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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重要问题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

  三民主义已经次第实现,欢迎瓜分和共管!

  中国究竟是民众的,还是地主资产阶级的?!

  日本占据了东三省,指使白俄在哈尔滨暴动,几次破坏中东路[1]的运输,现在还在叫熙洽[2]的吉林政府去打宾县的张学良派的吉林政府,竭力要想完全占领中东路区域,准备着大规模的反对苏联的战争。同时,日本自己的军队早已打下了锦州,直到山海关,还在积极的进攻热河、蒙古,——瓜分中国已经实实在在的开始了。美国和国际联盟,同样的要进攻苏联,同样的调兵遣将,同样的要瓜分中国。不过瓜分的时候,如果暂时分不均匀,那就申明“顾全中国领土之完整”,主张共管。

  这种情形之下,三民主义当然次第实现而快要完成了。固然,三民主义实行了已经很久,不过完全的实现和完成,却要谢谢日本和列强帝国主义的这次进攻,却要谢谢中国地主资产阶级最近的积极欢迎。

  宋庆龄的宣言[3]说,中国国民党并未实现三民主义,这是显然的当面说谎。请把现在的事实和孙总理的理论对照着来看:

  日本现在在满洲,准备着建立所谓满蒙新国家,据北平的专电,这种新国家的建国方略是:“(一)日、满、蒙、汉、韩五族共和,同化而为亚东大民族;(二)采用中国所特有之人民自治主义。”这种政治,已经在沈阳附近,例如四平街等县完全实现:就是由“当地各姓大族,经过族长绅董会议选出自治会,不分日、韩、满、蒙、汉,凡属有能力置备土地不动产或生产资本者,皆属公民。”(见去年十一月初的各大报专电)这是事实。

  “中国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结实的……每一姓中,用其原来宗族的组织(日本人译作‘中国所特有之人民自治主义’),拿同宗的名义先从一乡一县联络起,再扩充到一省一国……都结合起来,便可成为一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民族主义第五讲)[4]至于汉、满、蒙、回、藏应当同化于汉族,混合成为一个国族,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应当互相联合,——这更是孙总理早年的主张。这是孙总理的理论。

  民族主义的理论,不是靠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努力而变成了事实了吗?!

  当然,努力的不仅是日本资本家,还有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东三省现在的“自治政府”,不都是当地“法定人民团体”的绅商推举出来的吗?日本攻打锦州的时候,锦州的商会——法定人民团体的领袖,正式请求中国军队退出,不必守城。这更是千真万确各报登载的事实。

  再则,现在的南京新政府,据说是“民治的政府”,是要“均权共治”的。这个政府已经规定了:(一)立法院、监察院委员之半数由民选分子充当,(二)由法定人民团体选举代表,组织国民救国会的国民代表机关。这些法定人民团体,首先自然是银行公会,现在的财政总长已经完全是银行界的人。其次是商会、同业公会,这些商会等,最近在上海公然反对反帝国主义的罢市罢工。再则就是法定的所谓工会,这些工会——资本家的走狗,也公然反对罢工。至于各地方的官办抗日会收贿作弊,破坏抵制日货,各地方商会等类的法定团体公然示威反对抵制日货,反对拍卖现存日货救济失业工人,反对筹措款项举行大规模的反帝国主义大罢工,那更是天天可以听见的事情。这些法定团体的民治主义,真正是十足的卖国的“民治主义”。这是事实。

  而孙总理说:“提出民权主义来建设共和国家,就是想免此争皇帝的战争”(而叫各派军阀“均权共治”),“中国学生得到了自由思想……便拿到学校内去用,于是生出学潮,美其名,说是争自由”;“而我们国民党向来主张以三民主义去革命,而不主张以革命去争自由”(所以不许学生、工人、农民、兵士争自由,不许罢课、罢市、罢工……)。这是孙总理的理论。

  三则现在的外交部长陈友仁[5]的亲信鲍明钤早已声明:中国应当应许日本:不在南满铁路之旁建筑平行路线,一切铁路可以中日合办,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满洲的“纷争”,而且可以“发达民生”。实业部长陈公博[6]宣言要来一个什么“五年计画”,“大大吸收外国资本”,开发实业,使“民生问题得以解决”。而上海的全国绅商领袖,更在主张请列强派人加入内债基金委员会,以“维持内外债信用,稳固金融,即所以安定民生,防御阶级战争之蔓延”。这些都是事实。

  而孙总理说过:“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便用不着”,“中国无产可共,中国只是要造产”。而大借外债来“造产”,又是孙总理的“建国方略”[7],这是有孙总理自己著的一大部书做根据的。这也就是中国地主资本家恭请国际共管中国财政的理论上的基本。

  总之,三民主义已经在次第实现了!

  中国广大的革命民众,也许大家已经知道,美国及国联是和日本一样要瓜分中国的了,也许大家已经知道,党国衙门是理应捣毁无所顾惜的了。可是,三民主义的真相,尤其是法定人民团体(地主资本家及其走狗)的决心卖国,——大家却未必见得已经充分明了。所以我特别来指出这一个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民众要救国,一定同时还要反对他们——反对地主资本家,而自己动手把中国夺回来!!

  原载1932年1月《中国与世界》第8期

  署名:樊梓

  注释

  [1]中东路,见本卷第145页注12。

  [2]熙洽(1883—1950),满族,姓爱新觉罗,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伪吉林省长官公署,任公署长官。伪满洲国成立任财政部部长兼吉林省省长。

  [3]宋庆龄的宣言,即1931年12月19日发表的《宋庆龄之宣言》。

  [4]见《孙中山选集》第675—67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陈友仁,见本卷第188页注20。

  [6]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人。中共“一大”代表,1923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加入国民党,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七一五”随汪精卫叛变革命。因对蒋介石独揽大权不满,同汪精卫、顾孟馀等人于1928年底在上海成立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为改组派首领之一。1931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精卫投敌。

  [7]《建国方略》,孙中山著,1917—1919年写成。内容分三部分:1.心理建设,即孙文学说,论述“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2.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提出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设计;3.社会建设,即民权初步,解释为实行民权而举行会议的手续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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