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革命的失败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问题|瞿秋白

德国革命的失败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问题

　　德国革命的失败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问题(1)——从苏联共产党第十三次大会到第十四次党务会议

　　俄国的十月革命开始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他紧接着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欧洲帝国主义战争之后，事实上把帝国主义的战争，变成了阶级的国内战争。前次帝国主义战争，本来就表现世界资本主义的根本危机；战争之后十月革命的成功，更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的开始。可是欧战之后，世界虽然已经走进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虽然已经开始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危机，然而社会主义的革命却暂时只在俄国胜利，在其他各国，例如德国、匈奥[1]、布加利亚[2]等却没有胜利。世界的资本主义，紧接着十月革命之后，除俄国外，只受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的袭击，却还没有被推翻。这个革命袭击的时期——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三年，就是所谓“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时期”。这个时期的终了，就要开始资本主义暂时局部稳定的“第二时期”；而“第一时期”的终了，却和一九二三年十月德国革命的失败[3]有密切的关系。

　　一九二三年的世界形势。　德国因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果，因为凡尔赛和约[4]的束缚（赔款、鲁尔等区域被法国军队占领），整个国家机体和国民经济受着极大的损害，工业衰落……所以德国当时正在极严重的经济政治的危机之中。当时德国不但工人有革命的情绪，就是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因为马克跌价而破产的，也有革命的情绪；社会民主党[5]的影响低落下来；德国共产党的影响却有极大的发展。可是，当时德国共产党的右倾分子（白朗德尔[6]等）占住了领导的地位，他们有极厉害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俄国共产党里面的反对派（托洛茨基、腊狄客[7]等）却赞助他们。德国——客观上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当时革命的情绪是有了，革命的形势也有了；然而德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右派却做了不少错误：统一战线是没有能够正确的去应用的，汉堡暴动[8]等的发动是零星散乱的，而且萨克森[9]地方德国共产党领导者的政策完全是妥协的；因此，德国这一时期的革命没有胜利。

　　这些错误，使德国工人阶级受着失败；这不但反映到德国工人的情绪，并且反映到俄国共产党一部分党员的情绪。再则：同时布加利亚的革命亦失败了[10]。布加利亚的共产党员不了解对于农民运动的统一战线策略，因此，自己固然受着极大的打击，农民的革命运动也受着了摧残。德国和布加利亚革命的失败，使俄国共产党里面动摇的情绪，也发露出来。

　　不久，列宁的死活动的机会；于是苏联共产党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反对这（一九二四年一月），更加给了托洛茨基派种机会主义动摇的斗争，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托洛茨基主义的活动，不仅仅反映着世界形势，而且更密切的反映着苏联国内的形势。现在，我们要来说列宁死后，一九二四年的苏联国内的问题。

　　苏联的劳动和工资的问题。　列宁死后，一九二四年八月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Plenum of Central Committee）提出了调节工资的问题来讨论。当时发见了工资的增加比劳动生产量的增加快得多，譬如说：一个工人每一天能够生产的纱的数目（所谓：“劳动的生产量”），从去年到今年，只增加了百分之十，而工人每天的工资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在以前（一九二二到二三年），这种情形是自然的，当时俄国共产党的议决案曾经说过：“这种工资增加得比较快的过程，在以前是不可免的，而且是合于规律的。这不但是不可免，而且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就有了后来迅速坚决的提高劳动生产量的可能。”但是，如果一直这样继续下去，那就这种工资的增加和劳动生产量的增加的不相称的情形，可以发生很大的危险——苏维埃国立的工业就要大大的亏本……因此，当时的中央全体会议决定一个口号：“增加劳动的生产量，扩大生产，减低工业品的价钱。全党一切力量和注意都要放到这方面来。”并且发出了这样的指令，说：“各种工业，各个工厂的工资的增加，应当严格的和劳动生产量相称，而且要和该种工业，该一托辣斯的来源相称，而且要和全部工业的来源及状况相称，要和全部工业的需要相称，要和工资的一般水平线相称，尤其是在重工业和交通事业之中。”因此，俄国共产党当时实行了许多办法：至少减低价格百分之十；轻工业之中有几种工业工资已经特别高的，停止工资的增加，使其他工资较低的工业——交通事业、铁矿，能够赶得上；实行正确的劳动合理化；改良技术上的设备；尽可能的完全运用整个的企业；工业的一般支出和原料、燃料等的化费，要最大限度的节省。……

