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瞿秋白

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1)

　　三中扩大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1)（一九三〇年九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应当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次全会，是在中国革命发展进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时候，召集的。我们的第一个议事日程，就是“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总任务”——这就是说：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阶段已经要使我们郑重的来讨论党的新的总任务问题，当然，同时，就要审查中央政治局过去的政治工作和策略。政治局的报告（特生[1]同志）和少山[2]同志传达国际[3]最近对于中国问题决议案[4]的报告，就都是这个问题讨论的基础。各位同志在讨论中的发言是充分的表现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是彻底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伯山[5]同志的发言，尤其能够用布尔塞维克的精神，来批评检查自己和政治局过去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会议上，更加证明他自己的确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党已经更加能够领导起中国工农群众的斗争，已经能够发动并领导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革命战争；党在这两年来有了非常伟大的进步和成功，克服取消主义[6]（独秀等）破坏党和党的路线的企图，尽力的反对机会主义右倾的斗争。现在是在根据这些已经得到的成绩，更进一步的适合目前革命发展的阶段，而定出总任务上的新方针。政治局已经提出政治议决案的草案和关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问题的告民众书的草案——大家的讨论，都并没有对于这些草案表示有原则上不同意的主张——政治局委任我来做结论，我也就用不着来重复报告里面和草案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的各个问题；我只提出大家讨论之中的几个中心问题：（1）中国革命高涨的估量；（2）革命高涨新时期之策略问题；（3）革命高涨时期的主要任务；（4）组织力量，群众团体与红军的问题；（5）党内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及其他。

　　一、中国革命高涨的估量

　　（1）中国革命整个估量的两个前途

　　这一问题首先应当分为两部分来讲，才说得明白，这两部分是：第一、中国党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整个估量；第二、目前实际情形的估量。为什么要分清这两部分呢？因为党的对革命的整个估量在历史上有过很长久的争论。第六次大会之前，在广州暴动后这一争论即开始了的。一种意见以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虽然失败，可是，新高潮无疑的要很快到来，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能够恢复他的力量去领导农民战争推翻国民党的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第六次大会的意见）；另外一种主张，则以为中国革命在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之后，中国资产阶级能够稳定下来，中国资本主义将有长足发展的可能（王若飞[7]），或者以为至少一时没有恢复无产阶级力量的可能，中国革命的新高涨将要“遥遥无期”（见共产国际一九二九年二月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这两种主张的不同，就是党的正确估量和右派机会主义认识，根本不同的分水岭。张国涛同志在一九二八年冬，及二九年春，还是主张：“中国革命的新高涨已经推迟了”的，他以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涨是在不可捉摸的辽远之乡。国内同志，也有这样情形，听说二八年五三济南惨案[8]时，中央所发通告上指出：“五三的发生是催促起中国民众的反帝运动复兴；已经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所谓‘巩固’、‘稳定’到了最高峰而开始崩溃的时候了。”我在党的文件上曾看见说到有人反对过这种说法，好像和江苏问题[9]上有一点关系罢！（立三：对的，不过并没有发生大的争论。）在这个“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估量的一问题上，也就是共产国际和各国托落斯基派之间的一个最大的分水岭。托派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在托落斯基[10]当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时所写的批评共产国际党纲草案的论文里说得很明白；他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将得到长期的稳定统治，故应以国民会议运动来代替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整个革命的估量方面是和国际完全一致的。现在党内右派要说中国党和国际路线不同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要曲解共产国际的路线：说共产国际的路线，至少是认为中国革命现在还不是从部分的进攻反动统治进到总的革命进攻的过渡时机，所以共产国际据右派的意见，是反对积极准备暴动的路线。中共中央最近有一点错误，决不是总的政治路线不正确，而右派机会主义的分子却利用来反党。我以为孟雄[11]的立场显然是这样的；至于国涛最近亦说中央路线不正确（他的书面意见远在二万里外，我们还没有看见）[12]，是否亦是如此的立场，我们固然还不能断定，可是只在这一点上，已经可以知道：他对于国际和党的一致路线，是不了解的。

　　（2）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再说第二部分目前的估量问题，即是目前国际状况与中国状况和任务与策略，也就是我们三中全会上要回答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国际最近决议案中，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草案中，已说得很多了；各个同志发言中也表示完全同意这个估量。我也不必再详说，可是必须简单的提出他的重要点。

　　现在的时期，是世界大战后第三时期[13]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上又发展着全世界的经济恐慌，在这个基础上自然是又更加激烈发展着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五年计划，工业化，集体农场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深；我们应当认识在社会主义的苏联一个营垒中是站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国家，虽然在面积上是比苏联要大，可是在这一营垒中的只有各国的资产阶级。目前各国无产阶级力量和世界革命运动的生长，例子很多（印度等等），我们只说两个简单的：第一即是最近红旗报上所发表的，德国共产党的胜利，他们在这次选举中增得的票数竟达比以前加了百分之四十，这个标志，是能明显的看出德国共产党的影响扩大到如何程度了。再说一个例，安南[14]近来的斗争，现在发展着类似云南、广西一带的游击战争，他们以前是没有共产党的，现在安南共产党已发展，其中有许多是中国革命的“广东时代”，以至广州暴动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员[15]。我们只举这两个例，就可以知道右派的胡说。右派说中国革命不足以掀动世界革命。右派是否认“第三时期”，或者曲解“第三时期”。他们有另一种解说世界大战后第三时期的方法，如布哈林[16]、洛夫斯敦[17]那样，他们承认第三时期这个名称，而说第三时期的内容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来了“第二次的工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稳定而向着有组织资本主义发展，则自然可以说：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尚不能引起世界革命，今日更谈不上（全场笑声）。国际第六次大会上，我就责备布哈林对于“第三时期”的不清楚的。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斯大林同志之报告，他说：现在只是有些国家已由经济危机转变到政治危机，但是如法国则尚是还在准备经济危机到来呢。——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明显的有着不平衡的现象。在这时期我们不能说如果其他国家革命不能兴起，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要难能“持续”；这必然是减少对于中国革命自身力量的信仰，所以这一解释是错的。在世界大战后“第三时期”中，中国革命必然是世界第二次大革命（十月革命以后的一次）极大的推动力。中国革命胜利虽然不是即刻，然而是有能力继续或保障他的胜利一直到推动世界革命的。

