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3)|瞿秋白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3)

　　八、中国无产阶级

　　我们分析中国的这一些的情形，主要的意义是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无产阶级的关系。

　　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数目虽然很少，但是不论他是中国人开的工厂也好，或是外国人帝国主义开的工厂也好，只要有了工厂，便一定就有工人，只要有商业的发展，有了轮船、火车，就有铁路、海员、码头等的工人。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年龄和特性是值得我们分析的，但是这个工人是在外国厂做工，还是在中国厂做工，这里并不用去大分析，机会主义的分析，就注意到这一点。企图把这两部分互相对立起来。

　　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年龄，还是非常幼稚，大致说来，还只有一代的工人，两代的工人（就是他自己是工人，他的父亲也是工人）是非常之少，只有上海或许有一小部分。

　　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性是在于他和其他的阶级有很密切的关系，或者这些工人的本身，他在五六年以前还是一个农民，或者是手工业者，甚至他们还是一个有过土地的小农。或者这些工人，他们是不能保得住他们在工厂里的位子，他们时常会因为失业而又回到乡村里去。这种特点是我们特别应该注意的。因为他们接近手工业者和农村，他们就带了许多的弱点，许多非工业无产阶级的观念，许多小资产阶级的夹杂思想。但是也有强点，因为他们接近农民，许多农村革命运动，是这些城市工人去引动的。比如广东的海陆丰等地，以及北江等等农民区域里，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有很大作用的；江苏的农民运动里，如宜兴、江阴等地，上海的工人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我们来估量中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够用社会民主党的极死板的方法，一定要生产的大工业工人才能算是无产阶级，连轮船、火车上的交通工人都不算。如照他们那种定义，那么中国真正的大工业工人，至多也不过五十万人了。中国的无产阶级里，有一部分是因为商业的特殊的发展，交通上的需要而产生的，这就是城市、乡村里许多苦力，在内地称做挑夫，这些人是没有租田的能力，他们是完全靠着当苦力谋生活的，他们的年龄比工业无产阶级还要长些呢。而且他的数量是非常之大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本身有二百万，依苏兆征[14]同志一九二七年的统计有二百七十五万人。再则，我们计算中国无产阶级的群众，手工业工人也要算在里面，在集中的过程里面，许多手工业者已经失掉了独立的性质，不能一面做工，一面做商人，而他们是被商人雇佣，不过没有到工厂里去。比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相近的地方，许多青年女子，就是靠着和商务印书馆订书生活的，有许多贴火柴匣子的女工也是如此。苏兆征同志的统计有一千二百万手工工人，实际的数目是只会比这个多，不会比这个少的，因为那个统计是只以有工会组织的来计算的。除此之外，在乡村中还有许多一半靠自己的田，一半靠卖力气的农民，所谓半无产阶级。我们如其将四种成分合起来看，就是将大生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苦力和半无产阶级合计起来，是有一个很大的数量的。我们大约的计算：工业工人有二百七十万人，城市的手工业有一千二百万人，乡村的手工业者和苦力一共约有五千万人，再加上很大数量的乡村半无产阶级，那就至少有一万万人以上，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小农、中农、贫农是不能计算在无产阶级队伍里的，他们只能算做所谓“农民阶级”。

　　中国的无产阶级，在他的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当然在质量上很差。他和农民手工业者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还有不少的私有观念、地方主义、帮口的习气，以及其他的落后的思想。可是他另一方面的长处，是对于他领导彻底的民权革命上是有很重要的关系和意义的。再者，中国无产阶级现时的斗争，已经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后，所以，他的力量，又在于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这亦是很重要的情形，不能够忘记的。

　　九、中国的统治阶级是谁？

　　总合以上所讲，我们看见：中国的豪绅地主的封建势力，和商业资本混合着，形成中国的统治阶级。中国的封建性的土地关系之下，绅士地主和“农民阶级”的对抗，还在加强而剧烈。同时中国资本主义的关系（货币关系和市场关系），亦已经有了相当发展。中国无产阶级，雇佣劳动者的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也就一天一天的剧烈和生长。

