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瞿秋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新的中央委员会的一系列通告，以及各地方党组织工作情况的各种材料，均已获悉。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和你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国变化了的形势所通过的、尔后又由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所批准的新策略方针，新的中央委员会已基本掌握，不过全党整个贯彻执行得还很差。由你们的工作报告和通告中可以看出，在党的队伍中依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惊慌失措和组织瘫痪的情况，从而严重地妨碍着党的活动的开展。因此，必须通过清楚地阐明党的路线来尽快消除这种状况，并要始终不渝地、坚韧不拔地激励党员群众去解决那些迫切的主要任务。

　　首先，必须通过深入的布尔什维克式的解释工作来消除这种危险情况，即在革命高潮时期曾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过斗争的一部分党员群众和同情革命的工人，可能悲观失望，丧失革命信心。当前，在开展革命的工人运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这种危险是非常现实的。革命失败以后，在令人窒息的恐怖环境下，这种惊慌失措和意志消沉的情况消失得十分缓慢。由于狂暴的反革命势力沉重地打击了共产党组织、赤色工会和革命的农民组织，在某些胆怯的人的眼里很容易映现出一幅比现实更为凄惨的景象，甚至是革命运动已陷于绝境的景象。从另一方面说，内战停止以后，国内出现的局部经济繁荣景象，必将为传播幻想造成条件，认为中国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健康发展”的时代，开辟了政治和经济和平发展的道路，从而排除了革命高潮重新出现的可能，或者至少是这个新高潮已被推迟得遥遥无期。

　　与此同时，又完全忽略了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形势分析定能揭示出来的那个情况，即：引起中国革命前一个浪潮的一些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执政的剥削阶级所采取的措施是不能解决这些矛盾的。

　　你们最近的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一再强调的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情况，不只是出于理论上的推断，而是经过对去年事态的认真研究和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实际的证明。

　　当前政治形势中的基本矛盾

　　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尽力在人民中造成一种幻想，使他们认为可以逐步地、和平地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然而，帝国主义列强虽然允诺中国有某些形式上的权利（如关税自主），而事实上，却是在勒紧绳索，而不想“滚出中国”。特别是最近期间，英国在南方、日本在北方都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加强了自己的控制地位。从这些实际情况看来，与其奢谈什么通过“外交途径”去幻想解放中国，莫如谈谈瓜分中国以及从而必然引起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军阀内哄问题。

　　当然，帝国主义列强对付中国的阵线绝不会是团结的，而且是不可能团结的。这里首先暴露出来的是美国和英日同盟的竞争。如果说，这个竞争没有起作用的话，那日本对华北的军事侵略就不会踌躇不前了，英国也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从未允诺中国关税自主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这就是事实，但不应夸大这个事实的意义。

　　中央委员会的一份通告中错误地认为，美国的“基本政策”同英、日两国的政策“完全相反”。这不正确。美国和英、日的对华政策毫无二致，都是帝国主义政策，区别仅在于执行政策的方式不同而已。美国口头上宣扬的“门户开放”原则[1]并不意味着它趋向于非殖民化政策，这是自由派的假面具，借助于这个假面具，可以推行、而且今后有利于掩饰美国推行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因为目前的客观条件要求美国采取不同于英、日的帝国主义扩张方式。美国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暂且把重点放在掌握经济命脉上，放在控制中央政府的财政和外交上，以期借以弥补自己不如英、日在中国占有势力范围那样的损失，这样一来，以后在采用强制手段时，就可以利用这些业已巩固的阵地了。

　　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对帝国主义实行独立的民族政策。它希望利用帝国主义列强的彼此争夺，尤其是想依靠美国的支持，在独立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方面做出一番显赫的成就。但是，这是幻想。实际上，它除去那些适应于某个大国当时帝国主义政策目的的权利以外，别无所获（比如现在就适应于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目的）。至少承认关税自主是一种比形式上的权利更实惠的东西，这表现在南京政府自一九二九年二月一日起开始施行新关税税率上。这实质上只是国库税率，其目的是增加一些政府的收入，并不符合于民族工业发展的要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软弱性，鲜明地表现在这个税率上。目前，使南京政府得到某些巩固和加强，根本无损于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特殊利益。相反地，从保障偿还新旧外债的角度着眼，甚至希望如此。但是，中国每一个保障债务的条约，都更加使中国陷于殖民地奴役的枷锁之中。

