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两个四全大会|瞿秋白

国民党的两个四全大会

　　——反革命的大竞赛（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

　　中国国民党的两派，南京派和广东派，最近都开了所谓第四次的全国代表大会[1]。国民党到了现在，至少已经死了一半，剩得个僵尸似的政党，内部分裂成了无数的小团体小派别，互相倾轧排挤。这表现着什么？这表现着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各派，各自附属于某一帝国主义，各自把持着某一个码头，某一块地盘，或者各自企图着夺取别派的码头和地盘——他们绝对的不能够统一，也绝对的不能够和平。南京派和广东派不过是两个大派别，每一大派之中还有许多小派别。南京的四全大会之下发现好些某某护党大同盟、某某护党救国联合会等。选举中央委员和监察委员的时候，某某省的主席，某某地方的大军阀，都拿出钱来大开宴席，包赁私娼，实行贿买代表。简直和当初北洋军阀时代[2]的猪仔国会[3]，一般无二。广东的四全大会，更公然的分裂，汪精卫[4]派，胡汉民[5]派，西山会议派[6]等，到现在还在纷争不已：退出会场的退出会场，宣布戒严的正在把持。这又像当初什么护法国会[7]里的政友系[8]、大孙系[9]、小孙系[10]的打架，所有这些，都充分表现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分崩离析。

　　自然，这也是中国革命的工农运动发展，苏维埃革命的进展的反映。日本的进兵满洲，国际列强的加紧准备战争，——反对中国革命，进攻苏联的战争，使他们在中国的走狗——地主资产阶级的各派都格外忙乱起来。工人阶级所领导的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正在剧烈的开展出来。所以地主资产阶级的各派都抢着表现自己的“本领”，大家很起劲的比赛着，谁是帝国主义的最有用的走狗，谁是最有屠杀本领的刽子手，谁是最会欺骗民众的骗子，……目的都是在重新瓜分中国的形势之下多抢着些好地盘。总之，南京和广东的两个四全大会，是个走狗比赛的跑狗场！这真是“反革命大竞赛”的拿手好戏。

　　第一种竞赛，是卖国的竞赛。南京四全大会的时候，蒋介石、戴季陶[11]、于右任[12]等等领袖，对于“外交方针”是一句清清楚楚的话都说不出来。可是，内幕的秘密谈判一天天的显露出来：过不了几天，卖国老手的顾维钧[13]就署理了外交部长，中国当局自己提议恭请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军驻扎到锦州一带，在中日之间设立所谓中立区域。广东的四全大会之下，就有陈友仁[14]的外交方针的宣言，这宣言虽然说得隐隐约约，可是主要的意思是掩盖不了的；就是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权，答应满洲的一切铁路都由中日合办，答应日本享有满蒙土地的商租权……这样“立刻可以恢复中日亲善”。自然，这是南京和广东互相抢着表示“信任国联”[15]，抢着投降日本。他们对于外交问题的一些空话是一钱不值的；南京和广东的四全大会的对外政策，实际上只是卖国竞赛罢了。

　　第二种竞赛，是屠杀竞赛。南京的四全大会之前，蒋介石曾经调了三十万大军“御驾亲征”的去进攻红军。南京统治之下，天天屠杀革命的工农和共产党员，用尽了一切卑鄙龌龊的手段。可是，三十万大军不能够消灭红军。因此，四全大会上许多鄂、豫、赣、湘的豪绅地主代表，很起劲的商量着第四次、第五次进攻红军的计划。广东的四全大会呢？他们正为着蒋介石打不了红军，大声疾呼的申斥他的这个罪状。所以广东的四全大会特别提出“铲除赤匪”的议案。当然，广东统治之下的革命工农，也在天天的被屠杀。这两个大会上的“剿赤呼声”，无非是互相抢着表示自己的屠杀本领，压平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本领。这是国民党两大派的屠杀竞赛。