　　赤色职工国际加入亚摩斯德丹国际[11]的问题。　这次中央全体会议并且讨论赤色职工国际可不可以加入亚摩斯德丹的黄色职工国际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那年（1924）夏天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上，已经研究过。所以当时在俄国共产党中央全体会议之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就是季诺维叶夫[12]做的。

　　对于“我们要不要加入亚摩斯德丹国际”的问题，季诺维叶夫直接回答说：“我们要加入。”他把这种策略，认为是革命战场上的一种战术。他用俄国红军打仗时候的战术来做比仿。俄国革命的国内战争之中，曾经有过一种马赫诺夫[13]军队，起初是仿佛站在红军和白军之间的（后来当然变成公开的反革命）。俄国红军有一个时期和这种马赫诺夫军队联合，去打白军。季诺维叶夫就拿这一件事来比仿，解释加入亚摩斯德丹国际的问题，他说：“这亦是一种应付手段。我们联合马赫诺夫军队，当然不是为着我们自己要去做马赫诺夫派，而是为着等到相当的时机，要做这么一回事——这一回事是什么呢？你们大家都知道的，用不着说了。”

　　共产国际之中，当时不但有右派，并且有“左”倾的幼稚病。共产国际的右派，是俄国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腊狄客、皮亚塔夸夫[14]）所赞助的，他们反对共产国际的这种政策。季诺维叶夫回答这些反对派说：

　　这班人把我们要渗入亚摩斯德丹炮台的政策，企图解释成为投降的政策。照他们说来，这是我们要和亚摩斯德丹结婚，仿佛是要放弃我们的根本立场了。

　　这些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当然是完全不了解布尔塞维克的争取群众的策略。然而季诺维叶夫自己（那时他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不久也跑到反对派方面去了，竟把自己骂这些反对派的话完全“忘记”了！——这是以后的话，现在暂时不提。

　　乔治亚[15]的暴动。　一九二四年秋天，乔治亚（高加索的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发生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是乔治亚的孟塞维克和民族主义者所组织的，他们有一个所谓乔治亚“独立委员会”，就是这次暴动的指挥机关。这次暴动，没有疑问的，是受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指挥和财政上的接济的。第二国际也是帮助了这次反苏维埃的暴动的，因为一九二〇年的时候，乔治亚的孟塞维克党组织了政府，叫做“若尔唐尼亚[16]政府”；后来，乔治亚苏维埃革命成功之后，这个政府逃在国外，一直和第二国际有密切的联系。

　　至于暴动的规模，却不能算小，他包括了整个的两县地方：古里[17]（就是沃袒尔葛德县）和谢纳克县，此外，还有几县有部分的暴动；总之，暴动爆发的地方，正是贵族王公遗族比较多的地方。

　　但是，譬如在古里地方，暴动竟有了农民群众的性质。

　　然而一般的讲来，这次暴动的经过，正足以证明：苏维埃的乔治亚国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国家（亚杂里斯坦[18]，亚白哈齐亚[19]，南沃斯第亚[20]）之间，后高加索的许多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确有完全一致的精神。这些自治共和国，不但能够防止自己内部反革命的发动，而且派出自己的军队来帮助邻近的乔治亚镇压反革命的暴动。这次暴动，固然暴露后高加索的苏维埃政权和党部，尤其是乔治亚的，政策上有许多缺点；然而这次暴动事件里面的许多事实，一般的指示出来：“俄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合于后高加索和乔治亚一切民族的利益的。”

　　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那次全体会议开会的时候，正接到乔治亚暴动的消息，因此，通过了好些决议：加紧苏维埃的社会工作，审查下级机关的工作，改良供给商品的机关，实行反对乔治亚贵族影响的残余，而对于乔治亚的农民公社，给以驱逐贵族出境，没收贵族财产的权力，把没收来的财产交给农民，使最大多数的贫农得到真正的利益。

　　苏维埃的积极化。　一九二四年秋天，发见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互相关系之中，有许多不好的现象。从“战时共产主义”的时期以来，在好些地方，余留下来对于农民施行命令主义的习惯，滥用强迫的办法，而事实上，现在正要用说服的办法去领导农民呢。农民的不满意，因为许多缘故而表现出来：饥荒时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结果，一九二四年的收成不好，俄国工业发展的迟缓，因而不能够完全吸收农民之中多余的劳动力。工业品价钱太高，合作社办得不好。下级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此外，有许多苏维埃的下级机关，不受群众的监督，任意的胡闹，不遵守革命的法律，——所有这些，都足以引起农民的政治上的不满意。

