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联共（布）中央的信|瞿秋白

致联共（布）中央的信

　　致联共（布）中央的信(1)（一九二九年十一月）

　　亲爱的同志：

　　关于中共劳动大学[1]的问题，已在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会议和联共中央秘书处讨论过了。中共劳动大学的情形，真不堪言。真的，它是不能保证完成为中共准备多数派的干部[2]的任务。因此，中共大学将来是否单独的存在或者改为殖民地劳动大学主要的一部——这些争论在本质上说来，已经不是这样的重要，如这问题在初次看来好像重要的一样。无任〔论〕怎么样，中共大学是应根本改造，并且要很快的改造。

　　中共大学的根本改造是在加强领导，进行国际教育，和无情的清洗现在的学生成分。中共代表团自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3]以来，不止一次向学校贡献许多具体的提议以改善学校的状况。中央[4]对中共大学正月的决议（决议的第一条就说要消灭派别斗争……）讨论和通过，都有中共代表团参加。我个人在当时是不能参加这项工作，因为我在国际六次大会以来就有重病，以后为讨论国际给中共中央二月的信[5]又非常忙碌。到了四月我才开始为中大工作，在详细地知道学校情形以后，我们又有关于改善中大具体的提议，并且这一次是书面的。一般的说来，我们关于这些事件是有许多次已和学校领导人谈过，并且在东方部秘书处亦提出过。我们的提议“接受过了”、“正要接受”、或者“将要接受”，但是没有实行。比如中央一月的决议就是一例。同时也没有谁认真地与我们讨论这些提议。从另一方面说来，学生的社会成分和政治成分也没有改善，这是有许多原因，一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在中国没有很好的招收新生。

　　假是我们要真正为中国共产党认真地准备多数派的干部，那么我们必定要很快地根本改造学校，为要真正的为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准备干部，为要有中国单独的大学和各民族大学，或者只是在全世界殖民地大学设各民族部，则必须有下列条件。

　　1．根据共产国际和全世界共产运动所有的经验，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党的建设、工运等）加强国际教育之施行。假设是对中共劳动大学不仅仅要“中国化”——研究中国问题，而且要用中国工人真正能了解的语言，教授所有功课，将理论和实际知识及工作联系起来。国际教育是与现在中大之闭关生活完全相反。

　　2．要有强健的布尔塞维克的领导和好的“美国式”的机关[6]。自然，所有的领导者，也不必要尽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问题专家，因为在学校还有许多工作部门，需要高度熟练的工作人材，科学的和行政的人员以及有工作能力的人。

　　例如在学校有这样的情形：（1）国际写给中共中央的二月那封信，已做了报告，在支部理应讨论而没有讨论；（2）国际关于农民问题写给中共五月的信[7]，也没有讨论，甚至好久没有翻印成中文，同志们到十一月才在杂志上看到。国际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信[8]，也是同样的情形。这一次是我自己翻成中文，经过两个月以后，我问讨论这决议怎么样？回答我说还没有翻印；（4）最近国际十月给中央的信关于改组派的问题[9]，要他印成中文，使我向学校跑了四五天，从教务处跑到出版部，从出版部跑到印刷所，以便使这小册子能及时出版。也只有因为这样的催促，才能使同志们在报告以前得早读到这封信。这便是支部局[10]及学校机关的“精神”。支部局做反倾向的斗争，甚至连同志们研究国际对中国问题的方针，仅仅是技术上的可能，也没有顾虑到。中共大学的课程，到现在还没有好的教本和参考书。假使有大批好的教员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样的机关也不能一点不做，以便使同志们能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用俄文所教授的东西。

　　3．尽可能的吸收熟练的教员，有威信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和坚定的党员到这样的大学，或者是殖民地大学的一部做工作，同时在工作的过程中要使他们研究中国问题，或其他相当的殖民地国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去找“现成的中国问题专家”，那么我们将要因“东方问题专家的恐慌”而断气。这些大学应该有高度熟练的领导人材，他们会“团结殖民地革命工人和劳动者很好的分子在他们领导的周围”，并且会用相当的方法接近他们，研究和了解他们染受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和落后思想的一切可能的成见，以便打破这些成见，用布尔塞维克的方法教育他们。同样要用这样的方法训练中国或印度的积极分子，因为没有民族的积极分子和服务人员能说本地话，是不能为殖民地劳动群众建设学校，因为除了些个别的例外，他们是很难学会欧洲文字。我们以前好的翻译只是知识分子。假是不训练他们有接近工人的精神，那么常常发生这样的现象，这些“埋头书本”的知识分子，只玩些群众所不了解的新的科学名词，不帮助工人学习和分析复杂的政治问题，而只在工人面前夸耀其“博学”，因此而引起工人反知识分子的情绪。

