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4)|瞿秋白

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4)

　　五、党内反倾向的斗争

　　（1）自我批评

　　党内问题上，先讲自我批评工作。我们是要给全党以及群众看，党有错误是不自己隐藏的，而向群众宣布的，这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特有精神，才是反对无原则斗争的最有力武器。

　　无原则斗争问题，特生同志说过了，我们一定要将这种斗争方式打下去。党在六次大会前后小派别斗争是非常利害（江苏问题，顺直问题等[40]）。现在不能够了，已经在中央指导给以严重的打击，而消灭了大部分。因为我们的党是一个很大的党了，现在就是发生表面上是无原则的斗争，而实质上一定是有政治观点的不同。我们对于用私人活动、背后说话、会场上说“同意”的国民党的办法一定要肃清。

　　（2）两条战线的问题

　　两条战线的斗争问题，我不再说大家已经说过的了。现要指出：大家说的有一个毛病，或者是说一切毛病都由于两条战线斗争不清楚的原故，或者是说由于重视打右倾所以有左倾的危险，或者说是上级“热昏”（是左）下级是“冰冷”（是右）——这样，岂不是“小热昏”碰着了“冰桶”真正没有办法了吗？这正如陈独秀对武汉时期说政府太右，群众太左，而要调和一下[41]；是不是我们现在上面要右一些，下面要左些，这个路线就会正确了呢？不是的，第一，中央对于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做过的，但是未曾明白指出来，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的经验还没有充分。事实上，不是中央没有反对“左倾”，没有知道两条战线，没有知道“左倾”并不比右倾好些。并不是这样。事实上是：由于对于形势估计错误，自己犯了些“左倾”的错误，因此也就对“左倾”危险的反对是不充分。第二，要知道“左倾”决不会比右倾好，像某个地方党部总觉得“左倾”比右倾总要好些（我不记得谁昨天说的），所以宁可以左一点，不要右了，这是不对的！我们看联共党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对“左倾”评语是最恰当没有了。……实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公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同样，也反对加强这种机会主义的“左倾”的“过火”，我们在这一观点上看来，六次大会时便已经明显的指出两条战线的主要——当时亦有人企图利用中央反对“左倾”盲动主义没有充分的错误，而曲解国际的指示，仿佛认为以后只要反对“左倾”了；然而国际和六次大会决定：反对机会主义，亦反对盲动主义，等到一九二九年二月国际的信就指示反对机会主义是更重要的了，仍然要反对盲动主义；所以两条战线不是现在的“新发明”，现在是否上面“左倾”，下面右倾呢？国际指得很对，现在主观力量发展，落在群众斗争后面，所以主要的要集中火力反右倾。这完全是一般环境决定的，决不是上级和下级要分别看待。在一九二四——二六年的时候，苏联共产党内托洛茨基派活动得厉害，在国际在义、比各国都很大，所以那时斯大林同志曾提出过反“左倾”是主要的，集中火力反对“左倾”。现在自然不同了。中国党上级反对右倾的经验比较多，但是也未能传达到下级支部里去。右倾是我们主要危险。但是如果说下级没有“左倾”是不然的。“左倾”的表现如要“杀尽富农”、“不理黄色工会”等等都是的，反右倾反“左倾”同一要加紧，但现在还需要集中火力于右倾，因为右倾是主要危险。

　　我再说到立三同志对罗迈[42]同志的批评。罗迈同志有书面声明，它不是说所有支部整个右倾，而是部分右倾，并且解释支部右倾的还有许多保存，是因为反右斗争还没有深入群众。这样是无多大毛病的。总之，各位同志举出许多群众生活，党部生活之中的事实，只是更加证明两条战线的重要，更证明我们现在要集中于反右倾。

　　两条战线斗争，不必多说，问题是为什么而做斗争？决不是“为反对倾向而作反倾向的斗争”，而是为坚定党，强固党，使党更布尔什维克化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对于明佛同志提出之张国焘同志问题，大家都很注意，这不是反对个人，而是为党反对倾向，我们必须将张国焘、何孟雄的问题公诸全党，在政治上郑重的解决，因为这决不是某人合不合我们的意的问题。我们要是容许一切不正确的倾向，而不和他们坚决斗争，则决不能完成目前革命新高涨之下的历史的任务。有这些倾向存在，也就不能将日常斗争与总的任务联系起来，我们必须同样加紧的斗争，去反对右倾与“左倾”，尤其是要集中火力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我们也只有如此，才能锻炼党的战斗力，发展工人群众的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巩固苏维埃根据地而扩大发展一直到全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和完成。因此，对于反“左倾”和右倾，都不能采取任何的调和主义的态度，尤其是对于对右调和的精神要特别注意，因为已经有些同志表现这种精神——这是妨碍反右倾的斗争的。

　　三全会的总任务，也就是这样，草案在政治委员会，再行详细审查，各同志有意见，可再书面通知委员会。

　　选自《中共中央文件汇集》1930年第3分册

　　署名：之夫

　　注释

　　[1]特生，即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2]少山，即周恩来（1898—1976），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

　　[3]国际，指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成立于1919年3月，1943年6月正式宣布解散。

　　[4]中国问题决议案，指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即七月决议。

　　[5]伯山，即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等职。

　　[6]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机会主义者，采取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是为取消主义。

　　[7]王若飞（1896—1946），贵州安顺人。历任中共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等职。在党的第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任中共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在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