　　农民不满意的这些缘因之外，还要加上苏维埃选举事务的极端不好。地方上办理选举的时候，只顾着尽可能的多选共产党员，而不会推选社会上有信仰的农民来做苏维埃工作，不会吸引贫农、中农的全部群众来参加选举，而且积极的参加苏维埃机关的工作。这种情形之下，所以一九二四年秋天，农民参加选举的很少很少，大多数人民是没有参加的。

　　自然，俄国共产党应当很快的很坚决的来纠正农村政策的这些缺点。

　　一九二四年十月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开全体会议，这次十月的中央全会，就特别注意农村苏维埃积极化的问题。当时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省委员会、州委员会之下的农村工作委员会，要有系统的整顿自己的工作。随后就实行检查农村党部的工作，一切党报上面，加紧的讨论农村工作问题。后来，在一九二五到二六年，曾经为着执行这个决定，而检查了一批最不健全最薄弱的农村支部，为的是要消灭农村之中下级的苏维埃机关和党部机关的缺点；并且从农民之中推选了几万新的工作人员；特别办了许多种训练班和短期学校，训练乡区的党部书记、合作社人员、青年团、农务运动的工作人员、小学教员；党员和非党员都有参加这种训练的。并且从县党部以上，都设立农村巡视员，由农民和农妇担任，而尤其注意农村通信员的工作；此外，还派了许多最负责的人员，其中有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省政府主席、中央政府各部部长等等，到乡区和外县去工作两三个月。

　　所有这些办法，当然有极大意义，俄国共产党的农村工作因此有了一定的转变。自然，此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加紧的注意出版许多廉价的农民书报；更加谨慎的去做反宗教的宣传，禁止用行政的方法去干涉宗教的迷信；改良共产青年团的成份，吸引中农青年，尤其是贫农雇农的青年。这样，下级的苏维埃机关加强起来。后来，第十四次党务会议和第十四次党的全国大会，就更进一步规定好些经济办法，来更加巩固共产党在农村之中的影响。

　　托洛茨基的《十月教训》。　正在这种时候——列宁死后，西欧革命运动低落，俄国工业发展迟缓，工人政府和农民的关系需要改良的时候——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开始攻击俄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

　　一九二四年秋天，托洛茨基收集他的旧作——论十月革命的好几篇论文，出了一本文集，并且加了一篇序言，题目叫作《十月教训》。这篇《十月教训》是特别为反对当时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而做的。这篇序言是一篇辩论性质的文章，曲解十月革命的意义，捏造十月革命的经过，而对于工人阶级、共产党和他的领导者列宁在十月革命之中的作用，加以无耻的诬蔑。照托洛茨基的这篇序言看来：仿佛十月革命之中主要的作用是托洛茨基的，共产党却没有起什么作用；列宁呢，也要托洛茨基去劝他——仿佛是托洛茨基对列宁说了“可以暴动了”，然后列宁再有这样的决心。这篇文章完全曲解一九一七年斗争的经过，曲解那年四月示威之中和七月事变[21]之中列宁的作用。

　　托洛茨基在这一篇《十月教训》里面　企图复活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而要拿他来代替列宁主义。照托洛茨基说起来，仿佛不是他承认了自己政治路线的破产而归到布尔塞维克党方面来，却是列宁归到他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了。因为托洛茨基有了这样的出发点，所以他就说：二月革命[22]之后，布尔塞维克主义实行了思想上的“改换武装”。托洛茨基在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没有了解布尔塞维克的主义；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仍旧留在孟塞维克的营垒里面；他自然不了解列宁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因此，竭力想用他的“不断革命论”来代替列宁对于十月革命的观念。很自然的，托洛茨基的这本文集，大受一切共产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仇敌的欢迎。这本文集，各国都翻译了出来，重版了好几次；而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称赞托洛茨基的这本书，说这是“大家早就期望的书”。德文翻译本上，还有著名的共产国际叛徒莱维（Pau Levi）[23]做了一篇序——请一切和工人运动有关系的人，都要读一读这本书。为什么？——因为照《前进报》的意见：托洛茨基在这本书里面，“叙述他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和季诺维叶夫以及他的学生不相同的，并且用批评的态度，打碎俄国现在统治者的手段。”俄国共产党，自然不能够不对付托洛茨基的这种行动，因为那篇《十月教训》的文章，引起了严重的问题，就是：俄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否正确？托洛茨基说德国革命和布加利亚革命的失败，是因为共产国际领导得不正确。托洛茨基对于怎样才是各国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化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就是要教育他们——选择领导人材，使他们在自己的‘十月’之中不要动摇。”他这句话，是暗指着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24]等在十月革命时候反对暴动的动摇，而说他们这班人不配领导共产国际和共产党。

