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苏维埃革命|瞿秋白

中国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的苏维埃革命(1)（一九三〇年一月）

　　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中国国民党的反动派，要想用屠杀政策来“肃清共产”，来镇压中国工农的革命运动，竭力去向国际帝国主义讨好，已经有两年了。然而，无论三民主义的忠实同志，国民党的党国要人——从蒋介石、张学良到张发奎，怎么样的卖气力，中国的“共产”不但没有肃清，而且恰好相反，革命运动重新形成极伟大的极“可怕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的奴才——国民党，而解放中国的力量。广州的苏维埃暴动，固然是被镇压下去了，广州暴动的英雄张太雷、周文雍等和许多广州工人，是极残酷的被屠杀了；然而广州公社[1]却是“万岁长存”，他正在前进！广州公社的影子，都使中国反革命派和世界帝国主义，吓得发颤呢。

　　广州暴动之后，中国的情形是“长期的游击战争，夹着许多日益广泛而且团结的兵士暴动的爆发。”农民“投票”反对国民党，他们用枪炮，用“大刀”、“小刀”，用“红枪”、“黑枪”来投票，反对国民党的军阀混战。农民群众的斗争，时常爆发，一天天的扩大，并不单是不觉悟的单纯的“饥民骚扰”——这种不觉悟的“暴乱”，像北方的红枪会式的运动，往往还在反动首领的领导之下，可是还有共产党工人所领导的游击战争。这种“工农红军”的游击队，在中国南方，至少也有一万人以上。农民暴动胜利的地方，农民群众组织苏维埃的政权，没收地主的土地，扩大“工农红军”。这种农民苏维埃的区域，现在有九个：福建的龙岩、永定等处；江西的东北部；江西的西南部；湖南的平江、浏阳；湖南的西北部；湖北的东南几县；湖北的西部；广东东江的梅县、兴宁；以及四川。这种游击运动，在广州暴动之后，继续发展了两年，尤其是最近八九个月之间，发展得更加厉害起来。我们又可以听见国民党的军阀官僚天天在那里抱怨，他们说：防军实力不足的地方，农民时常杀戮收税的官吏，捣毁官厅，“现在世界真正是‘反了’，一切都是‘反常’的了，这都是因为共匪作祟。”

　　工人阶级，受着反革命的压迫和摧残最厉害。可是，工人阶级却是唯一的力量，只有他，能够领导得起农民战争，领导农民反对豪绅地主军阀国民党的战争，而达到胜利的目的。现在，工人阶级经过相当时间的消沉状态，亦已经重新走到新的高潮的道路。自发的经济罢工，一天天的更加转变到政治的罢工，有时候，已经有工人和警察的武装冲突。去年有好几次群众的政治示威，更明显的表示新的高潮，表示工人阶级对于豪绅资产阶级反动的反攻。