　　去年，中国出现的经济繁荣，迄今为止，主要有利于恢复帝国主义者掌握的工商业，中国民族轻工业仅仅略微有所受益（特别是丝织业，仍然十分不景气）。同时，在一些地方，仍有一部分中国工业易手于外国的情况（许多企业转让给日本人）。诚然，在最近的将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其中也包括工业资本主义，可能会得到某些发展，虽然这种发展是暂时的而且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因此在国内引起的在民族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的意向，总要同世界帝国主义奴役殖民地的意向发生冲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这种冲突中每每都要叛卖民族独立的利益。认为中国整个资产阶级在投向反革命阵营以后都已“买办化”，而且完全袭用了中国地主军阀旧政府的政策，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由于民族工业要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它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就不能完全放弃自己的民族改良主义纲领。但是，这个纲领本身就要求实行同帝国主义者经常妥协的政策，而实际上，这会导致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再加上中国某些资产阶级集团的直接经济利益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日益结合在一起，乃使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制定对帝国主义的统一联系的个别资产阶级集团，遇有机会就会按照该大国的利益政策。同某一帝国主义大国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虚伪旗号下）激起某些阶层居民去反对与之角逐的另一大国（如现在汉口的反日运动[2]）。

　　但是，甚至在这样的资产阶级运动中，广大人民群众一旦参加了反帝运动，资产阶级就会改变原意。

　　共产党的任务是：揭露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性，动员广大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进行毫不调和的反帝斗争，使他们从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脱出来，同时揭穿国民党政府的反革命角色，因为它只是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借以掩盖其对帝国主义者的奴颜卑膝的行径，从而为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殖民奴役开辟道路。

　　无论是使国家彻底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任务，还是实现国家真正统一的任务，对于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来说，都是根本不能完成的，也是不利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南京政府）仅仅是徒具虚名的全国政权，它从未实现、也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真正统一。不仅是满洲、而且许多西部和南部省份的地方政权，实际上完全与南京政府无关。国民党阵营中的军阀们，大体上是按照旧督军[3]的模式在各省各自为政。这些军阀不只是依靠保存半封建关系和国家的经济分裂状态来谋求发展和维持生存。还必须注意到，国民党内部的各派军阀集团，都有某些帝国主义大国作后台，这些帝国主义大国力图利用它们来加强自己的阵地，使它们在即将到来的内部斗争中作为工具使用，这样一来，就把国民党及其政府变成各帝国主义集团掌中的玩物了，最后成为听命于帝国主义集团的传声筒。