　　当时，布哈林[25]回答他的话是很正确的，布哈林说：如果十月革命时候不应当“动摇”，那末，一九一七年以前的革命之前的准备时期也不应当“动摇”，十月革命之后一样的不应当“动摇”，——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跑到取消派方面去；十月革命之后，托洛茨基一派的人在货币改革问题上，在经济政策上……都“动摇”过的。当时，俄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大家都写了很多文章，做了很多报告和演说，反驳托洛茨基，尤其是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因为托洛茨基那本书特别攻击他们两个人。可是，过了一年，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跑到了托洛茨基那边去，完全“忘记”了自己反对托洛茨基，指出托洛茨基的反布尔塞维克主义的文章和演说了。

　　最有系统的分析托洛茨基《十月教训》里面的错误，是史太林[26]，史太林说：以前托洛茨基主张所谓“左”的“不断革命论”，对于农民的革命作用估量不足，对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历史任务完全不了解；现在托洛茨基派曲解列宁主义，说列宁主义的理论在一九一七年实行了“改换武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精神，——这都是错误的。托洛茨基把俄国共产党的历史，描写得仿佛十月革命之后才开始的。托洛茨基竭力证明主要的布尔塞维克干部已经没有用了，必须根本变更党的领导，——这是他造谣诬蔑。

　　一九二五年一月，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特别为了托洛茨基的问题通过了一个议决案，指出托洛茨基这样不断的攻击布尔塞维克主义，使俄国共产党必须决定：或者抛弃铁的纪律，抛弃根据于列宁主义的完全一致的观点，或者就要永久禁止这样的攻击。

　　这次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中央全会，特别指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举动，对于国内一切反苏维埃分子和动摇分子，等于是团结起来反对俄国共产党政策的信号”，“这是对于布尔塞维克主义的修正主义，这是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这次一月的中央全会，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等是参加的，他们对于托洛茨基问题的决定，是赞成的！当时对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估量就是：“托洛茨基主义是假造共产主义去接近所谓‘欧洲式的’伪马克思主义，就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

　　当时托洛茨基的行为，的确是破坏工人阶级的纪律，挑拨农民的感情，动摇苏维埃海陆军的军心——因为他是苏联政府军事部的部长和苏联革命军事评议会的主席；他并且还提倡一种说法，说革命的老前辈，“老布尔塞维克”已经腐化，只有青年的后辈，才有革命的进取精神，——他这样引诱青年去做“老辈和后辈之间的斗争”，这当然是反列宁主义的。一月的中央全会把这几点都规定在议决案里面，并且说：俄国共产党全党都要求托洛茨基停止反对党内极大多数的斗争；共产国际全体亦已经觉察俄国共产党里面一个极著名的党员，正在妨碍共产国际各国分部的布尔塞维克化。可是，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俄国党中央全会对于托洛茨基只给了最严重的警告，说“要做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就一定要不但口头上服从纪律，而且真正的遵守纪律，完全无条件的抛弃反对列宁主义思想的斗争。”那次会议只决定撤消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评议会主席的职务，当然也就撤消军事部长的职务。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里面，又发生新的不同意见：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主张只要撤消托洛茨基的军事工作，而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等主张立刻撤消托洛茨基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少数人，因为自己的主张通不过，所以就用许多手段想取得多数。共产青年团里面赞成季诺维叶夫主张的人，就在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里提出他们的意见，想经过青年团中央通过之后，再向党的中央提出，要求重新讨论。可是，在青年团中央，这种意见仍旧没有通过；于是季诺维叶夫就在列宁城企图组织第二个共产青年团的中央。当时，列宁城青年团正在开列宁城区域的青年团会议，季诺维叶夫等便设法请了许多其他地方省委、区委的代表到会——青年团中央是并没有知道的；自然，季诺维叶夫请这些人到会，是运动他们继续反对史太林等——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那时候，已经在各地，地方党部，市区区委等里面，准备着反对党中央的多数派，说他们宽容托洛茨基派。后来，很快的就发见季诺维叶夫派和苏联党中央之间日益深入的思想上的不同意见。

