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瞿秋白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1)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1)（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我们明了了中国的土地关系和他的状况，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形，我们就可以研究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发生了什么结果。中国的乡村经济，每一个省份，或几个县份，都各自形成比较独立的地方市场。在这样的一种基础上面，在清王朝的时候便有了督府的制度，这种制度，完全是封建的政治的上层，是地主绅士的政权。在商业资本发展的过程中，可见到地主绅士的剥削阶级更进一步的兼营商业和扩展高利贷，加强剥削，同时便发生各个地方市场间的竞争。在这种趋势里，我们只见到商业资本的发展，并没有看见有多少新式工业的发展。——中国经济的自身，并没有像欧洲的国家，如英国等，达到中国“自己的工业革命”。在中国发见工业品多是从外国输入的。

　　我们接着中国的乡村土地关系和地方市场，讲到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里便有两个特别的市场要说。一种是所谓“洋场”商业，就是和外国商人直接来往的通商口岸；一种是华侨商业。通商口岸的商业及华侨商业的发展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很有关系的。

　　有了通商口岸之后，如上海、天津等地，这些通商口岸就成为一个中心，从这种中心地点出发，外国商人销售他们的货品，同时也就在这些地方，集中中国内部各地的出产，吸收中国乡村的原料。

　　再则，国外通商之后，中国的商人各聚一些资本，国内没有投资的场所，他们便带了些资本流到外洋去，流到南洋群岛、菲列宾[1]、马来[2]、新加坡、安南[3]、暹罗[4]、缅甸、爪哇[5]、檀香山等地，到外洋去的许多是赤手空拳的苦力。但是，有一部分是带着资本出去的，当然在整个侨民的数目里是并不多，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这些到外洋去的许多侨民之中，有一部分，他们慢慢地积聚起来，成为很富有的人，这部分人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一、洋场商业的发展

　　上海——我们俗话是称他做“十里洋场”，这种洋场的发生，对于中国全国的人民，都是一种“极新鲜”的现象。这种洋场的开辟，使得中国的手工业、家庭工业极端的破产，并且使这些旧的手工业，改头换面的组织起来，使他们能够适合于新的关系。譬如广东的雕刻象牙以及绣花手工，江苏、浙江等处的丝行茧行，福建的漆器，江西的瓷器等等，都要适当“国外贸易”，适当中国国内市场的新需要，因此，手工业资本逐渐集中，差不多都改变成为大资本的附庸组织，生产的多寡都受商人的支配，如其不能这样的改组，那末就一定破产。旧有的各种商业，如木材、茶商、丝商、布匹等等，都是各省之间的互相交易。有了通商口岸之后，就改换了形式，逐渐变成“内地”与“洋场”之间的贸易。再则，从前是地方上的绅士指挥各地之间的贸易：如北方之皮货，南方的绣品、瓷器，汉口一带的土布，广东的糖，以及南货等等（南货铺是专运内地所没有的杂货，大都是沿海一带的产物，是农渔的产物，稍稍化费一些手续，粗糙制成的生制品），都在巨商绅士的支配之下。这些货物的来往，自从有了通商口岸之后，都是集中到这些口岸去，去适应这个口岸。因为有了这种集中，有了“新的组织形式”，所以就在这种集中的过程里产生出“买办

　　这样变动的过程里，我们看见的现象是什么？就是从前最大”来。的市镇，有许多是消灭了，或衰败了。譬如，中国旧时候有所谓四大镇：汉口、朱仙镇、佛山镇、天津卫，是中国从前仅有的国内贸易的大市场。除了这些市镇之外，各省的都会也是商业的中心。至于北京更是重要的市场，十八省都有会馆，一切重要的日常用品，如米粮、南货等等，都靠到北京去做官的那些京官的，因为是个政治的中心，聚居的人口稠密，又和各地都有关系，也就成为一个很大的商场。崇文门的税关已经设立了很久，这个税关的收入，辛亥以来一直是北京政府的一个重要财源。五六十年以来，因为有了新的通商口岸，有了许多变动，可是没有统计。我们就把邮政局的粗陋的统计来引证一下，也可以见到许多从前繁盛的城市，现在的人口，减少得非常之厉害。譬如西安府，从前是一个大都会，二千年来，做过好几次中国的京城，可是近三十年来，人口一天一天的减少，商业也是非常衰落。佛山、开封等地也是如此，山东、山西许多市镇县城也是一样。可是通商口岸，人口增加得非常之快，譬如上海、青岛、天津……等等地方。上海在几十年前，不过是一个荒凉的小村，可是现在至少有二百万以上的人口，现在他不仅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地方，而且是远东方面最主要的港口，他的意义，比日本的东京还重要些。因为他集中从南洋群岛起到日本、青岛间各地的商业。