　　在中国各统治阶级之间的内部矛盾中，不仅反映出各军阀集团之间以及其背后帝国主义者之间由来已久的竞争，而且也反映出封建地主豪绅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通过国民党参加了统治同盟，而这个同盟的内部正进行着争夺阶级领导权的斗争。但是，在这里夸大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意志和战斗能力，乃是错误的。这种夸大，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中，有一段话明显地流露出来。这段话说，资产阶级目前正在给予“地主豪绅阶级以致命打击”。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4]（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一日）也是这种说法，说资产阶级、特别是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准备力量“推翻地主政权”。不对，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既不能这样做，也不想这样做。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动荡和工农运动的高潮，并非毫无代价地过去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件，导致了以无产阶级和农民为一方，以资产阶级和地主为另一方的阶级斗争的急骤加剧，中国资产阶级终于转入反革命阵营，向帝国主义者屈膝投降了，它放弃了消灭封建残余的斗争。统一中国和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任务，是同土地革命和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密切相关的。但是，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这个第三个大问题，乃是这样一个任务，即只有那个能彻底消灭封建残余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政府掀起了强大的革命高潮时，这个任务才能得到解决。至于说到目前的形势，中国现在的农业危机日益严重，农民的状况更加贫困。中国有许多地区歉收（山东以北地区，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带以及甘肃地区），概略估计，有两千万人挨饿。未必可以认为，这仅仅是偶然的现象和自然灾害。主要的是这种饥馑与中国农业的普遍凋敝有关。农业所必需的灌溉设施和河道整治工程，已经荒废。地主、高利贷者和军阀对农民无尽无休的掠夺，使农民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生产资料，难以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继续在小块土地上耕作。由于大都是小土地占有（就其性质来说，甚至连减租都不能实行），因缺乏多余的土地资源，即使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方法，特别是采取向富裕农民和土地租佃者让步的方法，也必定不能解决土地问题。甚至微小的改革都不能实行。去年在革命的压力下实行了减租，而反动派得势以后又撤消了。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同土地占有制有密切关系，它的大部收入或则直接来自地租，或则间接通过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剥削而取得，这个事实就排除了资产阶级实行任何认真的土地改革的可能性，更何况去期待那个体现军阀、地主和资产阶级同盟的政权（即国民党政府）进行土地改革了。

　　因此，毋庸置疑，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政府来说，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根本不能解决。一切关于中国可能有“基马尔式”[5]发展的说法，纯属空谈。中国现有的基本矛盾不是解决了，而是加剧了，这必然会大大加快比过去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新的革命总危机的成熟过程。

　　极为重要的是，要根据对每个时期的具体形势所作的确切分析，向党员群众和所有革命工人经常提示和阐明这个过程和前景。同时，应当在具体观察的基础上，始终冷静而细心地估量新的革命高潮成熟的速度问题。

　　显然，目前就这个问题所能提供的新看法，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所给予的指示相比，还是很少的。代表大会认为，已出现“初步的”、十分微弱的革命新高潮的象征，并且明确地提出告诫，不可过分估计上述现象，因为这些现象即便“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运动高潮。这个估计对于目前来说，也还是具有意义的，尽管最近在许多地区发生了自发性的群众罢工，这证明工人群众的情绪已有一些转变，他们正在排除意志消沉的状况。

　　一部分中国同志产生了一种希望尽可能“走捷径”的意向（革命的急性病很容易有这种情况），甚至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也多少受到这种意向的影响。因此，对反革命阵营内部瓦解的程度和矛盾的深度，就有些估计过高了。例如，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一份通告中看到这样的论断，说资产阶级希望准备反对桂系[6]的战争，所以“反动政权必将更快地走上彻底动摇和瓦解的道路”。这个结论未免下得有点太匆忙了。不能说，国民党政府的地位在过去一年半期间“已大为削弱”。新高潮成熟的过程一直是比较缓慢的。

　　还有一些同志所表现的意向是，他们片面地认定中国未来的革命高潮将长期推延，这同样也是错误的。一般地说，在理论上不能否定直接革命形势，即适于武装起义的形势，有推迟许多年的可能性。但是，如果认为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没有经过极为深刻的动荡（农业危机加剧、饥馑、民族工业某些部门发生危机），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没有尖锐化，军阀之间没有发生武装冲突，无产阶级没有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中没有爆发新的农民起义——也能出现一个“安稳的”、“和平的”、漫长发展的时期，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在目前中国现实的条件下，由于斗争中的各派势力进行肮脏的妥协，资产阶级地主政权的许多危机都可能暂时求得延缓，但是，因为每一次妥协都是背着劳动群众干的，这就会引起他们的反对，造成新的革命高潮的客观前提。

　　共产党的事业就在于，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不是依据这个或那个极大“可能性”，而总是依据对形势的清醒而确切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确定自己的方针。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认为，目前中国正处于“准备群众迎接革命新高潮”时期。这一点极为重要，中国共产党现在应当记住这一点。党本身必须做好准备，同时又要使广大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做好准备，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推翻封建主和资产阶级同盟的斗争，即争取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斗争。如果共产党不能及时团结自己的队伍，不能加强自己在工业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影响，不能加强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对农民斗争的领导，那么，一旦全国革命危机到来，党就不能充分利用客观的革命形势，保证革命取得胜利。