　　这样，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党务会议之前，已经开始季诺维叶夫派的活动。所以一九二五年，可以说是季诺维叶夫和加美尼夫离开党的路线的开始时期，也就是所谓“新反对派”开始形成的时期。

　　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党务会议。　第十四次党务会议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开的，极致细的讨论了党内组织问题、合作社问题、农业税问题、五金工业问题、革命法律问题、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问题。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就已经是“一个国家里面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了。

　　这次会议的议决案说：“我们党现在的中心问题，是要注意实行无产阶级对于农村的正确指导的任务。”为什么这是中心的任务呢？因为好些“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有害的残余，还在妨碍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正确指导；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领导，那么，无产阶级国家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力量：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联盟，就不能够保存；而没有这种联盟，社会主义的建设，就要成为不可能的。

　　俄国当时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有好些矛盾。那次党务会议的议决案说：“这些矛盾在无产阶级国家里面，并不是不能够克服的，只要能够正确的实行国家对于物价的经济上的调节办法，只要国家尽量去赞助基本农民群众的恢复农业经济。”“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使农村之中的这些矛盾，在经济上，以及在政治行政上，都更加剧烈起来。所以必须消灭“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必须“吸引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如果不能够使工人同着农民来实行伟大的建设，那么，决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

　　无产阶级国家对于农村的方法是什么呢？第十四次党务会议所规定的是：“苏维埃的积极化（以及合作社农民委员会的积极化），真正广泛的推选无党的农民农妇到各级苏维埃、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会、合作社，以及其他机关里来，担任负责的工作；当然，同时改良农村之中的党的工作，加强苏维埃国家各种机关里面的共产党的影响。这次会议，并且指出许多具体的工作方法：关于苏维埃之中的、关于工会之中的、关于青年团的、关于合作社的、关于农妇代表会议的等等。专门创办了一种《农村共产主义者》的杂志，训练农村之中的党部工作人员，并且设法改良农村之中党部工作人员的经济状况；决定要吸引雇农、贫农、中农到农村之中的党部里来工作，以便革新并且充实农村之中的党部机关。因此，决定雇农、自耕农和工农出身的红军兵士进党的时候，介绍人只要两个两年以上的党员。以前有许多地方的雇农和农民愿意进党，可是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进，因为他们那里没有党部。这次决定派出许多有资格介绍农民入党的党员，到这些地方去，去调查愿意加入党的农民雇农的情形。

　　第十四次党务会议上的合作社问题。　列宁的合作社计画——本来是用最简单的方法，农民所懂得的方法，去引进小农经济来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个计画对于现在的俄国，一年一年的更加有起实际的意义来了。俄国的合作社，日益包括更广泛的农民群众；各种各式的合作社从各方面去联络农民的经济行为，而一天天的几乎成为个个农民都加入的团体了，所以他不但造成农村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并且使农民的积极性得着了出路。

　　第十四次的党务会议，特别着重的说明：“必须使农业人民的一切阶层都有权利参加合作社。”后来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的“新反对派”就说这是对富农让步。其实，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当时就预先防止到了这种危险：因为富农分子经济能力比较的大，又有一些行政上的经验（以前的村长、乡区的班头、商人等），可以在合作社机关之中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那次会议同时就决定：——“为着保障大多数农民在合作社里面的指导影响，各种合作社必须在自己的章程上，规定限制明显的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干事会的条文。”固然不错，就是有了这种限制，中农之中的富裕分子仍旧可以在许多合作社机关里面发生决定一切的作用。然而，苏联共产党是明白的：如果把中农从合作社方面推开，那在政治上是很有害的。这反而可以使中农去亲近富农。苏联共产党的政策是：使中农不和富农联盟，而在农村的贫苦人民方面来和无产阶级联盟。苏联共产党对于各种合作社的政策和办法是：发展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根据农村商品的发展，而巩固一切合作社，把多余的农产品加以制造，发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农业，就是各种集体农场、农业公社，广泛的供给农民群众以生产资料（机器、化学肥料等等），——所有这些办法，都加强了苏维埃对于“个别的散漫的农民经济的生产过程”的影响。