　　中国工人运动的转变关头，应当说是去年（一九二九）五卅四周年纪念的上海示威。

　　去年五卅以前，已经有自发的经济罢工的潮流：天津、北京，尤其是上海。而五卅那天，几万工人跑到上海的大马路示威，公共租界的巡捕和国民党的警察，虽然全副武装的来镇压，可是，工人群众却高声的叫出：“打倒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六月和七月之间，平均每天在上海有两万人的罢工；现在（九月间），每天也有六七千人”——中国的来信是这样说的。中东路事件[2]发生之后，中国工人群众极热烈的接受“拥护苏联”的口号。从七月中旬到十二月，这个口号到处都成为中国工人政治斗争的中心口号之一。而国际反对战争的示威运动——八一运动[3]里，凡是有中国共产党的支部的地方，不论是大城市或者穷乡僻壤，都有宣传、传单、群众集会，以至于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而拥护苏联。而且这个运动，都和中东路事件的具体事实联系起来，和反对中国混战的斗争联系起来，——中国军阀的混战，本来就是帝国主义的太平洋大战的“小小的练习”。上海的八一示威，有许多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七月二十六日上海就有一个示威。上海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市政府却非常的恐慌。准备着铁甲车、机关枪、沙包、麻袋和电网，把上海整个的变成一个军营，要想完全镇压群众的示威。可是从七月二十六到八月五日的反对战争拥护苏联的宣传周里，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实行广大的宣传，提出反对国民党侵犯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的口号。“中国工人叫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些传单，同时在上海各处的墙头上、电杆上、工厂里和学校里发见了。上海的官厅非常之奇怪……他们叫巡捕警察到处撕掉那些传单，可是，过了一夜，同样的传单又在同样的地方出现了。”……“八一那一天，群众示威虽然没有，但是全上海在一种极端紧张的状态之中。上海从没有像这一天这样，大家都尽着谈论共产主义。”（德国《弗朗福尔报》的上海通信）其实，《弗朗福尔报》的新闻记者，还是没有知道真正的群众在哪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红旗》（第三十七期）说：“上海七月十四、二十六两次示威之中群众受着的镇压，事前各区飞行集会群众集会里受着的摧残，估衣工人有几十个人被捕，法租界三四百群众的逮捕，七月三十一日国民党屠杀四个工人领袖的反动示威，当天（八一），又有极多的交通上的阻隔——这一切一切，只是更加激动了群众的斗争情绪。一万多的工人群众丝毫不怕的集合到南京路、福州路、白渡桥、天潼路、邮政局门口，一直到老靶子路，举行了英勇的示威，向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支持了四小时以上的直接反抗。”

　　八一之后，又有国际青年日的九一示威，——鲜血的红旗又发见在上海的马路上。

　　最近的消息，说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正在一天天的更加剧烈起来，例如，去年十月底，北平人力车夫、清道夫、粪夫有极激烈的罢工运动。北平国民党的报纸，宣布洋车夫的“罪状”，说：“这些地痞恶棍，胆敢闯入北平市总工会会所，手持木棍，乱打电车，凶殴良民。”十一月间青岛的纱厂工人罢工，工人群众包围工厂，要想占领工厂，强迫资本家发给工资。工厂区域曾经被群众完全包围。而日本资本家所雇的国民党工贼，同着警察攻打工人。结果，二十多个工人受伤。十一月二十一日日本的通信社电报还说：“中国军警现仍无力驱散罢工工人。”

　　上海在去年十月、十一月间，工人斗争因为米价高涨而又激烈起来，其他各地方，也有同样的情形。军阀混战现在扰乱全国，所以米价的高涨，更成为工人生活情形恶化的重要原因。工人提出提高工资的要求，要求发给“米贴”。他们时常去和兵士群众接近，号召兵士起来共同反对战争。而被开除的工人，在国内一般的混乱和危机的情形之下，大多数不得不回到乡下去，而和农民的组织发生更密切的联系。

　　最近城市工人的斗争，也部分的采取武装冲突的形式，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斗争有很密切的联系，——这些情形，都预先指出正在日益生长的新的革命高潮的前途。

　　广州的长堤，中央银行的附近，是广州暴动时候，英勇的工人和张发奎、黄琪翔等“忠实的国民党武装同志”两年以前剧烈作战的地方；去年十月革命十二周年纪念——十一月七日，又在这个地方发生巷战，这不是偶然的。广州在这一天，有很大的工人示威。当工人群众开会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纪念的时候，警察没有敢去解散。开会之后，群众游行示威，走到中央银行的附近，忽然有一大队警察攻打工人。工人就是实行反抗，引起很严重的冲突，经过几小时的斗争，等到军队开了来，用机关枪扫射，示威的工人方才被驱散。而上海在十月革命十二周年纪念那一天，也有二千多人的示威，大马路、西藏路、北京路都有。而且妇女参加的很多。示威时候被捕的二十二人之中，倒有九个是女人。

　　上海去年十二月广州暴动二周年纪念——从十二月十日到十七日的宣传示威运动里，工人群众表示很大的积极。许多工厂之中实行了政治罢工；当天有群众集会——示威反抗国民党的专政；“中国苏维埃革命万岁”的呼声，传遍上海全市的各工人区域。十二月十六日的示威里，据英国通信社的电报，有很多青年工人参加，他们的口号是：“拥护俄国的苏维埃，拥护中国的苏维埃！”他们并且对兵士宣传：“掉过你们的枪头，去打死你们的军官——打死这些劳动民众的敌人。”