　　党的策略路线和当前的主要任务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共产党不大善于使自己的革命工作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条件，这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弱点。

　　党是在群众的革命冲击的条件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它在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和公开、合法工作的情况中取得了斗争经验。它没有准备在残酷的恐怖情况下做地下工作。因此，反革命的袭击使它惊慌失措，陷于组织瘫痪状态。现在它必须排除万难去消除这种状况。由于党的主要骨干多半是知识分子，所以就更加不易克服这些困难了。如同中央委员会的一份通告中所说的，有些同志，甚至是很不错的同志，他们没有足够的布尔什维克的经验，不善于做日常的革命工作，依然是萎靡不振，“好像期待着什么似的”，一些人期待着军阀战争（如蒋桂战争）[7]，似乎这场战争会成为推动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另一些人期待着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出现民主与合法活动的制度，等等。过去右的与“左”的倾向和情绪的残余，同这种现象有密切关系，而且力图在某种程度上采取新的形式。党应当清楚地看出由此而产生的危险。

　　在当前情况下，特别危险的是右倾，中央委员会在一份通告中已正确地注意到这一点。这种右倾是由于片面地强调一项任务而引起的（这项任务本身是无可非议的），这就是利用一切合法条件在群众中开展革命工作的任务。从表面上看，这种片面强调似乎是危害不大的策略上的片面性。但实际上，这是以自己的工作要适应新的客观条件为口实，从而放弃运动原有的根本任务。使革命工作适应变化了的客观条件，决不意味着要放弃、削减革命运动的原有任务，而只能是为了实现原有的任务和口号，根据新的条件在工作形式和方法上有所改变。只能这样去理解利用合法条件的口号。但是，合法主义者却恰恰相反。他们唯恐丧失合法的工作条件，坚持要降低党的政治口号。他们唯恐有伤政府当局的耐性，竟而回避对现行统治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批判。因此，在他们那里参加合法的群众性组织的活动，实质上乃蜕变为改良主义的勾当，而且是只知进行合法活动，唯合法活动是从。他们已不相信秘密工作能取得成效，他们觉得，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同合法工作相比，是徒劳无益的。更有甚者，他们认为，处于地下的共产党提出的一切原则性批判，是在现实条件下不起任何作用的教条，而共产党的指示也是不切实际的、不得当的干预，贻误实际工作。可见，这种合法主义倾向，最终会造成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不要共产党这样的严重后果。中国当前第一个主要任务是巩固秘密的共产党，加强党的组织，提高党的威信与领导作用。合法主义倾向对这个任务，始而轻视，继而阻挠，最后则是否定和反对。

　　右倾危险对中国革命运动之所以更加严重，是因为当政的国民党目前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以便把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群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此目的，除了继续对共产党人实行血腥镇压外，开始提出一些社会改革方案（如缩短部分工作时间，利润分红等），例如南京政府劳动部的法案和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法令。他们力图用民主派和民族改良派的花言巧语大造声势，造成一种幻想，似乎国民党的某些“左派”领袖愿意对反动的封建主和军阀作斗争，愿意维护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自由的事业。

　　这种对群众的蒙骗是不能持久的，因为言行之间差距太大。不过，在一定时间内，它会对群众产生一些影响，因而我们不可忽视这种危险。由于当前共产党组织软弱无力，而且工作环境极端艰苦，国民党将会利用国家机构的一切手段，在所有剥削阶级的支持下，可能在某一时期内支配一部分劳动群众。既然连共产党员中间都有些人（不管人数多么少）赞成对国民党实行投降主义和尾巴主义政策（如“不要损害国民党”的口号），那么显然，在共产党队伍之外，在一部分劳动人民中间，更加远远没有肃清对国民党政策所抱的幻想。

