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瞿秋白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最近尽量等着国内的来信，然而到现在还是没有。此地去的人应当已经到了很久，何以还没有消息？前两天读到中央三十三号通告，方才晓得些中央对于战争的估量。中央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只能利用一部分封建势力反对其他一部分……豪绅地主的封建势力固然是勾结帝国主义（英、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带着替美国做买办的作用”，因此，现在的战争，决不是一个阶级消灭别个的战争。这种估量的大致方向是正确的。

　　现在看资产阶级利用这些战争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资产阶级用国民党的方式去参加政权，用拥护中央政府讨伐地方军阀的手段，去扩大自己的势力，他对于中国经济的一般危机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国内分割互战的状态，是取利用军队力量，利用战争的方法，去达到他要求统一市场，造成全国市场的目的。这是无疑义的。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的宣传，以及美国政策的“道义上的”对于他的赞助——那些统一裁厘裁兵建设等等，和平主义的幻想，是他领导小资产阶级（舆论），而且要经过小资产阶级来影响群众的法门。这亦是无疑义的。因此，国内的状态：一方面是事实上缠绵不断的战争状态（时止时起的战争，使民众或者处于“战前”紧张的备战状态，或者处于“战时”骚扰的压迫状态，或者处“战后”破毁的流离状态），别方面是民族资产阶级宣传改良的欺骗政策（一切宣传的总意是使民众期待某一战争的“好结果”——例如北伐完成[1]则开始建设，桂系消灭[2]则国家统一等等）。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正好有美国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赞助着。这对于小资产阶级希望和平发展的幻想，自然更加重不少。

　　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一、观察清楚资产阶级的主观倾向，和他的依附美国帝国主义与军阀力量的实际方法，揭破资产阶级竭力赞助并且鼓动战争的内幕；二、观察清楚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容许资产阶级用这种方法达到统一国内市场的目的，而只是引起时断时续的工业商业的危机，加深农业的危机，反动营垒内部的冲突加强，极大多数民众的破产失业，“兵匪问题”，利用“多余人口”的增加而减低现实的工资，开除旧工人，而用“新出茅庐”的工人，尤其是“无知无识”的女工童工——总之，客观的趋势是工农劳动群众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主要矛盾日益增长剧烈起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内部的矛盾冲突也是如此；三、观察清楚那不可避免的混战，本身是中国一般危机的一种表现，而对于战争有明显的正确的态度——提出总的宣传口号。变军阀的混战为民众反对军阀的战争——正确些说：变地主买办及资产阶级的混战为工农反对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战争；四、观察清楚如此的客观发展之下，“向着革命的新高潮进行”是客观上的事实。——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应当加紧的每方面的——工人阶级及农民的日常政治经济斗争以至农民的游击战争和兵士运动（要反对“裁兵”的资产阶级口号）——准备党的充分的领导力量，首先坚定党自身的指导机关，如此去预先收集并且组织革命力量。否则，革命的高潮固然是一定的到来，可是，无产阶级政党，却可以在一种“并未准备”的状态之中。像头一样[3]。

　　这里要伸说的只是两点，用得着伸说的只是两点：

　　一、美国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主观上的要求和倾向是一件事，这些要求和倾向能否实现是另一件事。

　　美国帝国主义在国际范围里与英国的冲突正在剧烈起来，在太平洋方面是力求箝制日本。他的对华政策：（一）是取得中国财政的监督权——所谓铁路借款及其他借款的政治目的首先在此，还针对着英国至今把握着的对华财政监督权（关税管理等）；（二）是要想取得中国沿岸的军事根据地，以备太平洋的战争（美国收买上海电气处，提议设立汽车厂，尤其是最近的飞机厂和飞机场的提议——这些东西的商务上“工业上”的意义是次要的，首先是在军事根据地“商务船队”可以在三天一星期之内变成航空战船队），这是威胁着日本的；（三）其次再是将来遥远的前途：中国多开些工厂，可以多买些美国机器。至于帮中国整理铁路，以便出脱些破烂火车头和铁轨等（如安立德[4]所说），那不过是“副产品”。

　　美国帝国主义知道：他要达到征取中国的目的，他是不能不严重的准备与英日的斗争。决不是单纯的他要“和平发展”，英日要保持割据的问题。他不能梦想在太平洋问题战争中他的真实胜利之前，在将来战争所引起的世界革命怒潮“平定”之前，就能达到他排斥英日而占有中国的目的。