　　当时苏联共产党已经决定：必须比以前更加注意农业的集体化。然而必须先改变以前的组织方法：以前各种集体农场、共耕公司、劳动公社、农业公社，很久都去当做消费组织去办的，现在特别着重的说明：这些组织应当发展自己的商品，亦用“经济计算”的原则，——所谓“经济计算”的原则，就是要计算收入支出的相抵，并且要竭力去增加收入，整顿支出，日益改良。

　　同时，认为必须提高农业的技术；而在田地经营的工程方面，应当首先满足实行集体农业的农民的需要。

　　中央和地方的农业银行，以及农业信用协会的一般信用事业，加了一番整顿。并且实行了好些办法，使国家在乡村之中的采办机关，有了更加正确的工作方法。

　　而且这次党务会议又整顿了手艺合作社（农民副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的工作。极广大的手工业者的群众，被吸引到了合作社运动里面来，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自然，应当知道：就是在副业合作社的名义之下，亦仍旧有时候有些私人资本家和企业家暗藏着。然而并不能够因此就变更无产阶级国家对于手工业的政策——手工业和农民的各种副业正应当用合作社的方法去发展，俄国农民副业和手工业的出产品，对于国内的城市和农村市场，都很重要，而且最近几年来，已经成为国外贸易的出口品（例如皮货、手艺制品等等）。所以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这个决议，经济上的意义是很大的。

　　农业统一税的问题。　第十四次党务会议，对于农业统一税，有一个新的决议——农业统一税的总额大大的减少了。国家对于某几种纳税人，竭力设法减轻他们的负担：首先就是贫农和一部分中农。这个目的，是在于使贫农、中农的群众愿意去改良农业，并且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线，增高农家的技术程度，更加多用机器，多种“原料植物”（棉花等等），而且使农业之中的资本积累，更加容易些。因此，农业统一税的全国总额，减少到280,000,000卢布。不但如此，苏联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从农业统一税的收入之中拨出100,000,000卢布，归作各乡区的经费，为的是加强乡区，帮助乡区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而第十四次党务会议，对于政府的这种决定，表示完全的赞成。

　　这里，我们特别着重的说明，因为这个政策的意义，的确在于使私人资本的积累更加容易些。第十四次党务会议决议的意思，本来是认为当时必须使农民容易发展他们的经济，就是要有充分的工具、机器、播种的牲畜和各种种籽等等。这就是资本积累，这就是农民的发财；没有这个条件，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自然，当时俄国共产党的政策，是要发展合作社，发展私人经济的集体化，并且把私人经济的资本积累也引导到农业的合作社化和集体化的轨道上去。

　　布哈林却提出一个“大家发财罢”的口号，想出一种“富农生长到社会主义里面去的”的理论。当时布哈林派的史列普夸夫，在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杂志上，说到“新经济政策[27]的扩大”。俄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这种对于党的路线的解释，是错误的。所以发出这种言论的人曾经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后来（1929—1930年），俄国共产党的右派（布哈林等）重新又提起这种错误的观点，这是和俄国共产党“农村集体化”的政策及路线互相矛盾的。所以我们应当知道：一九二九年前后右派的立场，是和布哈林在第十四次党务会议之后所想出的“富农可以生长到社会主义里面去”的理论，有密切的联系的，——当初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是后来右派整个机会主义立场的根源。可是很明显的是：布哈林曲解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政策，是他个人的错误，是他一派人的错误；至于第十四次党务会议政策的本质却并没有错误的。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决议是说：“奖励并且保障农民积累内部的健全积累的过程，同时，改良农村税收的制度，以阻滞富农分子的生长。”这种决议，是当时一致通过的，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和托洛茨基，在那次党务会议上并没有起来反对。

　　当然，在俄国共产党的许多论文书籍里面，对于这个路线的解释，也有些不正确的措辞。

　　一九二五年初，托洛茨基主张：“扩大农村之中商品资本主义关系的范围。”托洛茨基当时竭力主张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以便发展农村之中的生产力”。托洛茨基说不必把“富农”的名称去称呼富农。可是过了没有多久，托洛茨基忽然出来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是在“农村之中扩大新经济政策”。这真是“张冠李戴”了。并且托洛茨基就在骂苏联共产党的那次演说里面，自己还说：“我们或者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而阻止农村之中生产力的发展，或者在现在阶段放任农村之中生产力的发展，就算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去发展也是好的。”（托洛茨基：《论我们的新任务——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在札波洛齐党部全城会议上的报告》。国家印刷局出版，一九二六年，第十九页）

