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3)|瞿秋白

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3)

　　（十）党的组织任务

　　所有这些任务，很明显的要求党努力去加强主观的力量。首先就是要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广泛的征求产业工人、女工入党，而征求农村工人、雇农、苦力等入党，亦是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同时，要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的贫民群众之中，发展党的组织；要坚决提出工人干部，训练新的干部，要百倍的加强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直到支部干事会。要扩大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一切革命的群众团体，尤其是赤色工会和工厂委员会，以及劳动童子团、工人纠察队、赤色先锋队、少年先锋队、革命的农民及兵士团体、反帝国主义大同盟、革命互济会等等。

　　现在，一方面要努力加强党对于青年团工会以及其他革命群众团体的领导作用；别方面正要更加扩大群众的非党团体，广泛的发动他们的组织，提高他们自己的活动能力和独立工作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并巩固党对于广大群众的政治影响，使有组织的革命势力，不仅仅限于最先进的先锋队伍，而能极广泛的包含到伟大的群众。任何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上的某些办法，足以妨碍这种任务的进行，甚至于事实变成取消青年团以及妨碍工会工作等的现象的——都极端的有害，而不能不立刻改变；要真正建立并且强固各种群众团体里的党团工作，要努力扩大并加强党的支部和他在群众之中的核心作用，尤其是产业支部。

　　以后党的最主要的组织任务之一应该是：有系统的扩大赤色工会的基础，使他们在工厂之中成为真正的群众组织。全总[13]，上海工联，各省的总工会，以及各产业工会，都要成为有战斗能力的组织。要从工厂里面最好的最积极的工人之中，特别是从罢工及各种斗争里面最积极的分子之中，提拔新的工会干部。应当铲除害怕和不信任非党的无产阶级分子做工会指导机关工作的倾向；党的支部和党团，应当在工厂和工会里面，把这些选拔出来的广大的无产阶级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党团和工会，都应当特别注意劳动妇女运动，尤其是女工运动，必须各级党部、团部、工会的整个指导机关，一直到每个支部，每个工会下层组织，都负责积极去进行妇女工作。

　　党对于青年团要注意到现时极严重的青年团的危机状态——青年工人的工作薄弱到极点，团员的工人成分，比党还要稀少，苏维埃区域虽然有青年群众的组织，而极端缺乏团的正确领导。党必须百倍的加强对于青年团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加强青年团的反对右倾主要危险，同时加紧反对障碍青年团实际工作转变的“左倾”清谈和关门主义，而切实执行青年共产国际[14]所指示的转变，实行工作上的青年化，尤其要反对党内轻视青年工作的倾向。党的中央政治局的关于“总行委”决议[15]，事实上得到了取消团的组织的结果——这种错误直到最近方才纠正；——这种错误引起了取消青年团倾向的加强，所以特别要坚决的反对这种取消主义的重要危险。同时，也要加强斗争，去反对因为这些最近的错误而更加激起的先锋主义的“第二党倾向”[16]。

　　（十一）下层统一战线的方针

　　现在革命发展的形势，是革命和反革命开始日益接近决定胜负的战斗，国民党改组派、陈独秀托洛茨基的取消派、邓演达的社会民主派、胡适之等的民权派，凡是这些企图站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中间”派、“第三派”，都自然要更加努力帮助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地主资本家——想出比较巧妙的方法，来欺骗群众，拉住群众，阻碍群众的革命化，而维持反动的统治。他们一致的口号是“国民会议”；他们多多少少相同的策略，便是企图诱惑群众走到合法主义的“正轨”上去，甚至于露骨的做破坏罢工的工贼，出卖农民群众斗争的奸细——已经成为通常的现象。就是不成派别的工头、帮口、红枪会[17]等类的首领（富农豪绅等），事实上也是传达改组派等影响到群众中去的工具。这种政治派别和破坏革命的分子，甚至暗藏在苏维埃区域里去活动。他们的活动，尤其是在反动统治区域，往往还能够欺骗落后群众，至少是使群众暂时的犹豫，散乱，认不清目标。所以共产党的任务，就要更加加紧反对这些派别和这些分子的斗争，争取群众自发运动的领导，主要的是要在政治上解除他们的武装。这就必须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是在一切斗争，尤其是日常部分要求的斗争之中，共产党应当和非共产党的一般下层群众团结起来实行斗争，独立的去领导他们的运动，使这些运动都走到苏维埃政权的总口号之下来。这样，在斗争的过程之中，要在每一步，每一件事情上，都切实去暴露这些派别，黄色工会的领袖，——红枪会等类的首领……的反革命作用，以及他们欺骗、箝制、出卖、压迫群众的真相。