　　消除这些幻想，揭露国民党的政策，动员劳动群众去反对这个政策，发动群众去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这就是当前的第二个重要任务。右的倾向会轻视和抹杀这个任务，而且（紧接着）会直接反对这个任务。

　　我们决不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右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派别或危险的集团。目前，右倾在党内主要表现为个别的右倾错误和动摇现象，但是，如果党不对这一切右倾错误和动摇现象加以警惕，进行尖锐的自我批评，及时予以制止，那它可能就会成为严重的危险。去年发生的为数不少的脱党事件（甚至有自动向国民党当局投案的），就表明了党内右倾危险的全部严重性。但是，这种危险在党外更为严重，例如在工会运动中。所以，在反对党内和群众中的小资产阶级动摇现象的斗争中，执行坚定不移的方针是绝对必要的，而不管这些动摇现象出现在哪里和表现为何种形式。同时，应当特别注意揭露谭平山[8]的所谓“第三党”[9]之类的小资产阶级集团，它们暂时还从左的方面批评国民党，但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讨好国民党。在我们所了解的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指示中，还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反对这些反共集团的专门指示。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坚决号召党改正“左倾”偏向（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个人恐怖主义）以及所谓对群众的“国民党式”的态度（“命令主义”）。由于客观条件所致，盲动的做法和军事冒险主义，在去年一年里大大失去了基础。但是，如果认为党内“左倾”顽症的残余已经消除，那是错误的。在中央委员会去年夏天所发的通告中，还详尽地制定了一份把全国划分为一些军区的盲动计划，它的目的首先是要准备军事行动（通告中这样说的），消灭桂系集团这支最反动的力量。由几份通告中可以看出，有时以“左的”词句来为缺乏革命行动打掩护（如“打倒土豪劣绅和地主！消灭一切封建势力！”）。甚至在中央委员会关于地方组织十二月至一月工作的最近指示中，我们还看到向农村发出的这种号召：“都到地主豪绅家去过年！”如果这些高调在当前形势下变成空洞的、吹嘘的喊叫，而不能激起任何群众运动，那就根本无助于加强劳动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信任，而是相反，只能使共产党的领导在劳动群众的心目中丧失威信，表明它脱离群众。

　　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说明“左倾”偏向时，还强调指出了“不愿进行日常的、准备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否认为局部口号而斗争的必要性”，这种“左倾”弊病在党的队伍中依然没有铲除。现在还有这种现象：不理解工会工作所具有的重大革命意义，不理解正确地运用合法条件，不理解合法工作应与秘密工作正确结合起来。正是因为他们不善于按照革命的原则去运用合法的斗争方式和方法，所以担心运用这种斗争方式和方法会导致卑鄙的右倾行为，会助长合法主义的幻想。他们不愿意在实践中学习对不觉悟或半觉悟的以及动摇的群众做说服工作和进行革命教育这种费力的艺术，过低地估计这种工作的意义和必要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当前时期的第三个主要任务是：消除党脱离广大劳动人民阶层的现象，提高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革命意识，并争取这些群众。“左的”倾向会轻视和实际阻挠这个任务，甚至会破坏这个任务。

　　不错，中国同志们口头上接受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关于争取群众的指示，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准备实际上认真地去执行它。现在，“左倾”危险主要就在这里，党应当无条件地彻底清除这个危险。

　　党在劳动群众中开展工作时，应当考虑到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因而必须首先充分地考虑到民族因素（特别是反帝斗争）的特殊意义。代表大会宣称：“忽视反帝运动，不去力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乃是异常重大的错误。”但同时应当清楚地理解，我们参加这个运动绝不能认为是对国民党假反对派的活动的支持。我们既参加这个运动，就必须使这个有某些资产阶级阶层参加的反帝运动变成劳动人民反帝的群众斗争，同时也要反对国民党。

