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瞿秋白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政兄：

　　〔第六号信。——第五号信是十月三十日寄出的，所论是关于汪陈派及党的新任务及新口号。此后，国际代表团少年代表到此，做过报告，带来英德文的文件等之后，又写了几句简单的信。〕

　　前两天方才接到中国寄来的汉文材料，从中央三十六号通告及五十几号的通告止，直到开除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的文件[1]，整个的六月全会（二中全会）议决案[2]及接受国际农民问题的议决案[3]，还有反托洛茨基等的材料都接到了。

　　现在分几个问题谈谈：

　　第一，关于二中全会。二中全会时的农民策略上的说法，仍旧是不妥，现已有改正，不再赘述。二中全会的问题，不久，我们便要讨论，国际[4]同志的意见，暂时以为（一）一般路线虽然正确，然而对于“变军阀战争为反对军阀战争”的口号没有明显的提出，没有有系统的准备这种转变的工作路线的明确的规定——显得太弱；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作用的说明，还显得不大精确；（二）关于右倾危险的估量，还是太轻了些。后来陈独秀的发动[5]，是一种事实，足以证明不但右倾已经无形之中的形成危险派别，而且形成党外的取消主义的政纲。现在应当根据国际最近的信，特别加重说明，宣传并执行这两点：（一）是“战争转变”的口号已成群众鼓动里的口号；（二）是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左”右两种取消主义分子，应加以肃清之外，党内仍是右倾为主要的危险。

　　第二，关于陈独秀。此间至今只收到陈独秀的第三封信。其第一、二封信仍旧是没有中文稿子。因材料的晚到，所以留俄同志中尚未开始广泛的报告，而只限于消息的报告。现在在两礼拜之后将在各校[6]开始详细报告及讨论。国际方面，几天后就可以有形式上的“赞美”开除的决定——这当然不成问题。对于反对陈独秀的问题——理论上的斥责（并非讨论）的问题，既然他将他第三封信公布了，就成为重要的问题了。国内的对于第三封信的答复，这里还没有收到。这里的意见，大致表示在我的文章里[7]。这里的注意是在肃清，现在应当提出“凡是拥护而且宣传陈独秀等类的主张的人，是和共产党党籍不能相容的了”，这就是说，即使口头上反对陈独秀，赞成开除他，但是，如果政见上是类似的主张，这种人便应当肃清出去。右倾在党内的危险，必须加紧注意，更加紧的斗争。

　　第三，党的路线和工作方针：（一）党纲策略上的问题。必须对于资产阶级发展的问题，有明确的解答，对于农民战争的问题，有坚定的领导赞助的方针，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工农反对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方针。无论党主观上现在的组织情形，工农组织的力量微弱到如何的程度，都应当有总目的的方针。“党的组织原则应当由党的任务来决定；不能够是党的任务由党的组织状况来决定。”（列宁）战争转变的目的是我党现时的总方针。转变的时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亦许现在还没有明显答复的问题（在全国范围之内）。应当使这个时机成熟起来，应当有系统的使他成熟起来。（二）“联合”的问题是：现在应以暴动为标准，来决定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现在民权阶段之中我们是有同盟者的；谁说国民革命失败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就只有“超阶级的革命，他就是资产阶级的奸细——因为革命高涨期间这种奸细最能够执行资产阶级削弱无产阶级的使命”。但是，谁是我们的同盟者？——谁赞成暴动——推翻封建式的土地关系的暴动，我们就同谁“同着一起打，各自分路走”。这就是农民群众——民权主义的农民（当然不会是社会主义的农民呵）。甚么：汪陈派[8]罢，富农罢，学生罢，或者第三党[9]罢，宋庆龄[10]罢等等的猜度，都是机会主义的动摇！（三）高潮问题。现在要注意反对一种传统的意见：以为党的主观力量没有组织好之前，高潮是不会来的，或者说，是因此就要推迟的。这种见解绝对不是布尔塞维克的。应当加紧巩固自己党的力量，赶快的去迎着新的高潮，不要落后！为“过分估量”所吓，以致于始终不敢说出革命新高潮已在日益生长，这是不必的，有害的！（四）争取群众的目的是准备武装暴动。为争取群众而争取群众的精神，一定要肃清，无目的拖住群众，所以会发生取消赤色工会[11]，投降黄色领袖[12]的右倾倾向。（五）党内团结。党的团结，必须在布尔塞维克的原则的基础之上来团结，必须在党的路线上来团结。——决不是互相容忍，互相敷衍的无原则的赦罪主义，这是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而不是列宁布尔塞维克的组织原则。“调和主义和统一主义对于俄国工人的政党，不但是发疯的主义，而且是亡党的主义。”（列宁）再者，组织上必须训练出工人的干部，中央和各省、国际和中国都应当要有和当地工人的直接联系；要上海、香港、天津、武汉的工人之中，至少每地有一两个工人通信员，直接写信给国际政治局（东方部只是比较技术的机关），直接写信给中央。“要他们自己写，自己能够运用秘密通信办法(2)，而且使他们每人准备几个‘候补’，不要单相信党内的知识分子，不要相信。这是工人干部能够做，应当做的。”（列宁）（六）二中全会及中央屡次通告，都看得出：国内写议决案是非常冗长，时时重复。必须改用简短明了，题目分明的办法。例如政治议决案，宣传议决案，职工议决案里同样意思重三复四的说一个题目的地方，极多极多。