　　一个国家里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党务会议另外有一个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议决案，这是非常重要的议决案，这个议决案说明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的任务。为什么这个议决案非常重要呢？——因为国际革命的速度表现迟缓的现象的缘故，所以就讨论到资本主义稳定和苏联命运的问题。这是第一次郑重讨论“资本主义稳定问题”的议决案，也是第一次郑重讨论“一个国家里面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议决案。这个议决案的草案，是季诺维叶夫提出的，当时他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关于“一个国家里面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是在第十四次党务会议上就通过的（一九二五年四月），是季诺维叶夫自己所提出的草案里面就说到的。这个决定通过之后，就成为全党的主张，后来俄国共产党全党一直没有放弃这种意见。这个理论，可见是在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五年九月）之前，就正式决定的。但是，到了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大会的时候，发见了季诺维叶夫等的“新反对派”，他们说这个“一个国家里面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理论是狭隘的民族成见，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这真正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并不是俄国共产党的大多数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季诺维叶夫等反对派自己违背了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决定。

　　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议决案里面，首先特别着重的说明：当时欧洲没有“直接革命形势”，然而一般讲来，“革命形势”无条件是仍旧保持着。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的问题，说：“一方面在资产阶级的欧洲，有部分的资本主义稳定，别方面在苏联，国民经济里面的社会主义成份却正在加强，国家工业正在发达，这是没有疑问的。”这种情形，造成一种相当的形势。因此可以希望：“苏联就是用自己的力量……也能够继续发展自己的经济，继续做世界革命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而帮助别国工人准备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共产国际根据列宁所说明的“政治经济之发展的不平衡”公律，特别着重的指出：列宁说的社会主义可以先在几国，甚至于先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面胜利——是正确的。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议决案说：

　　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这种先在一个国家里面胜利，不但可能，而且在极有利的环境里面（在国际无产阶级相当的赞助之下），这种先在一个国家里面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够保持，能够长久的巩固下来——就算国际无产阶级的赞助没有表现在别国之中，直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也是能够持久的。

　　这种说法正是直接针对着托洛茨基理论的答复。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没有别国革命的爆发，先在一个国家里面胜利的革命不可避免的要失败，而且照他的意思，必须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里面爆发革命，然后再有用处。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议决案还说明白：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是绝对保障不会有资产阶级关系的复活，这是一个问题，而建设社会主义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必须分开。那个议决案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就是绝对保障不会有资产阶级关系的复活，——这的确只有在国际范围之内才有可能（或者在几个决定一切的国家里面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

　　可是，同时，第十四次党务会议提到列宁对于上面所说的意思曾经有修改和补充的地方。所以党务会议的议决案，就接下去说，照列宁一九二一年说的话：

　　十年二十年有正确的对于农民的关系，那就可以保障全世界范围的胜利（现在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是在发展，可是，就算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受到了阻碍，这种保障还是有的）；不然呢，就要受着二十年四十年的白党恐怖屠杀政策的磨难。

　　党务会议的议决案接着就说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意思就是并不因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里面才有可能，就可以说：“在俄国这种国家，没有经济上、技术上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帮助，就没有可能去建设完全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反驳托洛茨基的说法的。托洛茨基的意见，认为“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发达，只有在欧洲最重要国家里面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才有可能”（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说的话），——这种说法，第十四次党务会议认为是“要使苏联无产阶级在现在时期采取定命主义的消极态度”。再则，第十四次党务会议就发展列宁的“合作社计画”，说明在苏联一个国家里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这里，我们只要注意列宁“合作社计画”的主要意思：是认定俄国这种国家已经有建设完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必要的前提。

　　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问题，第十四次党务会议那个议决案里面，特别有一条，专门指出俄国党和托洛茨基主义不相同的意见：

　　党和托洛茨基的争论，是策略的问题——就是现在世界革命发展迟缓的时期，共产国际的策略应当是怎么样的？

　　托洛茨基同志过分估量英国和美国的接近，因此他就不得不认为，必须重新审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他的意见引起“超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同时，托洛茨基和腊狄客同志，以及他们最接近的同一意见的人，完全赞助德国白朗德尔一派在一九二三年的策略，——这一派人，企图把统一战线的策略解释成为联合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路线和托洛茨基主义不相同的地方。