　　最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局部要求，这些要求可能成为党的行动纲领的基础。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假民主政策和动员劳动群众反对国民党，提出工农政治自由的要求（如结社、出版自由等），可能比过去有更重大的意义。

　　但是，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不一定能够顺利解决每个时期的迫切的局部要求与党的基本口号正确结合起来的任务。在某些情况下，或则群众的日常要求，或则革命运动的主要目标被挤退到次要的地位，因而党的利益受到损害。在另一些情况下，党的主要宣传口号与党的直接行动口号机械地并列提出来。举例来说，如果不加任何解释地同各种行动口号一起提出这样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或“建立工农政权——苏维埃”，那么这只会引起混乱。

　　在目前时期，在进行任何局部斗争的时候，必须始终记住一个实际的目的，即尽可能使党和广大劳动群众做好准备，以便将来去完成革命高潮中的任务，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从这个观点出发，这种局部要求，如要求帝国主义军队撤出中国，或加强对铁路工人和南京政府士兵的工作等，在目前时期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必须予以特别注意。

　　在开展一切群众性活动时，在发动罢工和农民起义以及开展反帝群众性运动时，共产党人都应当坚决参加，以期实现下述战略目标：发挥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把城乡千百万劳动群众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从而保证无产阶级取得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因此，中国同志们应当特别注意做好周密的准备工作，在一定的革命形势下认真地组织和运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方法（如革命同盟总罢工、铁路大罢工），而且要记住，这种可以把全国一切革命分子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斗争形式，能够而且应当在中国革命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于工会

　　全体党员都应当认识到，如果不能牢固地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群众之中，如果在企业中和工会运动中没有广大的组织基础，党就不能在中国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他们应当认识到，如果在目前时期，党能在企业中、工会运动中、罢工运动中取得更为牢固的阵地，那它在即将到来的阶级搏斗中就将拥有更为强大的力量。

　　早在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夕，中央委员会就曾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革命工会的数量，自武汉时期（中国革命的武汉时期）[10]以来，已由七百三十四个减到八十一个。同时，中央委员会计算出一共有十四个群众性的和六十四个非群众性的黄色工会[11]。从那时以来，革命工会运动的状况，在不断的迫害中江河日下，而国民党的工会却在继续发展。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情况。如果认定中国的条件根本不是产生一般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广阔而坚实的基础，那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即低估了黄色工会（类似上海的七大工会）对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发展所起的阻碍作用。执政的反革命党，企图通过这种工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为自己造成一个坚强的组织基础，以便维持自己的政权和推行自己的政策，它企图让自己的代理人一手垄断工会的领导权，并设法迫害和摧毁一切阶级性的工会运动。共产党人应当在工人阶级中间，在黄色工会内外，普遍地坚决进行有系统的顽强斗争，以反对国民党的这种工会法西斯主义。

　　只要环境允许，就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恢复和加强阶级性的革命工会。秘密状态当然使工会难以忍受。因此，重要的是，或者为秘密工会找到合法的掩护，或者运用一些不致剥夺这些工会实际的半公开身份的方式来发展它们的组织和开展积极的活动。应当在一切企业中开展反对迫害和限制自由组织工会的运动。应当在企业中，在共产党支部的领导下，为每个工会打下牢固的基础。但是，如果共产党党团（甚至在赤色工会中的）不想减轻国民党特务的“工作”的话，那就不应以本身的面目出现。凡是革命工会在大企业中有了坚实根基的地方，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未经官方许可就取得实际的合法地位。例如，革命分子所领导的胜利的罢工运动就有了达到此目的的有利条件，现有的各种帮会和同乡会，在某些情况下对于赤色工会来说，可以成为合法的掩护组织，因为通过它们便于接近工人（可用某种名目建立此类新团体）。可以通过组织工厂委员会和定期举行工人代表会议的办法，更大规模地、公开地发展革命工会的工作。