　　4．要造成主要的之进行。因此要有系统的工作，不止写决议案而已，在分配翻译用中文和其他语言教授的条件以保持学业力量之时应经常的注意这点。将来学校，是要有这样的形式，主要的各班是用中文教授，年限最好是两年，不得超过三年；特别班（人数很少，每系青年工人或熟练的知识分子）应加紧学习俄文。教授俄文在起初六个月内，必须用中文且用中俄文法的比较方法以助进俄文之学习，绝不是像现在中大一样，在学校里，甚么知识分子，不懂英文或英文不好，读了俄文三年，但很少了解其意义。这个特别班应该是三年，在第三年开始用俄文教授，这是由学生的文字程度而定。这样的一来，“特别班不但能准备真正的翻译，而且是高级班的形式”（除中国外，或许其他殖民地国也要开始办这样的特别班）。

　　5．必须准备中文和其他相当的各国语言的翻译以及马克思主义书籍：（1）政治常识通俗本，包括各方面必须的基本知识，用最通俗的文字叙述出来；（2）翻译和编辑共产大学的教本和参考书；（3）翻译列宁和马克思的范本。所有这些应认真的做，并且要有计划和系统。没有这些工作是不能为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编造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书籍，因为现在主要的是处于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这些国家是开始自己的文字革命和“造成自己民族的文字”，但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不是西欧文艺复新〔兴〕时代[11]的资产阶级。例如印度资产阶级是爱用英语，而本国语对他是没有什么重要（并且甘地[12]用英语写诗）。但是中国和印度千百万的劳苦群众，是不能每个都学会俄文或其他外国语。殖民地资产阶级很显明的，是有意阻碍文字改良。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工人和农民（假是党成为群众的党时，党应该是这样的），是不能用俄文、德文或其他文字来教育。

　　这是中共大学所缺少的东西，不管学校已存在四年之久，我们要随时而很快地清洗学校，使他能成为将来殖民地大学之基础。要无情地将不须〔需〕要的和异己的国民党分子和托洛斯基分子清洗出去，并且要将那些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的不光是反共产党的反国民党分子（那时比国民党还反动些）清洗出去。同时我们要救拔大部分的很好的分子，他们是脱离了过去的领导，在中央审查会的报告中和克尔三乐娲在政治秘书处已说过了，假是要救拔他们，假是要毁坏托派的组织，那么必须过去的领导公开的承认克尔三乐娲所指出的错误和缺点。但是这些错误未必是由于他的正确的路线而产生，为什么不这样的做以便易于根本改造学校。除此我们也要无情的把那些坚持过去的意见，说党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分子抛弃出去。

　　此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共代表团　屈维它[13]

　　十一月

　　注释

　　[1]中共劳动大学（中共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已经禁止向中山大学派遣学生，中山大学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大学。

　　[2]多数派，是从俄文болышевик译过来的；多数派干部，即布尔什维克干部，意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干部。

　　[3]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即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4]中央，指苏联共产党中央。

　　[5]国际给中共中央二月的信，即1929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6]“美国式”的机关，意思是讲求工作效率的机关。斯大林曾经在他的文章中称赞美国人的求实精神和工作效率。

　　[7]国际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指1929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8]国际关于中国职工问题的信，指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工作的决议。

　　[9]国际10月给中央的信，指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改组派给中共中央的信。

　　[10]支部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党组织。

　　[11]文艺复兴时代，是14至16世纪欧洲文化和思想发展的一个时期。16世纪资产阶级史学家认为它是古代文化的复兴，因而得名。当时的主要思潮是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神权，要求摆脱教会对于人们思想的束缚，打倒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它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具有重要进步意义。

　　[12]甘地，见本卷第98页注20。

　　[13]屈维它，瞿秋白的化名。

　　(1)本篇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标题是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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