　　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也是如此。

　　他是要求统一市场，但是他不能不利用军阀的这一部分去打别一部分。他为要消灭某一军阀的势力，他却同时客观上助长别一军阀的势力。他根本不能消灭甚么封建制度和落后的土地关系。他至多只能一面用“和平主义”和“自由主义”（二五减租[5]等）的宣传欺骗民众，一面却是利用战争，侵蚀多数农民的汗血和生命，以至中小资产阶级的破产失业而自肥。这等经济上的发展，客观上仍是畸形的商业发展——即停战期间的商业周转范围之扩大式的发展，占着极大的优势。民族工业的发展是很少可能，质量上是无论如何说不到中国民族工业的独立的发展生产力，增高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多分在于上海的占有全国性（民族性——National）的银行界大商业界的支配广州、汉口、天津等地方市场的倾向上，工业资本不过在这“民族资产阶级”之中占一部分而已。

　　这种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要求，和军阀割据的要求相冲突。这是战争中的阶级背景。军阀割据的经济基础却是“封建残余和商人资本的混合”。每一地有市场的豪绅地主以至买办性的商业资本，一方面要求“独立的”与国外帝国主义交易，别方面就要求垄断当地地方的市场（如广州之对于两广区等等）。这些地方市场的区域，恰好和英日的势力范围大致的相符合，——各小军阀（四川、云、贵等等）之间的斗争也可以是反映更小范围的垄断市场（税收机关的管理）的斗争。——如此的经济基础存在一天，如此的英日势力范围存在一天，军阀割据的局面便一天不能消减。

　　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是决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固然可以□[6]他许多运用宣传的办法，部分的增高他在南京政府之中影响，但是，同时也就引起更强烈的英日方面的对抗手段。这些许多矛盾冲突的发展，是帝国主义时代当然的结果。

　　如果帝国主义时代，十月革命之后，欧战[7]后的帝国主义经济发展之第三期[8]，中国大革命广州暴动[9]之后，——如果现时这种时代之中，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和平的，平稳的”，不致于引起中国国内巨大的混乱恐慌（中国式的战争），不致于引起列强之间的强大冲突，而开始中国的“恢复时期”，开始中国的工业资本发展时期（仿佛法国一八四八年[10]之后似的），那末，我们须根本重新定出一个共产国际的党纲。不是的！中国是在走向革命的新高潮，不是在走向资产阶级用改良方法解决土地问题与封建势力作战而进到工业资本发展的时期。

　　列宁在一九〇五年革命[11]失败之后说：“斯托柳宾[12]等……竭力要想造起一个俾士麦克式的俄国，但是不成功的……我们应当承认德国式发展的可能，然而不要忘掉，现在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固然不应把无产阶级政党的命运被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没有的问题束缚起来。这是无疑义的……然而我们必定要执行自己的责任到底：总的民权运动的指导者的责任到底。”这是列宁在一九一〇年写的（那时斯托柳宾的政策已经实行）。中国现在呢？有没有斯托柳宾政策？没有，影子也没有。“总的民权运动”——土地革命，是要无产阶级来领导！！

　　二、收集组织革命力量问题里的特殊问题

　　黄色工会[13]之中工作，反帝运动的领导，城市中心区域的特别注重，党的组织的发展和巩固，领导贫民一般的“民权”斗争——尤其是工人群众斗争的政治化，以及刻苦经济斗争的组织发展。这些都是中央现时所努力的。此地所要说的，除上面所说的政治宣传的总口号以外，还有两点：

　　一是反对国民党改组派[14]及谭平山第三党[15]的斗争，必须加更多更多的注意，要有各方面宣传和组织上的斗争——暴露他们实质上赞助蒋介石的态度，他们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的走狗。

　　二是农民游击战争的指导。最近（四月初三月底以来）的报纸上的电信，说朱毛[16]及许多地方，南至南雄，东至武定，北至平江，西至茶陵，都有农民暴动发生。当然，这都是零碎的斗争，也还只能是零碎的斗争。然而我们不能不加以注意，要比现时多用些力量去发动领导他。这是收集积聚革命力量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北方各省，甚至苏皖，大刀、小刀、红枪[17]之类的运动，是客观上的事实，证明中国农村不能“安静下去”的事实。我们要有具体的在他们之中工作的计划和行动，和在兵士之中一样。这些问题之中，都是要注意取得领导权。

　　国内只寄材料，而没有中央自己叙述的报告（除政治之外，其许多问题、事实，都无一字的消息报告）始终是一大缺点，我们等着。

　　再我们提议和森[18]同志到列宁学院来读书（他反正是病着不能工作，我们理论深入是非常必要的），对其他诸人（上次电报所提的）亦待急电复。

　　前次已经有一封长信，报告苏联党内问题。现在四月十五至二十，苏联党中央全体会议已经决定一个办法：就是驳斥布哈林[19]理论上行动上的错误——把他在共产国际的职务和党报主笔的职务撤掉，把托摩斯基[20]全俄总工会会长的职务也撤掉，对于雷夸夫[21]，则以后政府重要问题，都需在政治局通过，暂时保留他们政治局委员的任务[22]，如再有派别行动，必须开除政治委员。