　　在这个两大对抗的形势里面，中国的统治者是什么状况呢？中国的地主、豪绅、军阀，是中国主要的统治力量。中国并没有如陈独秀的说法，经过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在革命失败之后，工农固然失败了，封建势力也挤下去了，而资产阶级握取了政权。而不是这样，事实上是豪绅地主利用资产阶级，使资产阶级成为豪绅地主的政治上的附庸。在经济关系上，我们也可以看见资产阶级一天一天的非工业化、非民族化。他们和军阀混合生长，他们成为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附庸。

　　十、中国的钱庄资本问题

　　在这里我更要指出一个中国经济上的特点，这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银行的问题。中国银行状态的所以特殊，因为他的作用并不如外国银行一样。在中国的历史上，很早就已经有了钱币资本，绅士地主便运用这种钱币资本和商业资本混合起来，用货币形式去剥削农民。中国的特点就是这些货币资本成为帝国主义“最下层”的工具，最接近被剥削的极广大的农民群众的工具。这些货币资本没有助成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货币资本，都是高利贷的形式。帝国主义银行的资本好像一架极大的机器，而高利贷便是这架大机器的最后齿轮。银行资本在中国，他不是像在西欧一样，有多大的财政资本的作用，事实上大半仍旧是等于中国旧式的钱庄。

　　一九一〇年之前，满清政府设立大清银行[15]，到了民国元二年又设立中国银行[16]，都是想利用华侨的资本来和外国的银行对立。在各地也设立了许多银行。上海、浙江……等地都有。可是银行的数目虽然一天一天加多，但是资本的数目不但没有多起来，反而是少下去。这些银行都只能成为军阀大官僚存放款子的外库。中国的银行事业，由企图供给工商业界，而变到成为运烟土、包税、高利贷……等等的投机事业的机关。所以中国的钱庄，他的信用却比银行更好些，他是帝国主义极有力的一个助手。上海有钱庄公会和银行公会，在五卅的运动中，银行公会是很爽快的答应罢市，可是钱庄公会就不肯，只罢了两天。钱庄的票子是很有信用，银行的票子就不能像钱庄的票子一样的有力。近年以来，钱庄的作用也变动了，成为买卖公债的机关。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危机——农业的危机已影响到工商业，而这些危机已经不是一种定期的危机，而是成为一种根本的危机了。——于是中国的钱庄资本（银行亦在其内），就成为军阀制度的附庸，成为极端畸形的最初积累资本的机关。

　　十一、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对外贸易，完全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问题不仅仅是在于关税问题，外国的工业品，打破了中国的手工业，差不多消灭了中国的手工业，能够生存的，只有一部分能够适应外国市场的，和受了新的改组的。

　　中国的地位，是成为帝国主义吸取原料的地方，帝国主义者到中国吸取丝、茶、棉花、豆子……等等。在这个关系上，中国的地位成为帝国主义农业的后方。

　　中国商业支配的权力，也都在帝国主义手里，内地的商人，实际是帝国主义商业的代理人。他们时常要借钱作为周转的用途。帝国主义的银行直接的，或间接的经过钱庄借出这些款子。有些人说，现在买办减少，而实际亦非如此。现在许多地方，有了中国人自己开的洋货公司，或是收买原料的行、会、商号，他们收来了再运出来卖给帝国主义。这样的关系，只是省了帝国主义者自己派人去收货，买办制度不过是换了一个形式。这样的关系之下，帝国主义的势力如同一个铁网，网罗了整个的中国。例如英国，他在香港设立一个总行，在各地设立一些分行，再经过中国的商人、豪绅、中小地主、高利贷者，管理着整个的南部中国的市场，这个系统之中，便有极广泛的买办制度。

　　工业上，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在中国地方，建立工厂，因为是接近原料，又有廉价的劳动力。这些外国工厂，对于中国民族资本是一个极大的压力。中国的重工业，煤铁出产，更是多被帝国主义（日本、英、法等）吸取了去，并不供给中国的生产工业。在这方面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后方。

　　交通方面，权力也在帝国主义的手里。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在通商口岸发展了很大的商业，并且媾通了各地的地方市场。帝国主义侵入一个地方，他必定要发展那里的交通，媾通各地的联络，这是一般殖民地的特点。我们看印度和非洲等地铁路的先发展便可以明白。中国的铁路，有百分之九十八在帝国主义的管理之下，铁路在中国有很高的利息，都是帝国主义者取去了。航路呢，海洋线，是百分之八十五在英日的手里。内河线也有百分之四十六到百分之五十在帝国主义的手里。