　　中国日益生长的革命高潮的过程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一天天的发展，虽然发展得太慢，发展得太不充分，可是党的政治影响，确有极大的开展，就是组织上也正一天一天的巩固起来。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去年十月革命十二周年纪念的那一天，上海征收党员的结果，有一百三十人加入党——其中有九十人是工厂里的工业工人。这一征收运动的期间，同时也发展了赤色工会的组织，上海的赤色工会得到两千人的新会员；并且成立了几个新的赤色工会，——其中有二个工厂，是向来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的。

　　中国工人群众的这些示威和农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和苏联的远东军防御满洲军阀而打的胜仗[4]，是同时的。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中国的工农把苏联远东军的胜利，认为是自己的胜利。普通的中国工人都高呼“俄国的苏维埃万岁，中国的苏维埃万岁”！“毛泽东的红军万岁，加伦（白留赫尔）[5]的红军万岁”呢。

　　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叛徒，陈独秀、彭述之等起来反对“拥护苏联”的口号，主张只能够提出“反对南京的误国政策”的口号[6]。很明显的，这些叛徒企图把中国无产阶级往后拉，把中国无产阶级做成中国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尾巴，去做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的附庸。他们同着托洛茨基派，骂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是盲动主义的，他们说：“中央不负责任的强迫命令群众去示威”。他们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结，应当适应新的环境，重要的是要经过合法运动去征取群众。就是有些同志，他们曾经说“中国资本主义的统治现实已有相当的稳定，且在最近将来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或者说“中国的革命高潮始终是又推迟了”，——这些同志也不过是取消派陈独秀派的尾巴。

　　国民党的崩溃，全国的危机，军阀的混战，工人运动新的革命高潮的生长，农民游击战争的扩大，以及最近主要城市里工人群众的政治斗争，——凡此一切，使“争取群众以准备暴动”的任务，成为中国共产党最近不能迟缓的任务。要会很好的联结秘密的和公开的工作方式，要会联结群众的日常斗争到革命的中心口号上去。这些中心口号就是：“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为工农反对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的战争，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犯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争取苏维埃，苏维埃是暴动的机关，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实行革命的民权独裁的机关”。这就是说——要在革命高潮刚刚开始的时候，要在军阀不断混战的环境之中，要在国民党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而时常企图做侵犯苏联战争的发起人的条件之下，——一开始便有对于这个整个时期的总方针：变军阀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为阶级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这就是要有坚决的有系统的一个全新工作的总方向，一切工作，都要是为着转变现时的军阀混战为工农反对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的战争的工作。至于这种战争转变的时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问题是在于怎样准备自己，准备群众，去实行更有计划的，更一致的，更加进攻的斗争。赞助群众的斗争，发动群众的进攻，独立的领导群众战斗，应当估量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革命的经验，而解释说明武装暴动的必要和不可避免；促进革命运动的一般的开展，而同时防止过早暴动的企图，预防盲动主义的情绪。群众罢工的生长，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加入总的斗争，农民战争的力量，游击战斗互相呼应的可能，以及他们和城市工人发动互相配合的可能，组织的情形和群众的情绪，凡此一切，自然要指示出相当的时机：可以联合起一切的力量，而进于坚决的一致的进攻，对于国民党的军阀统治，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政权，对于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加以革命的最勇敢猛烈的总攻击。

　　没有工农暴动来推翻国民党，中国的被剥削的群众是决不能得着解放的！

　　一九三〇年一月，莫斯科

　　注释

　　[1]1927年12月广州起义中建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也称广州公社。

　　[2]中东路事件，见本卷第449页注38。

　　[3]1929年8月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5周年纪念日，共产国际曾号召全世界人民举行示威，反对世界大战和拥护苏联，拥护殖民地革命。这一天，上海数千群众集合在南京路、福州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等处举行示威游行，租界当局出动探捕和军队捕去示威群众20余人。

　　[4]指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苏联红军击溃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的胜利。

　　[5]加伦（白留赫尔），见本卷第579页注24。

　　[6]陈独秀1929年8月1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建议采用这样的口号。

　　(1)本文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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