　　第三种竞赛，是欺骗竞赛。南京的四全大会，正碰着日本军队大举进攻黑龙江的时候，蒋介石居然声言“立刻北上”，仿佛真要“为国牺牲”，对日宣战似的。于是乎广东方面的张发奎[16]也就大发宣言，说要赶到满洲去抵抗日本。这些装腔做势的丑态，居然可以欺骗中国的市侩，可是也不过三四天。至于工农群众实在看得太多了，杀掉他们的头，也是不容易相信的。至于蒋介石的什么和平统一，汪精卫的什么民主政治，南京的什么经济建设，广东的什么整理财政，……都是一派胡说，完全想欺骗民众的。南京和广东的国民党军阀政客，他们能够实现什么统一民治，能够“按照预算整理财政”，能够实行“交通经济之建设”么？！这完全只是双方抢着欺骗民众的欺骗竞赛。

　　南京和广东的这种反革命竞赛，就是两方面拚命的挣扎，抢着做帝国主义的走狗，请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看看我们这一派能够“讨平赤匪”，能够骗得民众镇静而无抵抗，能够适应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政策。他们两派互相竞争着，正因为他们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孙文的三民主义；按照这个孙文主义，应当依靠外国资本来发展中国，所以要请联军共管和英、美、法、日来瓜分中国；按照这个主义，民众是阿斗，党国要人是诸葛亮，所以一切政权要归党国要人，而要求政权的民众应该被屠杀；按照这个主义，“民族高于一切，工农阶级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所以应该严禁罢工怠工，杀戮工农群众，还要用刀搁在工农的颈项上，叫他们努力增加生产效率。这个共同的基础——孙文的三民主义，在两派的四全大会上，都同样的发扬光大了！

　　可是，南京和广东的两派国民党在反革命的共同基础上的这种竞赛，也正表现着反革命营垒的分崩离析。表面上，两个大会是为着所谓和平统一而开的。但是，事实上是在准备战争。蒋介石的四全大会闭会辞里，说什么岳飞出征，秦桧在后面掣肘，他对着请愿学生说，对日本要战要和都得“先安内然后攘外”，说广东政府不取消，无论和战在外交上都是没有办法。这明明是准备着打仗，明明是企图要人家赞成他进攻广东的一班“秦桧”。可是，广东方面也同样的聪明，广东的四全大会也说“必先安内然后可以攘外”，所以议决要讨伐独裁军阀的蒋介石。这都是军阀混战的先声。两派反革命的国民党，正在从“和平的”走狗竞赛，走向抢夺肉骨头的“走狗打架”。这就是国民党的两个四全大会的“意义”。

　　原载1931年12月10日《红旗周报》第26期

　　署名：范亢

　　注释

　　[1]1931年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1月18日至12月5日，胡汉民和汪精卫也在广州、上海举行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就是国民党两派——南京派和广东派同时召开的两个四全大会。

　　[2]自袁世凯取得大总统职位，北洋军阀集团控制中央政府和全国大多数地区，至1928年奉系军阀倒台为止，史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3]猪仔国会，即曹锟国会，见本卷第64页注④。

　　[4]汪精卫，见本卷第58页注⑧。

　　[5]胡汉民，见本卷第145页注13。

　　[6]西山会议派，见本卷第186页注⑨。

　　[7]护法国会，即非常国会。1917年8月，150余名国会议员响应孙中山拥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的号召，在广州开会，组织护法军政府。因不足法定人数，故称“非常国会”。

　　[8]政友系，即政学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张耀曾、李根源、钮永健、谷钟秀等为代表的一个官僚政客集团。1917年南下参加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同国民党右派联合，勾结西南军阀，掣肘孙中山。

　　[9]大孙系，即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派。

　　[10]小孙系，即以孙洪伊为首的一个派系。孙洪伊（1870—？），天津人，字伯兰。曾任直隶咨议局议员，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众议院议员。1914年反对袁世凯解散国会图谋帝制。1916年11月在上海组织“宪法商榷会”。1920年直皖战争后在旧国会中被称为“小孙系”首领。

　　[11]戴季陶，又名戴传贤。见本卷第144页注⑧。

　　[12]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陕西三原人。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民主革命活动，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13]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江苏嘉定人。1919年和1921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曾担任国际联盟执行委员。1922年至1926年先后担任北洋政府的外交部长、财政部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李顿国联调查团。

　　[14]陈友仁，见本卷第188页注20。

　　[15]国联，见本卷第193页注②。

　　[16]张发奎，见本卷第187页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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