　　二、华侨商业对于中国的关系

　　开始虽然是一部分商人绅士带着资本出洋，但是在这一部分人里面，生长出大资本家的阶层。他们到了一定的时期，他们的资本积聚到一定的程度，就投到中国来。他们投回中国的资本的用处——投资的方式，是很广泛的，不一定是投入工业里面。他们之中，有些每年只能寄几块钱到中国，有些几十块、几百块钱寄回来。可是不论他的钱有多少，一般的对于中国是很有影响的。最大的影响，便是对于汇水上的帮助，使通商口岸的银行钱庄，能够增多流通的资本，可以借出去，做收买原料、丝茶等，以及放债，借给工厂等，帮助市面上的活动。再则，华侨寄回来的钱，大部分是用去买土地的，如广东的华侨资产阶级就是如此，在广东的中路……顺德、中山一带，这一类的土地很多。华侨资本的影响是很大的。据一九二六年《远东工商业资本》杂志上说，华侨由国外汇入的款子，每年至少有二万万元。这样大的数量对于中国的商业当然是有相当的影响。这样，通商口岸形成了新的市场，使内地的资本集中到通商口岸来，而华侨资本的回国，又增加这些通商口岸的商业上的意义。这是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展里的重要的事实。可是，很可以使我们注意，就是——这样的发展里，并没有多大工业的发展，即使有一些，也是非常之少的。这些资本都是大部集中在商业一方面，这样的集中，只是去适合帝国主义的剥削：如这些资本都是用在开设洋货铺、丝茶公司、面粉洋行等等。这种商业的发展，是范围很大，而且发展得很快。

　　三、中国的国外贸易

　　在六十年来的历史上，是一天一天的扩大的。这种情形，可以在海关的统计册上找得出来。这种贸易的扩大，并没有因为战争，军阀的内战等等的原因有什么缩减。中国的资产阶级总是注意“入超”，孙中山便造出一个理论，说：如其我们输出的只有十元，而输入的有二十元，那末我们便有十元的金钱流出去，这样外国人便将中国人的钱都吸收去了。其实这种分析是太简单了。可是就是许多共产党员也迷信这种分析。其实，只说什么入超出超是不明显的，譬如英国、日本都有入超的时候，特别是英国，我们要看出入口货的物类。注意输出是什么，输出到什么地方去，输进的是什么东西。在中国的入口货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煤油、纱布、火柴以及其他工业品的入口，这些货物是一天一天的增加。这种货物入口的增加，是表示中国的消费者，都日益要靠外国货品的供给。虽然中国自己这类的工业也有一些，如火柴、肥皂、香烟等，但是有许多日常需要的东西，完全要靠外国货的。并且这种对外贸易，在最近的十五年中，有些极可注意的事实，便是米面入口的增加。这是一件“奇特”的现象，中国本来是个农业国家，本来应该是中国能够供给别个国家。可是十五年来的现象，米麦的入口一天一天多起来，如上海、广州等地有外国来的米：东京米、朝鲜米、安南米等等，天津有美国来的面粉。有个北京政府的美国参赞说：如其由陕西运一担麦子到上海，要比从美国加利福利亚运来的贵七倍价钱，并且还不一定能够运得出来。这是中国的环境，内部的矛盾，和帝国主义的侵入，使得中国的农业恐慌，没有一刻停止，而是一天一天更加深入。就是年成好，也不能救济这种状况。战争的暂时停止也是如此，只有商人买办等能够多得一些利息，对农民并得不到好处，有时使他们受迫得更凶些，因为要乘年成好的时候，缴还旧欠等等（欠的租或欠的债），受着更厉害的压迫。

　　这些现象，可以标明出国外贸易，对于中国的影响。这种贸易，好像一架极大的极有力的机器，他挤下了许多小小商人，而在各处栽培了许多财阀，许多大商店、公司、高利贷的机关。

　　这样的国外贸易，以及关税的关系，阻止华侨资本投到中国的工业里去。因为这种贸易和关系，只能使中国发展买办的商业，或者将资本投到土地上去。并且现在这种买办商业也是在缩小。从前开设先施、永安公司[6]是很有利的，现在是已经有了几个大的，就发展不开了，得不到什么利益了。南洋的华侨资本家，他们就在南洋经营起来，不再如从前那样，将款子都汇回来。回到中国来的人也是很少很少。在南洋经营的现在很多，显著的有陈嘉庚[7]的橡皮公司等等，其他有糖蔗农业之类。这些在南洋已形成特别的一种阶层。现在在南洋的华侨，好像欧洲的犹太人。现在南洋有三等人：一等是英、荷、葡等国的帝国主义，一种便是中国的商人，再便是土人。譬如暹罗，那种住在城市里的人，大都是中国人，不但商人是中国人，手工业者也都是中国人。华侨的数量是不断的增加的。

　　这些发展之中，我们看见一种倾向，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商业资本畸形的发展。这种倾向的表现，一方面是天津、上海……等地洋场商业的发达，另一方面是国外华侨商业资本的发达。华侨商业发达的过程里，他们也曾倾向回到中国来经营工业。所以在现时，我们可以见到中国比较大一些的工业，至少有一半是华侨的资本，如南洋烟草公司[8]、广生洋行等公司多半是华侨资本家开的。广东几条铁路的资本，也是如此[9]。这种商业，我们可以说他相当的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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