　　如果认为，巩固了秘密的和半合法的革命工会，共产党员就算做好了工会工作，那就是很大的错误了。不要忘记，除去这些工会以外，还有人数众多的、合法的、黄色的国民党工会。因此，任务就在于，要打进人数众多的国民党工会，使群众抛弃黄色工会的领袖。共产党员和其他有觉悟的革命工人，应当毫不迟疑地加入黄色工会的队伍，并在那里进行反对国民党代理人的斗争。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这些组织中的多数工人，把他们团结在秘密的共产党党团的周围。在发生各种冲突事件和工人罢工时，必须揭露黄色工会领袖所起的妥协和叛卖作用。必须发动工人去反对国民党任命的工会干部，反对国民党发号施令和进行干涉。必须要求彻底实现工会民主，要求有权按多数人意志自由选出自己的代表、专职人员和领导机关。应当坚决拒绝工会选举的专职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这个条件。应当让工人根据自身的经验确信，国民党制度是压迫人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摧毁国民党工会的法西斯制度，才能进而在黄色工会中为革命的工会运动打下坚固的基础。同时，还应当进行宣传，以反对国际联盟劳工局[12]，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13]，反对日本改良主义者铃木文治之流在加尔各答召开亚洲工会大会。

　　在反对工会法西斯主义、争取工人群众的直接利益、争取加强革命工会运动的斗争中，罢工斗争在此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准备罢工和选择时机时，应当尽可能确切地估计取得胜利的客观前提。负责领导斗争的罢工委员会，与黄色工会毫不相干，从一开始就应由有关企业的工人选出，而且必须预先在企业中进行充分的宣传，以保证罢工委员会的选举和选出可靠的成员。应当同当地的（或附近的）党的领导机关保持经常的秘密联系。在每一次罢工工人大会或代表会议召开之前，共产党人应当同尽可能多的可靠的同情者取得联系，并同他们就一些重大问题和议案达成一致意见。必须在罢工工人中大力进行宣传鼓动，以便使仲裁法院、国民党的调停丧失威望，并揭露黄色工会领导者、企业主和政府代理人的面目。必须设法说服罢工工人，使他们除经济要求外，还要提出一部分政治要求，而这种政治要求应具有这样的性质，即罢工工人认为这是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攸关的重要要求。在罢工期间，应全力进行斗争，务使企业主和当局承认，不仅罢工委员会，而且由工人选举的常设代表机构，都是参与谈判劳动条件的全权代表。如果工厂委员会掌握在国民党人手里，就应当宣传改选，无论如何应采取各种措施，使罢工委员会在罢工结束时不立即解散，若是可能的话（如有必要，可进行局部改组），使它实际上成为工厂委员会。

　　关于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巩固

　　正如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中所显示的，目前党的组织状况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份通告中写道：“城市中的支部，大部分处于涣散状态，大量工人积极分子找不到党，因而自动脱离了我们的组织。许许多多活跃的党员失掉了工作，脱离了群众，依靠党过活……”。根据政治局的报告，全党的工人党员，“充其量”不过四千人（其中上海有一千三百人，香港有六百人，而其他大城市则很少）。在很多城市中，甚至在武汉、天津、广州这样集聚大量工人的中心，都“没有开展任何工作”。

　　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组织通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正确的指示：首先要集中注意力于工业区、大城市和重要工会团体；要吸收工人积极参与党的工作，同时使尽可能多的失业和无业党员转到企业中去工作，建立产业支部并确定其工作方法；要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建立和加强地方党委并改善地方党委的工作；要改进领导机关的工作，等等。目前的任务是使中央委员会下达的指示能够真正付诸实施。

　　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上述任务中，有两项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我们想特别强调一下这两项任务的重要性。

