很有重要关系的。可是，美国和日本以及美国影响之下的英属自治领地（坎拿大[9]、澳大利[10]）和日本的冲突，使美国和日本联合去反对英国的形势非常之难于实现。只有英国和日本“分工合作”而抵抗美国的倾向。满洲事变以来，英、日、法的国际联盟和美国之间的许多外交手段，错综离合的杂乱形势只有在这一个观点上去观察，才能够分析清楚。至于英美联合抑制日本，这至多只能够是外交上暂时的应付手段或者对于一些零碎的具体问题上的主张，例如上海公共租界的“中立”等类的问题。太平洋战争的根本趋势，始终是英、美、日本三角斗争的瓜分中国的战争，法国自然参加瓜分，可是已经是远东方面的第二等角色。日本现在正是利用自己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全中国进展它的军事势力，尤其是满蒙的完全并吞。日本现在没有固定的联英或者联美的必要。

　　可是，我们必须认清的是：无论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它们各自为着瓜分中国，准备太平洋战争的一切步骤，同时，都是镇压中国革命势力和进攻苏联的步骤。它们自己之间的矛盾冲突无论如何厉害，而最主要的共同目的总在打击世界的和中国的革命势力，挽救资本主义的恐慌。它们在任何时间，只要有必要，都会一致行动起来屠杀中国民众或者进攻苏联的。

　　五，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之中，许多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事实上受着地主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和支配，只在幻想着列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只在依赖着帝国主义内部的破裂，以为这可以代替中国民众自己的斗争。“社会与教育”派和“文化评论”派虽然互相辩论着，其实是犯着同样的错误。“社会与教育”固然发明了“日美妥协”的形势，主张用绝交政策去促起列强的干涉（陈友仁[11]已经采用），而“文化评论”也认为日本进兵中国的由来，只在于反对美国影响之下的蒋介石、张学良[12]。这些“理论家”都不看见日本和列强的进攻中国的革命民众，都故意把进攻苏联的步骤说得无关紧要，甚至于说一致反俄战线“永难建立”，“且有日俄联合之可能”！这是企图削弱民众的注意力，紊乱革命的队伍，这事实上是帮助帝国主义。

　　中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要得到胜利，只有利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而完全依靠群众自己的团结力量，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一般劳动民众的阶级斗争，首先就要拥护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这样，方才能够一刻也不迟缓的组织自己的队伍，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创造真正民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实行真正革命的民族战争——反帝国主义的战争，而解放中国，统一中国。

　　（二）

　　一，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内部分着许多种派别，许多种帮口，所以，所谓党国，也就是四分五裂，互相排挤、倾轧、混战的党国。这种混战的各派都是国际帝国主义的走狗，都是事实上赞助瓜分中国的“功臣”，自然，也是一致赞助进攻苏联的。这些各派各帮的走狗，为着自己的主人而争夺地盘，争夺中央政府的支配权。他们还互相竞争着，每一派都在竭力表示自己镇压中国民众的革命运动的本领，表示自己是最出力的最有能力的进攻苏联的急先锋，这样去求得主人的宠爱，而可以多得些赏钱。