　　（十二）革命转变问题和反对孙文主义、托洛茨基主义[18]的斗争

　　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是斗争急剧的发展和迅速的深入。因此，共产国际执委特别指出中国革命当前的任务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前途问题。中央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在最近几次议决案上，指出“两个革命完全隔离”的说法，以及“革命开始胜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的错误，固然是正确的，可是，自己的群众，也是不清楚的，而且是机械的（“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就一定是革命转变开始”的说法）。党必须根据国际七月议决案的详细指示纠正这些错误，更切实更明确的指出并且解释：中国革命现时阶段，还是民权主义的性质，而他的胜利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并且应当在这个问题上更加加紧反对孙文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

　　五、反对倾向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一）自我批评和反对倾向的斗争

　　党现在要担负起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严重任务，要在组织上加强自己的战斗力，要加紧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别在群众里的影响，而争取广大的群众。为着执行这些任务，党必须根据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的七月议决案和本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切实检查党的工作，实行布尔塞维克的自我批评。从中央一直到支部，都要站在国际和党的路线上审察批评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的错误和缺点，而坚决的执行纠正，使全党都了解这些错误的实质和教训。别方面要防止调和主义精神的非布尔塞维克的“自由批评”——离开党的路线，甚至攻击党的路线的批评。并且党在现在情形之下，应当比任何时期，都要更加保障思想上布尔塞维克的一致，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右倾和调和主义。

　　（二）“左倾”的错误

　　因为必须坚决的领导罢工斗争，尽量发展农民的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的关系，除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机之外，又发现了盲动主义、关门主义倾向的错误——就是往往不去争取群众，不能估计群众的力量而只有脱离群众的发动计划等等。同志之中发现“不理黄色工会”，“凡是不是雇农，一律都应当开除出党”，“杀尽富农”，“只要领导十亩以下的贫农去抗税抗租”等类口号的提议。并且已经有放弃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忽视组织上巩固党的影响和群众团体等的现象。甚至于借口“群众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的论调，而实际上走到极有害的机会主义的消极。群众之中的这种情绪，只足以表示群众对于国民党统治的仇恨的增长，以及群众力量组织的需要的增加。如果因此就不去领导群众日常斗争，那就成了等待暴动。别方面，这一类的“左倾”情绪，在革命战争之中，往往会引导到表面是“坚决向前进攻”，实际是继续“没有后防的作战”方式；在苏维埃区域里，就是不会适用对于帝国主义的应付政策，脱离农民群众的“左倾”幼稚政策，反对富农而不会团结中农于自己的周围；以及一般的不会在政治上解除改组派、取消派、黄色工会、富农等等的武装，而反对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

　　“左倾”的错误，是在于只看到先进分子的情绪，而不去切实艰苦的去争取群众，因此，脱离广大群众而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急进主义。“左倾”的错误，事实上是巩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所以一定亦坚决的反对一切“左倾”，不应当有任何调和的态度。

　　（三）右倾的主要危机和调和主义

　　同时，现在党要在斗争的过程中，准备力量收集力量去迎接最近将来决定胜负的战斗，要勇敢的去发动，并且独立的去领导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条件之下，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

　　现在的状况：最严重的危险事实上的确是对群众斗争落后的尾巴主义——有些同志甚至于说“群众都是右倾落后的”来掩护他们自己的怠工。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上实际上的表现，就是：工会的合法主义（投降黄色工会，放弃独立领导斗争的黄色倾向），农村里的“富农路线”（阻碍土地革命，保守和和平发展的主张，放任群众在富农影响之下等等事实），对于农民战争的蔑视，恐惧反帝国主义运动的“过分”发展等等。可是最近这些个别表现之外，还有更严重的现象——甚至于形成整个的右倾路线，企图鼓动同志来反对党的路线。这种右倾路线是：（一）说“国际无产阶级帮助中国革命是空话，而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是实在的力量”，所以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二）说城市工人没有革命的斗争，没有同盟罢工的可能，只能实行日常的经济的小斗争；（三）说农民的斗争，因为没有工人革命斗争起来，所以不能成为什么大的力量，说农民战争是“部落式的暴动”（“长沙的占领是决没有前途的”）；（四）借口发展不平衡，否认世界的总危机和一般的革命高潮（否认“第三时期”）[19]，否认中国全国的政治经济危机和总的革命高潮；（五）因此，认为不应当有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并且根本否认党的成绩，发展悲观的论调——主张避免剧烈斗争来和平的发展“主观力量”，说一定要赤色工会组织了大多数工人之后，才有别的办法；（六）造谣挑拨说党内实行纯粹的委派制度，“弄得同志都不敢讲话”，发展煽动无原则的派别斗争。这个路线显然是反对党的整个路线——亦就是反对国际的路线。可是这些右倾分子却利用着中央政治局策略上组织上的个别错误，不但造谣诬蔑挑拨离间，进行小团体的活动，而且宣传中央的路线和国际是不一致的，用政客外交的手段，冒着“拥护”国际路线的名目，实行反对国际和党的路线。这些分子的领袖，又正好就是从二中全会以前，江苏问题的争论[20]，反对陈独秀斗争的最初阶段以来，一贯的是反对中央的。