　　大工商业既然都操纵在帝国主义的手里，交通也在他们支配之下，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命脉都被他们抓住了，而统率这个权力的，便是外国的银行，如英国的汇丰银行[17]、日本的正金银行[18]、台湾银行、美国的花旗银行[19]等等。这种银行资本有很大的势力，这些银行在政治上他都握有很大的权力。我们以中国的中央政府的财政来说，那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中央政府，由北京政府一直到南京政府，有半个政府在外国人手里面，中国自己只有半个政府。如北京政府，经过许多变动，自袁世凯，徐世昌[20]，段祺瑞，一直到最后的张作霖，可是有半个政府是不动的，这就是海关、监督、税务司[21]，交通部的一半，这些重要的握有实权的财政机关，一直在帝国主义的手上，没有变动的。因为海关、盐税、铁路……等都抵了外债的利息，这些实际的财政来源，都交给了帝国主义的税务司等管理了。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统治着中国中央的财政，另一方面又操纵着中国全国的经济，那中国整个的经济命脉是在帝国主义手里面。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有支配的能力，他等于中国的“皇帝”。

　　但是帝国主义的能够统治中国有两个方面的动力：一方面他是有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关税管理权，以及其他的权利，能够钳制中国的政府。北京的东交民巷[22]，实际是中国的太上政府，他有一切决定政治、外交上的能力，这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便是租界制度，这种租界制度，大家虽然也见到，但是他是有一个特殊之点，是没有人注意到的。这个特殊的地方，便是“出卖安全”，他能够保护有钱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在战争和革命的浪潮里给他们一种安全的保障，他有一种能力，吸引反革命力量，划出革命和反革命的战线。他们并且能训练中国的反动势力，给他们以政治上、军事上的训练，使他学习法西斯蒂化的方法。

　　这里，我们要讲到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异。主要的英、日、美三个国家。美国的要侵入中国，决不是要来将中国工业化，而是在英美冲突的世界的关系上的缘故。因为英国是最早侵入中国，英国对华的利益，商业并不占什么重要地位，因为英国的整个世界贸易之中，对华的只占到3%—4%，他在中国的主要利益，是他取得了中国的财政统治权，他有中国的半个中央政府，中国的政府半个等于印度。英日的冲突固然还存在，可是现在主要的是英美的冲突了。美国的所以想钻入南京政府，不是想将中国来工业化，而是想和英国争夺这个财政权。此外英国对华的商业关系，香港的贸易，已经是在中国的利益的第二等了。英国对华的商业势力，大半是在南部中国。据英国人自己说，他经过香港，可以范围到八千万到九千万人口的中国市场。至于日本也是曾经想去掉英国的势力，拉了袁世凯失败了，又拉安福系，造成清一色的亲日的政治集团，想组织新银行团[23]等来和英国争财政权，订二十一条[24]，取得青岛等等，可是在英美合作的打击之下又失败了。他们利益是最明显的，直接的侵略势力范围，南满成了他的殖民地，青岛也是一样，在那些地方连一匣火柴都只有日本货。因为日本不如美国，不能独立发展，全靠着侵略中国，原料和市场都在中国，如其他失掉了在中国的出路，就完全完了。因此他是最露骨的方式，武力的侵占，他的计划，不是全国的范围，主要的是在北方一带及满洲、蒙古。美国的向中国侵占，并不在于要原料，如棉花等他自己有，并且还有输出，铁、煤、煤油也都有，他要的是橡皮，是要在南洋群岛上的势力，那里的橡皮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美国人需要的，如汽车轮子等等要这种原料。他就首先要打击英国人的势力，夺取英国人在中国的财政统治权力。他是要准备由南洋到上海之间对于英国海上战争的准备。所以他要在上海附近筑汽车道、飞机站和无线电台等等，其次才是他在中国商业上一般的有增进。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过程中，一般的有相同的步骤，美国的想取得南京，也是在想先有一个势力范围，取得江浙的势力范围。其次，便是取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支配权。美国帝国主义在这一方面，是和英日没有丝毫的不同，一切所谓特殊的“美国作用”，都是机会主义的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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