　　这样，在一九二五年秋天的时候，俄国共产党已经很精确的说明和托洛茨基派不相同的意见。所以后来季诺维叶夫、加美尼夫和他们一派的人，跑到托洛茨基派方面去，反而来攻击俄国党中央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的时候，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权利责问他们：第十四次党务会议的那些议决案是大家一致通过的，季诺维叶夫等等也是赞助的，也是站在中央大多数一方面反对托洛茨基的反对派的，现在究竟是谁违背了党的议决案，究竟是谁变更列宁主义的策略，究竟是谁修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究竟是谁不正确的解释统一战线的策略，——解释成为应当和社会民主党去组织联合政府的策略呢？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是季诺维叶夫等投降了托洛茨基主义。

　　自然，俄国共产党在那个时候已经看见另外一种危险，就是有一部分同志可以认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里面也是可能的，那么，就可以不必顾到国际革命的命运。再则，俄国共产党的个别党员，也许真正会有狭隘的民族成见；或者有些同志简直认为最近期间国际革命的发展是没有希望的了，因此就消极起来。俄国共产党对于这一类的倾向，时常给以极坚决的打击。俄国共产党是决不会有这种观点的。

　　注释

　　[1]匈奥，即奥匈帝国，1867年由奥地利和匈牙利统治阶级在奥地利帝国基础上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散。

　　[2]布加利亚，今译保加利亚。

　　[3]指汉堡起义。1923年1月，法、比军队占领鲁尔，德国出现革命形势。10月23日，在恩斯特·台尔曼的领导下，汉堡工人响应德共中央号召，发动起义，占领警察局，构筑街垒，与反动军警激战。但由于当时操纵德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分子布兰德勒又通知各地取消起义，使汉堡工人孤立无援，被迫于25日退出战斗。

　　[4]凡尔赛和约，全称《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为一方，和以战败国德国为一方，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

　　[5]社会民主党，原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2年12月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该党早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怀下，对德国工人运动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背叛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帝国议会中投票赞成政府的军事预算，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发动侵略战争，以致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战争工具。

　　[6]白朗德尔，今译布兰德勒。见本卷第59页注11。

　　[7]托洛茨基，见本卷第29页注瑏瑠。腊狄客，今译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1885—1939）。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后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1937年被控叛国罪，判刑10年。

　　[8]汉堡暴动，见本文注③。

　　[9]萨克森，德国的一个州。

　　[10]1923年6月，保加利亚国内建立法西斯政府，大肆镇压革命活动。9 月14日，在保共中央号召下爆发了全国大罢工。9月22—23日，保共中央进而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推翻法西斯政府，建立工农政权。9 月30日，起义失败。

　　[11]亚摩斯德丹国际，即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又称国际工会联合会，1919年7、8月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成立。该组织为各国右翼工会领袖所把持，长期同赤色工会国际相对抗。1945年10月世界工会联合会成立后宣告解散。

　　[12]季诺维叶夫，今译季诺维也夫。见本卷第31页注24。

　　[13]马赫诺夫（Mahnov，1889—1934），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乌克兰反革命匪帮头子。

　　[14]皮亚塔夸夫，今译皮达可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1937），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3年后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分子，1927年，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1988年平反。

　　[15]乔治亚，今译格鲁吉亚。

　　[16]若尔唐尼亚，今译普洛列塔利亚，俄文пролетариат的译音，意为无产阶级。

　　[17]古里，今译哥里，为格鲁吉亚共和国的一个市。

　　[18]亚杂里斯坦，今译阿札尔。

　　[19]亚白哈齐亚，今译亚美尼亚。

　　[20]南沃斯第亚，今译南奥塞梯。

　　[21]七月事变，指1917年7月3日（公历7月16日）俄国资产阶级政府镇压工人群众游行示威的事件。

　　[22]二月革命，见本卷第188页注23。

　　[23]莱维，今译列维（PaulLevi，1883—1930）。早年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曾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0年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合并，他被选为两主席之一。1921年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24]加美尼夫，今译加米涅夫。见本卷第31页注25。

　　[25]布哈林，见本卷第30页注16。

　　[26]史太林，今译斯大林。

　　[27]新经济政策，苏联在1921—1925年实行的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为了区别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旧政策而得名。它的主要措施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大力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并以租让、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和商业中完全占了统治地位，新经济政策于1925年结束。

　　(1)本文和下面的《苏联发展的总路线和新经济政策的重新估计》，曾由作者编为《英雄死后》（一），迄未出版。这里根据中央档案手稿刊印。手稿未注明写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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