　　第一项任务是建立产业支部和正确地开展工作。党还没有那种能在工人群众当中起领导核心作用的产业支部。目前，产业支部的数量很少，而且越来越少。特别在主要的大型企业中还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支部。“比如说在上海，那里的手工业企业中和店员中有大量的支部，而产业支部只是徒有其名，实际上是没有的”（中央委员会通告）。各支部的内部生活也极其贫乏，多数支部既没有集体讨论政治问题，也没有集体讨论实际任务，而且没有分工，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支部不但脱离群众，而且也不能对自己党员进行革命教育（在某些场合，甚至有人说：“勇敢的工人入党以后也会变坏”）。这方面的任务就在于，要竭尽全力地坚持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以恢复各个生气蓬勃的产业支部。不这样做，党就不能前进；不这样做，党就要衰弱和瓦解，因为它将失去自己存在的组织基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中国同志应当借鉴，并要根据中国的特殊条件加以正确运用，以便由这许许多多生气蓬勃、积极工作的（秘密的、小规模的）产业支部建成党组织的可靠基础。

　　第二项任务是从思想上武装党。为此，第一，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记住，不仅党的领导核心，而且宣传鼓动人员都应有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否则，党就有丧失必要的思想基础的危险，而只有这种必要的思想基础，才能在风云多变的形势中，在对党与革命进程具有重大意义的复杂的政治问题上，正确地掌握方向。为此，第二，必须对党员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必须在党员群众和革命青年中进行专门的启蒙工作（如成立党校、政治学习班、自学小组，出版和发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等），以提高党的政治水平。特别是在当前，我们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任务：使全体党员了解共产国际的纲领，以及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最近的代表大会的各项极其重要的决议。

　　现在，在反对党内右倾和“左”倾的斗争中，也应当采用耐心的、坚持原则的说服工作和同志式的批评，把这作为主要的方法；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对于那些不可救药的同志，才应当使用政治清洗的手段，即开除出党。目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大规模地使用这个方法的依据。

　　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工作者应当贯彻执行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关于确立党内民主的指示，因为在必要的保密条件下，这一点是可以办到的（自然，例如选举制的原则还不能在各级党组织中充分执行）。不能在党内民主的借口下，纵容无纪律现象、庸俗的派系斗争和无原则的纠纷。为了清除这些现象（可惜这些现象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还屡见不鲜），党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而首先应当采取说服的办法。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是要坚定地捍卫党的统一、党的纪律和党的领导机关的威信，反对个别同志的一切非组织行为。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希望，中国共产党党员要竭尽全力加强自己的党，并要牢记，如果没有团结的、坚强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附言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除中央委员会外，各省委和地委的积极工作者，最好也能了解此信。

　　（二）鉴于农民问题极为重要，我们在此信中并未谈到这个问题，所以打算专门就这个问题给你们发一封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九年二月八日

　　注释

　　[1]“门户开放”原则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1899年9月提出的。他要求列强开放在华租界地及“势力范围”，俾使“利益均沾”。还要求中国内地全面开放，使外国人享有投资权利。

　　[2]汉口反日运动，指1929年1月9日爆发的因汉口人力车夫水杏林被日本水兵炮车撞死，对日交涉失败而激起的汉口工人对日大罢工。

　　[3]督军，官名，又称督理、督办，北洋军阀时期各省的最高军政长官。

　　[4]《布尔什维克》，见本卷第173页注⑩。

　　[5]“基马尔式”，指土耳其基马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参见本卷第164页注⑥。

　　[6]桂系，指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广西一派军阀。

　　[7]蒋桂战争指蒋介石同桂系发生的战争。1929年3月，蒋桂在武汉一带开战，4月，桂系失败。

　　[8]谭平山，见本卷第20页注③。

　　[9]第三党，见本卷第11页注⑨。

　　[10]武汉时期，指从1926年12月7日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起，至1927年7月汪精卫实行分共为止的武汉国民政府这一段时期。

　　[11]黄色工会，见本卷第102页注④。

　　[12]国际联盟劳工局，国际联盟，又称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1920年1月成立，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1946年6月解散。劳工局为国联下属的一个组织。

　　[13]阿姆斯特丹国际，即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又称国际工会联合会，1919年7、8月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成立。该组织为各国右翼所把持，长期同赤色国际相对抗。1945年10月世界工会联合会成立之后宣布解散。

　　(1)本文是作者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关于政治问题的信件。译文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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