　　而且，在党批评和打击这些右倾分子的时候，居然有些同志还采取调和态度，说右倾路线并没有形成，说思想上反对右倾固然需要，组织上的制裁是用不着提起，只说中央和国际不会不一致，而不答复右倾分子的诬蔑中央；总之，调和主义的特点，就是说，在组织系统上当然服从中央，可是思想上的自由，讨论上的自由，即使是要动摇党的路线的也还要保留着。这些调和派是向来有小组织的派别主义倾向的一些同志，他们现在事实上是在阻碍党反对右倾的斗争，如果他们不抛弃暗藏的机会主义的立场，那么，自己也始终要走上公开的机会主义的道路。

　　党必须同时反对调和主义，然后才能无情的克服这种右倾的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然后才能战胜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工头富农的意识，如果这些同志不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继续坚持，那么，党必须肃清他们——因为这种形成整个路线的右倾分子，客观上不能不是取消派埋伏在党内的奸细。

　　（四）两条战线上的斗争的党和革命任务的执行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一致的认为共产国际执委最近对于中央政治局的一些纠正和指示，都是完全正确的。为着要执行这些指示，以及为着要执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案，纠正过去个别的策略上工作上组织上的错误，并为着更加坚决的执行国际的路线起见，为着要担负起当前的严重的革命任务起见，必须坚决的实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左倾，反对右倾和调和主义，尤其要集中火力打击主要的右倾危险。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任务，就是同时加紧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右倾——右倾是现在阻碍党去执行当前重要任务的主要危险。

　　〔注〕中央政治局从六次大会之后，大致已经习惯了把“革命高潮”的名词与“直接革命形势”的名词，用成同等的意义。字面上“高潮”和“高涨”极容易混淆，而“直接革命形势”（国际这次决议案上称之谓“客观革命的形势”）和“高涨”在实质上却大不相同，所以“高潮”的名词应当废除。

　　以后划一名词：

　　（一）凡是表示革命运动向上生长的普遍意义的，一律只用“高涨”。

　　（二）凡是表示可以有武装暴动直接袭击统治阶级的统治之形势的，应当用列宁的名词“客观革命的形势”，以后不用“高潮”。（马鲁伊里斯基[21]同志最近的解释：“直接革命形势”是以前齐诺维也夫[22]所用的，也有不妥当的地方。）

　　选自《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注释

　　[1]安南，今称越南。

　　[2]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即托陈取消派。参见本卷第28、31页注⑥、29。

　　[3]中国最近的事变，指1930年新军阀之间发生的蒋阎冯中原大战。

　　[4]张学良，生于1901年，辽宁海城人。1928年张作霖死后，被推为东三省保安司令，成为东北的最高统治者。同年12月29日，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担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和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1930年中原大战中，张学良通电拥蒋，入关助战，坐镇北京。“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党西北“剿总”副司令。1936年12月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长期扣押。

　　[5]托洛茨基，见本卷第29页注10。

　　[6]改组派，见本卷第31页注28。

　　[7]取消派，即托陈取消派。

　　[8]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同盟会。1910年因参加暗杀清摄政王载沣被捕。辛亥革命后参加组织国事共济会。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1927年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1938年底公开投降日本，1940年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任主席。

　　[9]胡适之（1891—1962），又名胡适。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和罗隆基等曾结成人权派的政治流派，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宣传人权。以后又与蒋介石妥协。瞿秋白曾批评他“人权丢却说王权”。

　　[10]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邓演达领导的反对蒋介石的第三党组织。见本卷第32页注31、32。

　　[11]白朗德尔，今译布兰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1967），早期德国共产党领导人。1921年担任德共主席，1923年底因汉堡起义失败被撤销领导职务。此后，曾在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及农民国际工作。1928年因发起组织反对派，次年被德共及共产国际开除。

　　[12]邓演达，见本卷第32页注32。

　　[13]全总，即中华全国总工会，1925年5月在广州成立。

　　[14]青年共产国际，即少共国际。是各国进步青年团体联合的国际组织，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1919年11月在柏林成立，1943年6月解散。

　　[15]关于总行委的决议，见本卷第32页注38。

　　[16]先锋主义的“第二党倾向”，是当时部分青年团员中一种“左”的思潮，即认为团比党更先进，更“革命”，青年团才是革命的先锋，甚至把团视为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第二党”。

　　[17]红枪会，见本卷第30页注20。

　　[18]托洛茨基主义，是20世纪初俄国工人运动中用“左”的词句伪装起来反对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它主张跳越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剥夺农民，反对工农民主专政；在战争与和平以及其他问题上也反对列宁的方针政策。

　　[19]第三时期，见本卷第30页注12。

　　[20]江苏问题的争论，见本卷第29页注⑨。

　　[21]马鲁伊里斯基，今译曼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1883—1959）。曾任苏共中央委员。1924—1943年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委员，以及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

　　[22]齐诺维也夫，今译季诺维也夫，见本卷第31页注24。

　　(1)这是瞿秋白为中共三中全会起草的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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