　　[8]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在英美支持下的蒋介石军队“继续北伐战争”，向进驻济南的中国军队大举进攻，占领济南城，中国军民数千人被屠杀，蔡公时等17名国民政府外交人员亦遭杀害。

　　[9]1928年党的“六大”以后，中央领导认为江苏是全国经济的中心，产业工人集中，需要改组和加强领导。为此在上海工作的党中央领导人，经常参加中共江苏省委的活动。1928年11月20日，为领导法商电车工人罢工成立的江苏省行动委员会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并统管全江苏工作，引起省委反对，认为这有碍省委行使职权。以后，江苏省委行动委员会与省委合并，中央又准备将江苏省委归并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得到消息后，未得中央的正式通知就把消息告诉下级，引起省委和区委的反对。这就是党内通称的“江苏问题”。

　　[10]托落斯基，今译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苏联政治活动家。十月革命后曾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因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成为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后被指控组织反党联盟，1927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开除其党籍，1929年被驱逐出境。1940年被害于墨西哥。著有《我们的政治任务》、《十月革命》、《不断革命》等。

　　[11]孟雄，即何孟雄（1898—1931），湖南酃县人。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创建京绥铁路工会。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农民部秘书，上海沪西、沪东、沪中区委书记等职，曾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1931年被捕牺牲。

　　[12]当时张国焘在苏联。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回国。

　　[13]第三时期，是共产国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所提出的一种论断，认为1917年至1923年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时期；1923年开始，为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第二时期；1929年起，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第三时期。

　　[14]安南，今越南。

　　[15]中国大革命时期，一部分越南革命者曾在广东、广西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参加中国共产党。

　　[16]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1888—1938），苏联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十月革命后历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真理报》主编等职。1929年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1937年被开除党籍，次年被处死。1988年平反并恢复其党籍。著有《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共产主义ABC》、《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等。

　　[17]洛夫斯敦，今译罗夫斯通（Jay Lovestone，1898年生），美国共产党人。1927年任美共总书记，1928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9年被开除出党。

　　[18]振鹏，即吴振鹏，当时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

　　[19]贺昌（1906—1935），山西离石人。中国共产党第五、第六届中央委员。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1930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后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春，在江西会昌地区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英勇牺牲。

　　[20]大刀会、红枪会，是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等地的民间结社，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参加者多为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

　　[21]长沙战争，指1930年7、8月间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的战争。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十天后被迫退出。8月30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合，组成红一方面军，再次向长沙发动进攻，攻城不克，于9月中旬移师江西。

　　[22]刘明佛，当时任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

　　[23]平浏，即湖南省的平江、浏阳。

　　[24]季诺维也夫（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1883—1936），俄国工人运动和布尔什维克党早期著名的活动家和领导人。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等职。1927年被开除党籍，1936年被处死。1988年6月苏联最高法院宣布其无罪，予以平反。

　　[25]嘉米聂夫，今译加米涅夫（Лев Ворисович Каменев，1883—1936），苏联政治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十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19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6年被处死。1988年6月苏联最高法院宣布其无罪，予以平反。

　　[26]俄国二月革命的临时政府，指1917年二月（俄历）革命胜利后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领导的资产阶级政权，十月革命时被推翻。

　　[27]章龙，即罗章龙，又名罗仲言。生于1896年，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工委书记等职。

　　[28]改组派，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汪精卫的国民党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党合流以后，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等不满蒋介石独揽大权，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鼓吹重新改组国民党，形成了国民党内部的改组派。

　　[29]取消派，是由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部分参加托派组织的学生被遣送回国后，同陈独秀等人结合而成的小团体，亦称托陈取消派，或中国的托洛茨基派。参见本文注⑥。

　　[30]民权派，是以胡适、罗隆基等留美学者为骨干组成的资产阶级政治流派。他们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主张人权、专家治国和言论自由；同时也反对共产党，宣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曾以《新月》杂志为阵地，号召讨论人权，因而又被称为人权派。

　　[31]社会民主党，这里指邓演达等于1930年8月在上海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提倡农工革命，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

　　[32]邓演达（1895—1931），广东惠阳人，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早年参加同盟会，北伐战争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大革命失败后流亡苏联和德国。1930年回国，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从事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1931年11月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

　　[33]吴大帅，即吴佩孚（1874—1939），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

　　[34]冯总司令，即冯玉祥（1882—1948），安徽巢县人。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

　　[35]张大帅，即张作霖（1875—1928），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

　　[36]陈源道（1901—1933），安徽巢县人。1929年初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1930年2月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秘书长，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赴天津，任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1931年11月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牺牲于南京雨花台。

　　[37]裕成，即温裕成，当时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工人经济斗争部部长。

　　[38]行委，即中央行动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下，在1930年8月1日的会议上决定将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成为中央行动委员会，各地方的党、团、工会亦合并成为地方行动委员会，以加强准备武装起义的领导工作。

　　[39]黄安，今湖北省红安县。

　　[40]顺直问题，指“六大”前中共顺直省委内部的派别斗争。北京以前称顺天府，河北称直隶省，顺直即今北京、河北地区。

　　[41]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发表了这样的观点。

　　[42]罗迈，即李维汉（1896—1984），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1930年8月，瞿秋白由苏联回国后，于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全会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本文是瞿秋白在会上所作政治讨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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