　　（3）政治局估量目前形势的错误

　　现在我说到对于中国国内形势的估量问题。中央的路线，是“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势力，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暴动”，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最近几月，中央政治局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有不正确的地方，这是必须指出的——这些是中央政治局已经承认了的。我现在要说，这些错误的来源。这个来源是由于将中国革命向前推进中革命发展的速度估量得过分。可是，对于速度的估量，一定要根据于一个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事实上决不会完全没有目前形势的估量，而只有一个悬空的对于速度的估量的。如果对于目前革命与反革命力量估计得很正确，如果我们能够很明白的指出：统治阶级是崩溃分裂，使全国的工农极端痛苦，形成全国民众必然要起来推翻他们的前途，可是现在他们还没有在绝路呢，如果这样说，自然是不错了。同样的，对革命力量估计也不正确。工农的斗争发展是走向平衡，但是现在是还没有平衡，还极端需要主观上去努力组织革命势力，去争取群众；能有这样的清楚认识，自然不会做出武断的结论，自然不会说现在“在重要城市只要一个伟大的斗争，马上可以引起全国客观革命的形势”（以前叫做“高潮”，“直接革命形势”）。中央政治局最近三个月来的估计是不切实，因此策略上、工作布置上也就发生不正确的地方。总之，关于估量目前形势问题，我对振鹏[18]同志的以为“过分”两字不适当，是不能同意的；伯山同志自己的发言之中虽然很着重的——太着重了——说明估量发展速度的错误，可是也注意到了对于现时革命力量估计的错误。

　　（4）革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我再讲一个特点的问题，这问题即是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问题。现在是不平衡的，就应知道为什么不平衡的，不但如此，我们还应当知道：在这种不平衡状态之下现在怎样去行动。贺昌[19]同志说，过去在北方因为北方同志的落后，所以怕向同志说不平衡问题而右倾，现在觉得非向他们去说明不可。但他又只说到北方政治经济危机、工农生活痛苦是和南方一样，群众需要斗争也是一样，如他所举的南乐县农民斗争的例；他（贺昌）又没有明了不平衡原因，更没有说如何可以使革命的发展走向平衡。再如徐海特委代表提出不平衡的原因是革命经验的问题，这是对的，但是还不够，这里的最主要点就是要说到推动走向平衡的动力问题。国际决议案上指出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有过党种下了根基的地方，就首先有游击战争发生，而后推及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将共产党看成主要推动力之一。北方群众是缺少革命经验，如在北方饥民中什么大刀会、红枪会[20]一样的运动是群众运动，在国际决议中亦有指出，但他们是被小豪绅富农领导去了，所以不是苏维埃运动，不是中农贫农的土地革命，而只是红枪会等类的运动——原因即是因为党的组织未扩大，群众未在党的影响之下。不但农村，城市工人群众亦是如此的。所以要赶紧努力去用党的政治口号，用独立领导工农群众斗争的策略，去争取群众，去加强，扩大并且巩固党在革命之中，在群众之中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

　　（5）学习进攻的策略方法！——反对右倾的曲解

　　总之，中央一向是站在国际路线之下的，就是完全同意中国革命新高潮一定到来的总路线上的，在这立场上来布置工作是对的，不是做长期国民会议运动，黄色工会内的革命反对派运动等等，而是积极的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这不容怀疑的。错是错在目前的实际问题：第一就是对于革命发展速度估计得不正确；第二也就是对于革命力量估计的不正确；第三是对反革命力量没有看准。所以遂发生了个别问题上策略的错误。一定要了解问题不是以前中央不知道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现在才要知道。所以：（甲）不能够说以前没有看见不平衡，现在就只要看见不平衡，因此就说革命力量“大”的地方，进行游击战争，力量小的地方，很小的地方，就要做合法主义的运动，就要采用退守政策；（乙）不能够说以前估量速度太快了，太紧张了，现在就要估量得过分慢些，就要松懈些，“慢慢的不要忙”。这就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说明不平衡主要原因之一是党的领导作用组织作用（自然不是机械的说数目字）须要更加紧张的更坚决的去加强，才能战胜不平衡。我们必须对于革命和反革命双方的力量和阶级关系，有正确的估量，去决定我们进攻的策略和方法。如果说以前的进攻政策是根本错误了，现在要退后些，要退守政策，那就更错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在过去的错误上得到正确的教训，来学习进攻。进攻的方针丝毫没有错，错在进攻的方法不对。我们现在要努力组织已经有的革命战争，要巩固的向前进攻，要更加加紧的去争取群众——准备重要城市的武装暴动，更加积极的联系这些斗争。在策略上应根据这原则变更，不是像以前那样布置方式。目前主要的具体任务是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组织革命的临时政府，争取群众与组织革命战争准备暴动联合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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