　　第四，党的现状。据最近所得材料，以及偶然捡得的出版品，这里意见，可以得到党的成绩和进步确是很大的感想。可惜，关于这些你们除八月二十一从西欧转给代表团的信以外，没有再有信告诉国际以工会、农运、宣传、组织的其他具体材料。我们知道：中央有布报、红旗、海上日报[13]，不过所得知的很零碎——罢工农暴消息，所谓东交事件[14]消息等都不能得到有系统的头绪。我觉得《红旗》的文字还太深奥一些——编辑上应有大大的改良。海上日报的社论往往很弱，编辑文字也需要改良。最主要的，必须有工人通信员的组织——中央机关报特别派一两人直接到工人区域去收集通信，帮助工人写作等等的办法，非常之必要了。再则这些出版物，何以你们一份也不寄给代表团呢？我提议，立刻将我的住址，中夏[15]的住址发交发行处，令每有一种印刷品（书籍、杂志、报等）出来，立刻清出十份：五份由德国转寄，五份直接寄莫——用邮政的寄法，夹在《字林西报》[16]或无聊的中国杂志之中寄来。至要要要要！！

　　第五，国际关系。中国的党，已经是殖民地上的第一党，是国际许多大党之一。国际政治局里（如马鲁意里斯基[17]、莫洛托夫、苦乌西宁[18]等），往往问起：为什么向忠发[19]、李立三、周恩来、任弼时[20]、关向应[21]等等，以及中国政治局，一个字也不写给国际的政治局（注意：屡次重要的信都是由国际政治局——秘书处写给你们的，并非东方部的名义）。最近，例如开除陈独秀及二中全会的问题，你们也没有正式致国际的信报告。以后一定要按月用政治局名义写信来给国际政治局。忠发老哥，你个人及其他中央委员，都可以勤写信，谈谈国内一切情况，至要。

　　第六，布哈林问题。布哈林已于七月的十次全会开除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之职，最近，苏联党中央的十一月全会，开除苏联政治局委员之职。关于布哈林的材料，我前几封信都已提及。四月间我就有一封详细的信，随后，并寄上一国际的决议案。国内必须做一反布哈林的宣传运动。国际方面要忠发、立三、恩来等个人及中国政治局发表对于布哈林问题的主张，并且要上海等处工人同志的信函。现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大党都有中央委员会赞成苏联中央开除布哈林之政治局委员的决议到莫——赞成开除他的国际主席团委员的表示，早已有了。

　　第七，国际材料。七月十一日你们的信直到最近才有英文稿到，其中说起代表团不写材料的问题。其实凡是重要问题我都在信中述及。材料则只能寄外国文的。然而，国内始终没有地址寄来。俄文的材料，如杂志等，必须有一个两个三个的上海地址，可以由此寄德国再转寄来，□□！最初，我们曾经交给国际交通处五六次，现在查起来，国际交通处都搁置不寄——因为太重太厚，不能秘密带的。中央七月来信，最后一句说：“下列地址可寄书报”，并有双点“：”，然而“：”之下，一个字也没有了！奇怪不奇怪呢？请速写信告知。去年曾经定了几种杂志，一本也未能寄出。现在已经去定明年的。望你们的两个三个地址。

　　第八，中国党纲问题。中央七月的信，曾委托我起草党纲。现在我方接到此信。我在此一年之中，大部的时间是化在这一问题上。陆续寄出的农民、职工、独秀等文章[22]，都是准备工作。现在的问题，已经需要决定委员会的名单。我的提议是：莫洛托夫、苦乌西宁、米夫[23]、沙发洛夫[24]、秋白、中夏、国焘七人。国际方面尚未讨论。再则，此问题的准备是非常重要——是中国革命理论基础的制定的问题。需要的时间必定较多，至少要五个月，尚且必须国际方面准我三个月的假——即不管一切杂事。党纲必须在七次大会提出。而国内革命的发展亦渐有需要开七次大会。东方部已有此意，准备在明年七八月间仍在俄召集，尚未最终决定。此事，须等待你们的意见，请即答复。七次大会的任务甚大（党纲不过其中一部分而已），准备方面极其重要，请给指示。

　　第九，代表团问题。余飞快要回国。国焘只管自己读书。王若飞最近对独秀问题说：“赞成在思想上和独秀辩论，向党内群众解释，然后再开除，不赞成立刻提出开除问题。”此外，十月间在讨论汪陈派问题的时候，王若飞又提起今年二月间的国际的信的问题[25]，他说当时讨论是他犯着最少的错误！关向应同志、苏兆征同志当时是在此地的，兆征同志是死了！向应同志一定记得：当时若飞的意见是最右的意见。因此，代表团已决定停止他的出席代表团，并撤销他在农民国际的工作——他农民国际的工作，事实已经停止。现在请中央批准，即刻书面答复。应以黄平[26]补入。

