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政策和立宪政策|瞿秋白

流氓政策和立宪政策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满洲以来，中国当局的真相一天天的露出来。民众的热血沸腾！虽然这四年来，血已经流得不少，可是，民众的血是流不尽的。民众的血终究要洗清地主资本家的狗窝，终究要冲掉日本帝国主义的枪炮和军舰，冲掉一切帝国主义的压迫。

　　当局的党国实在坍台坍得不堪了。党国的衙门，在上海，在杭州，在太原……最近都给民众捣毁了。请愿的恭顺游行，变成了全国的示威的风潮。

　　平常的拿手好戏——屠杀政策，一时竟有点儿难于奏效。固然天天还在搬演着这种老戏，可是，实在不大够用了。于是乎又做出些新鲜花样——流氓政策。指使流氓来硬打硬捉，玩出那种法西斯蒂的老手段，这仿佛是“进一步”，其实是退一步。本来有本事就要摆出尊严的党当局和国当局的面孔，正式的来维持卖国特权，用正当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来惩办违反无抵抗主义的“暴徒”，反抗屠杀政策的“匪类”。现在却暗中指使流氓出来殴打、绑票。这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事后可以推诿，说是出于“误会”、“私人冲突”、“激于义愤”，而实际上达到杀人捉人的目的。假如有胆量杀这些人，捉这些人，那又何必耍这一套把戏。所以流氓政策，正是最卑鄙、最龌龊、最懦怯、最无耻的手段。上海当局用了这些手段，这是没有疑问的事实。上海学生群众在市政府设立的临时民众法庭审判的结果，已经完全证明这个事实。上海当局的所以要用这种手段，就足见当局卑鄙懦怯。也正因为事前用的是这种流氓手段，所以事后（看见民众革命的愤激还有相当的组织和实在的行动力量），上海市长张群[1]还有可能否认，说他“虽为一市之长，而竟未参预密谋”。如果捉拿学生代表是由公安局长正式拘提的话，那么，市长能够否认，能够转圜，能够趁势暂时收篷得如此之容易吗？当然不能够。所以流氓政策，正是当局退一步的表示，已经有那么大的力量可以公然拘捕屠杀了。但是，这同时也是“统治技术”的更加进步更加巧妙的表现。

　　革命民众要了解这种“巧妙”，要防备着这种“巧妙”，而且要预防着还有“更加巧妙”、“更加新鲜”的把戏搬演出来。

　　本来，流氓政策的手段在党国能够算得新鲜么？当然不能够。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就曾经有过一个所谓“狼虎成群的时期”。从那时候起，全国各地方，尤其是每个工厂的门口……除机关枪、手枪大队、站岗、巡捕、警察之外——还天天发生着这种流氓政策的事实。对于学生，这也许是新鲜的，可是对于另外的许多中国人，这早就不是新鲜的了。因此，从流氓政策大规模应用的时期算起，再看种种事实发展的趋势，我们似乎可以说：“流氓政策与党国同其终始”了罢。

　　而尤其重要的是：当局——南北东西的一切种种当局，前前后后的一切派别的当局——正在想法实行一种更加巧妙更加新鲜的把戏。首先只要看看“成群的狼虎”忽然在上海发起改进党务了。后大椿[2]的贿案还没有下落，他已经同了许多人出来改进党务，要求彻查吴开先[3]派主持的反日会账目等。这里当然暴露出：“这一伙儿里面没有一个清白的”，好像《红楼梦》上说的：“宁国府里除出石狮子，没有一个干净的”，所以互相揭发，臭毛坑越淘越臭！可是，只要想想：连这一类臭气冲天的人物现在都出来“改进”、“革新”、“扩大民治”，那就可以知道另外一套更新鲜更巧妙的把戏是什么？

　　这把戏就是立宪政策。当年还有决心去刺摄政王的汪精卫[4]先生，曾经说过清朝的筹备立宪，目的是在于扑灭革命，巩固专制，更巧妙更新鲜的实行“宁赠友邦，勿与家奴”[5]的政策。因此，现在的汪精卫大人“深明此种大义”，自然是“当仁不让”，来耍一套似是而非的立宪政策，做了立宪运动的领袖。哈哈哈！

　　一切绅商人等，看着党国坍台坍得如此糟糕，自然都想赶紧想法救党国的命。救命的方法，就是在屠杀政策、流氓政策之外，外加立宪政策一枚。请看，上海学生被打和十二月十三日四五万民众的大示威[6]之后，绅商虞洽卿[7]等招待学界谈话，绅商王汉良、后大椿等发起改进党务会，而南京政府的所谓“国难会议”[8]的筹备，汪精卫先生等的所谓“国民救国会议”的号召[9]，都特别加紧的摇旗呐喊。蒋介石的下野[10]，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的准备等等宣传得特别起劲。目的都是一个：请民众不要性急，现在所谓个人独裁要取消了，卖国外交仿佛就没有了，一切都要好了，大家安心等待着：“训政快要结束，宪政就要实现”，不用革命罢！

　　即使退一千步来说：宪政居然实现，那么，卖国条约还可以由所谓“代表民意”的猪仔国会[11]来订立，屠杀政策和流氓政策还可以用“全国民意”的名义来执行。这定不是真正新鲜巧妙吗？至于所谓“国难会议”、“国民救国会议”，其实还不过是摄政王诸葛亮之下的咨询机关，好比前清的资政院[12]，——现在的当局，却想用这些东西来欺骗，来维持地主资本家的卖国统治。

　　但是，立宪政策也只是绅商大人的一厢情愿的欺骗手段，民众会相信吗？不会的。民众要团结，要斗争，要达到建立真正自己的政府的目的！

　　原载1931年12月26日《中国与世界》第4期

　　署名：樊梓

　　注释

　　[1]张群（1889—1990），字岳军，四川华阳人。1930年任上海市市长，1931年冬因上海学生发生学潮，被迫辞职。

　　[2]后大椿，当时任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抗日战争时期投靠汪精卫政权。

　　[3]吴开先，江苏青埔人。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第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投靠汪精卫政权。

　　[4]指1910年汪精卫等在北京谋刺清摄政王载沣。

　　[5]此语最早见于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卷三所引清军机大臣刚毅的话，原文为：“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常语人曰：‘改革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也，吾有产业，吾宁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也。’”后演化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

　　[6]1931年12月9日，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代表许秀岑、中央大学学生江学乾，在上海向各界报告南京当局镇压北大请愿学生真相时遭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武装便衣绑架，引起公愤。12月13日，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召开全市市民示威抗议大会。

　　[7]虞洽卿（1867—1945），名和德，浙江镇海人。买办资本家。1924年起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一贯支持蒋介石的政治活动。

　　[8]国难会议，1932年4月7日至12日在洛阳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会议议决“对日交涉”、“全力剿共”等方针，否决了爱国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提出的民主宪政的要求。

　　[9]1931年12月10日，汪精卫曾通电发起组织国民救国会议。

　　[10]蒋介石下野，见本卷第219页注①。

　　[11]猪仔国会，见本卷第64页注④。

　　[12]资政院，1910年10月清政府预备立宪期间设立的中央咨议机关。它名义上可以有议定预算、决算、税法，制定法规和弹劾大臣等权，实际上是清政府的御用机关，议决事项都必须奏请皇帝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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