　　满洲事变发生之后，所谓党国的各派更加暴露它们的走狗面目。最公开的日本走狗——臧式毅[13]、熙洽、张景惠[14]等等（至少也曾经宣读过总理遗嘱的），都在努力进行满蒙的“自治独立运动”，东三省地方的“维持治安事务”。蒋介石、张学良等等，立刻实行无抵抗主义，缴械，投降，退却，使日本帝国主义得“如入无人之境”。但是劳动民众以及兵士群众的愤激和斗争一天天的增长起来，转变到了反对党国的运动。于是乎，国民党的各派都想法子来欺骗民众，维持自己的统治。什么和平会议[15]，什么统一政府[16]，什么国难会议[17]，什么国民救国会议[18]，什么迅速实现宪政等等。这里孙科[19]、陈友仁、胡汉民[20]等等党国要人，也说什么反对镇静无抵抗主义。孙科内阁成立之后，实际上已经和日本秘密谈判，企图用撤消张学良的官职的条件请求日本答应议和，而订立承认二十一条[21]之类的密约，把东三省的铁路、矿山等等完全卖给日本。可是，民众反抗斗争正在发展，这种阴谋很难进行。孙科、陈友仁等就用巧妙的绝交政策来欺骗民众；事实上孙科的绝交政策，目的是要引起日本方面更大的进攻，然后在“无可如何”的局面之下实现直接交涉而订立同样的卖国条约。而且，这同时还是镇压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一条计策；因为各派党国的屠杀政策（宝山路[22]、永汉路[23]、珍珠桥[24]……）已经压不下去，所以不如用“绝交”引起日本的大规模的进兵，由日本军队亲自来镇压。这条计策虽然没有实现，可是，汪精卫[25]、冯玉祥[26]等和蒋介石合作而组织了汪精卫内阁[27]之后，蒋介石派的“请求美国主持公道，绝对信赖国联”的政策，以及民众反抗运动的更广大的发展，引起了日本的进兵上海；结果仍旧是一样，蒋汪合作的新政府，在上海兵士群众已经开始自动的抵抗之后，方才宣言“正当防卫”，这种党国军阀的所谓“防卫”，事实上不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防卫。因为它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禁止抗日运动的条件，这是对于兵士民众的防卫，上海军队的作战，完全只是守住自己的防线，而同时借着战时戒严的名义，严禁一切集会、结社、罢工、暴动。政府迁都洛阳[28]，更表示当局故意放任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预先存着把长江一带放弃的念头。汪蒋新政府的对内政策当然和孙陈[29]政府（以及张学良、陈济棠[30]等等的地方政府）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只要能够镇压民众，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只要能够压低反帝国主义运动，维持国际财政资本的剥削，什么哄吓、诈骗、卑鄙龌龊、鞭打屠杀的手段都用得出来，正面的，反面的，公开的，秘密的请求日本或者英、美、法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来镇压的手段也会用出来。至于汪蒋新政府的对外政策，固然和胡汉民、孙科、陈友仁不相同：孙陈的真正政策是在英国“协助”之下和日本直接交涉（直接交涉的主张两次出于胡汉民的谈话），而汪蒋的政策是暂时拒绝交涉，故意弄成僵局，替美国制造干涉中日谈判的机会（上海事变之后，美国已经提出“中日两方应即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31]开会议，由各国参加以解决争端的要求），现在这种机会已经来了。

　　总之，中国政府的政策，不论是屠杀，是“立宪”，是包办“民众团体”，目的只是一个：镇压、缓和以至于消灭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革命斗争，抵制真正民众政权的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也就是努力维持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统治；对外的政策，不论是无抵抗，是绝交，是正当防卫，前途只有一个：赞助日本和英国、美国、法国瓜分中国，问题只在列强之间谁沾光些，谁吃亏，结果迟早是要转变到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或者反苏联的战争。