　　现正继续下去开全俄共党第十六次会议（非代表大会），关于争论中的理论问题，待下次再详告。现在只说应该很快使各国共产党知道的事情。

　　布哈林是共产国际事实上的主席，他的撤职，当然是重要的事实。史太林[23]这次结论说，布哈林在国际六次大会前就有四个问题上开始右倾的表现（后来在他个人起草的国际政治议决案第一次草案上都看得出来）：

　　一、党对于所谓第三时期的解释，是说稳定（资本主义）更加巩固，而不看见西欧及殖民地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及劳资之间的国内矛盾，更加剧烈，就是不看见革命新高潮的将要来到及资本稳定的更加腐朽，动摇。

　　二、是对于联合战线的问题非常模糊，只指出要反对社会民主党[24]，而不指出要反对左派社会民主党，要共产党独立起来领导群众斗争。这是因为他根本不看见阶级关系的变化，新的斗争的酝酿：一方面资产阶级竭力经过左派等要巩固自己的影响于工人之中，以备将来的剧斗，别方面共产党也就要准备，也就要勇敢去打倒这些巧妙的走狗（左派）之影响。这些不过是巧妙的走狗，并非甚么“真正工人阶级之中的一部分”。

　　三、是他只肯反对国际的右派（及已经开除的白郎德尔[25]等）而不肯反对国际的调和派（如欧维尔德[26]等）；他只用“和气合作”，无原则的“集中力量”，保持“党内和平”的手段，事实上帮助调和派和旧中央反对。

　　四、是他只提“和气合作”，而不提到党的“布化”及纪律。

　　如此的人物，是决不能再做共产国际的指导者。

　　至于苏联党内问题，大致，就像上次那信里说的。这次布哈林的发言是非常之傲慢。他的政纲是：“赞成新经济政策[27]，反对进攻富农”，是主张扩大自由商业的范围，认为市场是最最主要的与农民经济联系的办法，而集体农场，国立农场等是暂时不大重要的，他是主张阶级斗争不应当加剧，而中农贫农渐渐发财起来，就可以“消灭”阶级。

　　今天且只写这大概，随后再详细写吧。

　　秋白

　　一九二九　四月二十五

　　注释

　　[1]北伐完成，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出师北伐。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1927年3月，广州国民政府迁武汉办公。4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6月1日，北伐军在郑州同冯玉祥部会师。1928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北伐宣言》，继续进行北伐。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第一、二、三集团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路挺进。7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抵达北平。北伐完成。

　　[2]桂系消灭，指蒋桂战争。参见本卷第276页注⑦。

　　[3]原文如此。

　　[4]安立德（Julean Herbert Arnold，1875—1946），1902年来华任美国使馆翻译。1914年任驻汉口总领事，1920—1941年任驻华商务参赞。他曾代表美国出席1918年，1922年，1926—1927年三次中国关税会议。

　　[5]二五减租，见本卷第81页注34。

　　[6]此处一字不清。

　　[7]欧战，见本卷第15页注⑨。

　　[8]第三时期，见本卷第10页注②。

　　[9]广州暴动，见本卷第21页注⑩。

　　[10]德国一八四八年，指1848年3月柏林人民反对普鲁士王朝统治的武装起义。参见本卷第58页注③。

　　[11]一九〇五年革命，见本卷第59页注④。

　　[12]斯托柳宾，今译斯托雷平，见本卷第97页注⑨。

　　[13]黄色工会，见本卷第102页注④。

　　[14]国民党改组派，见本卷第327页注24。

　　[15]谭平山第三党，见本卷第20页注③和第11页注⑨。

　　[16]朱毛，朱即朱德，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毛即毛泽东，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

　　[17]大刀、小刀、红枪，即大刀会、小刀会和红枪会，见本卷第15页注⑩。

　　[18]和森，即蔡和森（1895—1931），湖南双峰县人。1918年同毛泽东等组织新民学会，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北方局书记。1929年春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1月回国，到香港主持广东省委工作，同年被捕牺牲。

　　[19]布哈林，见本卷第10页注①。

　　[20]托摩斯基，今译托姆斯基，见本卷第311页注16。

　　[21]雷夸夫，今译李可夫，见本卷第311页注17。

　　[22]原文如此，疑有遗漏。

　　[23]史太林，今译斯大林。

　　[24]社会民主党，见本卷第15页注11。

　　[25]白郎德尔，今译布兰德勒，见本卷第173页注⑧。

　　[26]欧维尔德，今译厄威尔特，见本卷第310页注⑨。

　　[27]新经济政策，见本卷第311页注21。

　　(1)本文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原件标题为《中国的战争和革命》，文中前一部分为提纲，另一部分《经济稳定的可怜状态》是未完稿，且内容同后一部分有重复，故收入本卷时删去。现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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