　　第十，留俄学生的问题。中央最近告留俄学生书，已经公布出去。孙大情形，有余飞同志的综合报告（见附件）。孙大风潮的问题[27]，苏联中央的调查委员会，不日将有结论。调查委员会的主席纪尔桑诺华同志已经对我及国际宣传部委员会正式报告：孙大支部的党的工作（托、白尔达）确有浓厚的机会主义及官僚主义的成分。暂不详，俟再告。

　　将来留俄学生的方针，应当是（一）孙大缩小到二百人光景——其余分别扣留（反革命或反对派），送回。以后（一九三一年），每年需由中国派五十人（工人须占大多数），分入列宁书院及孙大。（二）列宁书院应准备高级干部，孙大准备一般群众运动的干部。而且将来要扩大成国际的殖民大学，以中国部为主体，外加印度等等。（三）军事学校，俟毕业后（现有学生毕业后）即不再开班（因潘锷之经验，很苦痛而无大效，黄平能够以事实证明之）。军事训练附在孙大进行。军事高级学校（如陆大及军政大），则以孙大毕业生——能完全用俄语听讲者去为原则。（四）组织共同的总的翻译委员会。此事至今不能成功，我已吵了一年多，而因分配零乱及吴良武之回国（不得代表团允许即去）等，始终无以进行。必须定下一原则：留若干人在此任职业的翻译，然后方能组成。此等办法，苏联中央政治局等你们的正式函件来即可决定。

　　再则，必须有中国党中央特任一“留学生监督”（一笑），在此专营组织问题。将来回国学生之评语成绩等，分配派遣等，由他以全权与国际及苏联中央共同决定。并为事务性质的繁杂，决不能以政治代表兼。请即日决定，书面上从速的通知此地。暂时，已由国际政治委员会决定中夏同志。

　　三则以前回国学生的评语，完全没有给。这是因为孙大以前的指导机关，完全无此能力——其党部、教务处机关之零乱混蛋，已至不可言喻的地步。代表团向之要求名单及评语，至十五次之多，而始终交不出。

　　其余的问题，下次再谈。所有此信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宗□同志信所提到的几个需要答复的问题，请中央即日书面逐条明确的答复，至要至要。

　　听说恩来、向应同志都病，现在怎样了？不胜悬念之至！！

　　此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秋白　一九二九.十二.十五

　　政兄：

　　寄上附在第六号信的函件如下：

　　

　　再，以后寄来材料，切勿裁剪。此次之来件，又有很多很多，因此而看不清楚，须下令国际交通处绝对禁止剪边，布报等由秘密交通寄者，至少须寄五份（薄纸印的可以寄的）。

　　秋白又及

　　注释

　　[1]即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2]六月全会（二中全会），1929年6月下旬至7月初在上海举行。

　　[3]即1929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接受国际对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

　　[4]国际，指共产国际。

　　[5]陈独秀的发动，指1929年7月25日、8月5日和11日陈独秀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三封信中，对中央当时在中东路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以及自大革命失败党的路线发动的攻击。

　　[6]各校指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列宁学院等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几所学校。

　　[7]指瞿秋白写的已收入本卷的《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一文。

　　[8]汪陈派，即汪精卫、陈公博的国民党改组派。

　　[9]第三党，见本卷第11页注⑨。

　　[10]宋庆龄（1893—1981），广东文昌人，国民党左派领袖。大革命失败后，曾与邓演达一起去苏联。

　　[11]赤色工会，指共产党领导的工会。

　　[12]黄色领袖，指国民党控制的黄色工会领袖。

　　[13]布报，即《布尔塞维克》杂志；红旗，即《红旗》周报。都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海上日报，疑为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上海工人报纸《上海报》，1929年4月17日创刊。

　　[14]东交事件，指中东路事件。见本卷第511页注44。

　　[15]中夏，即邓中夏。见本卷第368页注⑧。

　　[16]字林西报，英国字林洋行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

　　[17]马鲁意里斯基，今译曼努伊尔斯基（Dmitri Manuilsky，1883—1959），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等职。

　　[18]莫洛托夫，见本卷第162页注13。苦乌西宁，今译库西宁。见本卷第58页注②。

　　[19]向忠发（1879—1931），湖北汉川人。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党的“六大”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31年6月22日被捕叛变，24日被国民党枪杀。

　　[20]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21]关向应（1904—1946），辽宁金县人，满族。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

　　[22]这里指瞿秋白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等文章。均收入本卷。

　　[23]米夫，见本卷第351页注②。

　　[24]沙发洛夫，今译萨法罗夫（Georgi Safarov，1891—1942），190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历任苏共候补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曾在塔什干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共产国际远东处工作。

　　[25]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了汪精卫、陈公博的国民党改组派问题，并发出了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的信。

　　[26]黄平，见本卷第579页注25。

　　[27]孙大风潮，指中山大学的学生问题，见本卷第310页注④。

　　(1)这是瞿秋白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政兄）的“第六号信”，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标题是编者所加。

　　(2)关于政治问题的信，不怕泄漏的信，可以直接邮寄德国，函中写明“转寄维它——及国际政治”。德国有两个同志的通信处都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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