　　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存在一天，中国就一天不免于瓜分，就一天不免于做太平洋战争的目标，就一天不免于做进攻苏联的阵地。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各种帮口，各种阶层，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利用帝国主义的“威权”和炮火来镇压反抗的劳动民众，就是引诱，劝告日本向北进攻，去攻打苏联，而自己用静候国际正义解决的无抵抗主义恭送满洲给日本做战场。日本的威胁中东路，组织白俄匪徒进攻哈尔滨……不但没有引起中国外交部的假装门面的抗议，甚至于没有引起一般地主资产阶级的所谓舆论方面的反抗。地主资产阶级之中，有些阶层简直欢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自己甘心做奴才，只要日本军队来维持地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营口的商会请求日军维持治安，锦州的商会请求中国兵士不必抵御，满洲许多所谓法定团体，公推臧式毅等类的自治政府……）。至于和英美等国联系着的地主资产阶级，那么他们不是完全依赖国际联盟或者华盛顿政府，就是企图用“绝交”甚至于“宣战”的口号，一方面缓和劳动民众的革命化，别方面激动列强出来干涉，因为他们知道列强干涉之下的对日交涉，无论如何吃亏，英美等国总可以同时“利益均沾”，满洲事变总可以告一个段落，而“赶紧结束”的希望，正是恐惧真正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和革命的自然的心理。上海战斗爆发的前夜，形势已经不能够再支持，甚至于官办的抗日会和抵制日货运动的领导都已经有被革命民众夺取的危险。因此，当时日本提出封闭抗日团体和禁止抵货运动的时候，不但官厅方面立刻奉命执行，而且上海商会和同业公会以及资本家走狗的假工会，都发表宣言表示赞成。中国绅商正在“私心忧幸”——总算找着了出路：如果自动的取消抵制日货而帮着镇压民众，那么，未免太明显的卖国，太爽直的叛变，太露骨的启发群众的阶级意识；如今日本的飞机、军舰威迫着，那就可以装出“不得已”的丑态，实现“正中下怀”的心愿。上海一百余同业公会的呈文说，“所有封存及登记之日货，为数颇巨，至今迄无处置办法，现总结账之期瞬届，若不速予救济，影响商业安危，实非浅鲜。”这是明白的表示：国可以亡，奴才可以做，但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商业安危”）却一定得维持。同时，正是这些绅商——地主资产阶级现在利用一切种种机会（马占山[32]、小白龙[33]、上海战事等等），竭力宣传马鹿[34]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英雄主义的意识来蒙蔽劳动民众的阶级觉悟，削弱群众自己的团结和行动的力量，而且在实际上竭力镇压罢工，竭力包办“民众团体”，竭力破坏革命的团结，运用着一切武断的卑劣的手段。

　　中国的劳动民众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发动广大的斗争；抵制日货的运动应当由革命的工人民众来指导，全国各地要举行总同盟罢工，组织民众的武装队伍——游击队、义勇军以至于红军，号召兵士群众离开并且反对无抵抗主义的以及虚伪的“自卫的”军官，而加入民众的武装，由工人、兵士、农民以及一般革命的贫民群众，自己组织代表会议，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府，而建立民众的革命政权，指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并且反对一切国际帝国主义的干涉。这样才能够解放中国，解放真正广大的中国民众，不但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并且脱离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

　　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努力维持自己的统治，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他们的各派赞助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赞助进攻苏联的战争。他们对付中国民众的不仅是屠杀、监狱、警察、包探……而且还有“意识上的武器”，一切种种武断的欺骗的宣传。例如反动的大众文艺（小唱、说书、礼拜六式的小说[35]等等），虽然只是第四、五等的文艺，但是他的对象是极广泛的普通市侩，以及劳动群众。这种大众文艺，现在很广泛的宣传着无抵抗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他们，迷惑他们，要使他们“静候公理解决”，等待“英雄武侠”和“贤能才智”，牺牲阶级利益。民族主义派[36]、国家主义派[37]、人权主义派[38]……不过是这种“马路文学”[39]的欧化样本，专门供给学生青年的知识阶级的。但是，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已经渐渐丧失自己的力量。民众的左倾，使马克思主义的威信一天天的增高起来。于是乎发现陶希圣[40]等类的人物（社会与教育），口头上说些“左倾的”空话，主张绝交，主张督促政府实行民权，同时趁势提出“民族高于一切”的口号。还有王礼锡[41]等类的人物（《文化评论》、《读书杂志》[42]）甚至于急急乎申明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主张要人道主义的文学，所有这一类的人物，连陈独秀、刘仁静[43]等也在其内，都想多多少少冒充着马克思，甚至列宁主义的名义，来反对阶级斗争，否认革命高潮，抵制苏维埃运动，事实上都是在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维持帝国主义的统治，这些人物虽然代表着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绝望、夹攻之中的为难……的情绪，可是，事实上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更巧妙的传话机器。

　　四，中国民众的革命和反帝国主义斗争之中，必须开展思想上意识上的斗争。不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国际帝国主义；不但要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中国国民党军阀的政府和党部；尤其要深刻认识的是不但要反对党政机关，而且要反对“法定团体”的绅商——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走狗。不但要反对屠杀和镇压，还要会反对一切种种狡猾的欺骗手段，不但要反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人权主义，而且要会反对冒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种种工贼，以及所谓第三党[44]，反对一切种种保护地主资产阶级的表面上站在“中间”而实际上是抵制革命发展的缓冲的企图。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45]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之中的文艺斗争的团体，现在必须发动自己的一切力量积极的斗争；脸向着广大的群众，用自己的特殊的武器——文艺的鼓动和宣传参加进攻一切反动意识的战斗。上面所分析的国际的国内的，思想上意识上的情形，应当做左联创作的题材和宣传的纲要。现在左联创作方法上的中心口号——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这就是列宁所说的：“揭穿一切种种假面具”，并且鼓励集体的群众的斗争行动——为着真正民众的政权（苏维埃）而斗争的行动。

