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瞿秋白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1)（一九三一年一月）

　　我所应当说的是很多，可是会议所容许的发言时间是很少的，因此，我只能概括的说。

　　政治局所提出的草案[1]，我是完全同意。忠发同志报告[2]又详细的阐发草案里某些问题的意义。忠发同志指出我特别负责以及我的错误：——指出这些原则性质的错误和路线上的问题，指出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立场和对国际代表意见的不尊重，——我负有特别主要的责任。我郑重的向四中全会承认这种错误和责任。恩来同志的发言之中又指出我在莫斯科时候对于派别斗争的错误立场，以及这个和我最近错误的联系，我是完全承认的。对于这些，为着节省时间起见，我都不重复来说了。

　　立三路线的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已经有共产国际最近来信[3]指示得很明白。三中全会以来的调和主义——正是对于这种立三路线的调和而混淆两条路线！发□□□[4]和立三路线，三中全会固然改变去年六月到八月期间政治局实际工作上的某几种布置，例如，取消总行委[5]，停止武汉暴动，上海总同盟罢工等等——然而在路线上始终是同“传达”国际路线，“批判”立三调和错误——用这些应付手段来替立三路线辩护，造成一种幻想：仿佛立三路线改掉了这些“个别的部分的策略上、组织上、估量上的错误”之后，就已经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一致的了。三中全会决议案上还说：“六月十一日议决案有一般的正确路线。”恰好像国际来信所说：模糊混淆两条原则上绝对相反，不能并存的路线。国际来信之后，政治局仍旧没有一开始就深切认识到这种调和主义的差误，经过共产国际来信所领导起来的党员样子的热烈斗争——为国际路线斗争——以及国际代表的正确指导，方才彻底了解到这一点。

　　调和主义的立场和路线——就是三中全会的路线，当然事实上仍旧是立三路线。虽然三中全会向着国际路线方向走了一步，可是因为根本立场的没有改变，所以他——三中全会和此后的政治局，不能领导党实行路线上的大转变。自然，实际工作上立三路线仍旧能够继续着，甚至占着统治地位。立三路线——用“左”倾空谈和冒险盲动掩盖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掩盖右倾的消极，掩盖对于革命的现实任务完全放弃。这种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和党的损害非常之大：使党的组织受着许多破坏，使党脱离群众，而更加落后，使党对于工人斗争、罢工运动以及政治动员的领导能力大大削弱；使赤色职工运动向后倒退，赤色工会缩小而离开群众，直到丧失独立的组织；使青年运动完全取消，使我们的农民运动同样受到大大打击，领导力量不但不能（扩）大反而缩小，兵士工作亦然这样；使反帝国主义运动之中党不能得到领导，——尤其是中国革命当前的第一等任务，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建设真正红军，完全放弃，以致于近来军阀进攻红军的时候，苏区和红军都已经是处于削弱的阵地上，而受到部分的失败和损丧（吉安不能守，东固失去——这是赣西南，龙岩（闽西）、梅县（东江）、黄金洞（平江）、公安（鄂西）、横峰、弋阳（赣东北）——失去。红军的成份，工人领导、党的领导都没有改善和加强起来，却受到许多损失……富农路线在苏维埃区域不但没有肃清，反而被“左”倾的好些过早办法和宣传掩蔽着而可以继续发展，真正中农、贫农的土地革命没有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受到障碍，或者简直提都没有提起。苏区之中阶级工会没有，有了也不发展。甚至经济政策之中会有“抑平工价”——不准工人增加工资的事。……所有这些机会主义的错误，都被“一并（？）也集中到红军”、“立刻大举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的冒险政策所掩盖着。这样，工人群众的阶级组织和斗争没有发动和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和斗争也抛弃了，无产阶级和中农的联盟受到危害了。总之，这种损失数都数不清爽。这些损失是立三路线所给的——是调和主义所不能改变挽救的。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调和主义比立三路线更坏——因为他掩盖着立三路线的真面目，使党员群众认为这种口头上接受国际路线的调和主义，已经是国际路线了，因此，更不能清醒的看见立三政策上路线上的错误。

　　三中全会及其后的调和主义，和立三路线一样，还加强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便利了取消派（托陈派）[6]的活动。同样，这种情形，客观上帮助了黄色工会等等改良主义扩大了对于工人群众的影响，帮助了反动的富农豪绅保持对于农民群众的欺骗和作用。

　　这种调和主义的错误责任，在政治局里面，我——秋白——是最主要的负责者。国际代表在三中全会前后勇于向我和政治局同志提出立三同志在冒险主义政策之下走向反共产国际的斗争的道路上去了，可是我们是反对这种意见、不尊重这种意见的，这是不可容许的对国际代表不尊重的态度。这使我们继续自己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到很长久的时间。

　　我这种错误是不是偶然的呢？决不是的。因为对于许多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例如第三时期[7]问题，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关系的问题，中国统治阶级之中各派矛盾斗争的观察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的特殊性问题（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的富农问题、中国改良主义的作用和下层统一战线的问题、武装暴动和争取群众任务的问题，我从六次大会以前直到三中全会前后，都有好些和立三同志大致相同的观点。因此，三中全会的时候——虽然我是参加国际七月决议案[8]的讨论的，虽然自以为是了解国际路线的，可是，看见了考察了立三的意见和当时政治局的路线，居然会以为这不过是个别错误，而不是路线上和国际不同。事实上，这证明我以前连六次大会所批评的盲动主义错误也是没有了解的。立三同志的许多观点，只是我在六次大会之前的错误观点的“发扬光大”。（我当初看见立三的意见，就自然只觉得他在个别问题上，在估量时局上过分了，除去这些过分的地方，仿佛就正确了！）所以立三路线，亦可以叫他做秋白路线——以党的历史上的思想来源说，更正确更公平些，应当说是秋白路线。

　　中国革命在这一时期——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正是很紧要的困难时期。中国革命在世界经济危机正在日益深入，世界工人运动一般的高涨，各殖民地革命运动发展的形势之下，是到了新的高涨。中国革命斗争之前还摆着许多困难，帝国主义国民党还在动员一切力量压迫革命的苏维埃运动，自然，在工人之中的某些落后的阶层之中，还有些不了解革命运动发展的前途的，他们就会传染着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或者拼命的情绪（这亦是动摇呵！）。党正应当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战胜这些动摇，而吸引他们积极的加入斗争。如果这些种种式式的动摇侵入了党的领导机关，那就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危险。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在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不但侵入，并且可能起了一个时候的领导作用。这个危险就可想而知的了！

　　我现在既然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所以对着四中全会——对于全党和共产国际揭发这种错误——懦弱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党应当要把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完全肃清！每个共产党员，要清楚的认识共产国际的路线，要坚决的实行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所以也就要坚决的无情的反对机会主义的一切表现，反对离开共产国际路线的每一步，就算是很小的一步，反对一切种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因为每一步的离开，每一些儿动摇，是要被敌人利用的！

　　党要肃清立三路线，就应当经常不断的实行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和对于右倾的调和主义，反对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和消极怠工，要实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和对于它的调和主义，反对“左”倾空谈和盲动冒险——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右倾危险是主要的危险，这种危险是从全中国全世界革命运动的现在环境而决定的——这一点应当记着，应当集中火力反对右倾。然而，右倾分子爱掩盖在“左”的假面具之下，必须要会揭发这种假面具。

　　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斗争开始了很不久，但是这一斗争的过程之中，已经发见有许多不正确倾向，已经要党看见右倾分子在假的反立三路线斗争的面具之下积极活动起来。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必定要坚决的打碎这种企图；同样，要加强斗争，反对陈托取消派的活动和他们的暗探破坏党的阴谋。

　　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斗争——是解除立三路线的一切武装，一切种种形式的调和、掩蔽和巧妙的手段，同样要解除其他一切离开国际路线的倾向，过去的现在的右倾、“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武装。立三路线以“左”倾掩盖机会主义的消极，决不是真正进攻的路线，而是要引导到失败的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者现在却企图曲解国际路线是退却的路线，这只是他们自己露出狐狸尾巴——他们自己的路线是退却的路线，是投降敌人的路线。只有国际的路线才是真正进攻的路线。只有在国际路线之下，党能够，而且一定能够发动全中国广大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及其重返政治斗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为着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红军和苏区劳动群众，——在冲破敌人“围剿”的过程之中，实行布尔塞维克的组织群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和中央政府，建设真正的红军。非苏维埃区域之中在经济斗争的浪潮之上，组织伟大的政治罢工和总同盟罢工，准备武装暴动，……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的道路上去。

　　注释

　　[1]政治局所提出的草案，指《中央政治局报告》草案。

　　[2]忠发同志的报告，即向忠发代表政治局向四中全会所作的《中央政治局报告》。

　　[3]共产国际最近来信，见本卷第117页注②。

　　[4]原稿3字不清。

　　[5]总行委，又称统一行委，见本卷第32页注38。

　　[6]取消派（托陈派），见本卷第28、31页注⑥、29。

　　[7]第三时期，见本卷第30页注13。

　　[8]国际七月决议，见本卷第28页注④。

　　(1)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王明等部分党内干部的逼迫下，中共中央于1931 年1月在上海举行六届四中全会，瞿秋白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这篇发言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记录稿，由编者加了标题并作了个别的文字订正。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