　　注释

　　[1]满洲事变，即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

　　[2]指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上海发动的侵略战争和同年4月16日日本在哈尔滨组织的白俄匪徒的暴动。

　　[3]第三时期，见本卷第30页注13。

　　[4]中东铁路，见本卷第145页注12。

　　[5]熙洽，见本卷第386页注②。

　　[6]国际联盟，见本卷第193页注②。

　　[7]安南，今越南。

　　[8]菲列滨，即菲律宾。

　　[9]坎拿大，即加拿大。

　　[10]澳大利，即澳大利亚。

　　[11]陈友仁，见本卷第188页注20。

　　[12]张学良，见本卷第58页注④。

　　[13]臧式毅，见本卷第375页注①。

　　[14]张景惠，见本卷第407页注②。

　　[15]1931年10月22日至11月7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派和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广东派在上海举行会议，商讨成立统一的国民政府问题。

　　[16]统一政府，指1932年1月1日国民党南京派和广东派联合建立的新政府。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

　　[17]国难会议，见本卷第226页注⑧。

　　[18]国民救国会议，见本卷第226页注⑨。

　　[19]孙科，见本卷第220页注⑧。

　　[20]胡汉民，见本卷第145页注13。

　　[21]二十一条，见本卷第193页注④。

　　[22]宝山路，指上海宝山路血案，见本卷第199页注⑨。

　　[23]永汉路，指广州永汉路血案，见本卷第199页注10。

　　[24]珍珠桥，指南京珍珠桥血案，见本卷第376页注⑧。

　　[25]汪精卫，见本卷第58页注⑧。

　　[26]冯玉祥，见本卷第466页注28。

　　[27]1932年1月25日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由汪精卫继任，组成汪精卫内阁。

　　[28]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自1月30日至12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一度迁洛阳办公。

　　[29]孙陈政府，即宁粤统一前由孙科、陈友仁组织的广东政府。

　　[30]陈济棠，见本卷第91页注13。

　　[31]非战公约是1928年8月由法、美、英、日等9国在巴黎签订的，主张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美国当时打着非战公约的旗号，以图插手中日谈判。

　　[32]马占山，见本卷第198页注④。

　　[33]小白龙，活跃在东北地方的土匪头子。

　　[34]马鹿，日语中的汉字，“愚蠢”的意思。

　　[35]礼拜六式的小说，见本卷第529页注⑦。

　　[36]1930年6月，国民党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联合一批反动文人，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创办《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等，鼓吹“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所谓“民族主义”，攻击文学的“阶级意识”。这一批人被称为民族主义派。

　　[37]国家主义派，参见本卷第149页注④。

　　[38]人权主义派，参见本卷第32页注40。

　　[39]“马路文学”，19世纪中叶流行于法国的一种文学倾向。

　　[40]陶希圣，见本卷第412页注⑧。

　　[41]王礼锡，见本卷第422页注⑤。

　　[42]《读书杂志》，见本卷第488页注17。

　　[43]刘仁静，见本卷第165页注⑤。

　　[44]第三党，见本卷第32页注31、32。

　　[45]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1936年初解散。

　　(1)本篇论文没有发表过，这里根据杨之华所存抄件刊印。从内容看，写作时间当在1932年。

　　(2)最近的军事消息：日本在中国领海可以立刻调动巡洋舰五艘，灭鱼雷舰二十艘，航空母舰二艘，装置飞机六十架和水上飞机二十六架。英国在中国的领海，现在已经有巡洋舰六艘，灭鱼雷舰八艘，航空母舰一艘，潜水艇十一艘，炮舰十九艘。而美国只有巡洋舰一艘，灭鱼雷舰二艘，炮舰十二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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