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和国民党(2)|瞿秋白

第二国际和国民党(2)

　　三　孙中山三民主义[33]的实际

　　国民党的“理论家”胡汉民、戴季陶、汪精卫之流都是些博爱主义者，反对“残酷的”的阶级斗争，主张阶级和平、劳资妥协。他们说：中国人有利他主义的本能，有伟大的儒家学说，所以中国的地主和资本家都能够接受利他主义和博爱的政策，这就是所谓的“民生”主义（这个词过去译作“社会主义”是不对的）的实质。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不仅国民党不断的大屠杀显得过分“利他”了，而且国民党在“清党”之后，一再下令废除在所谓共产时期革命的工会同资本家之间签订的所有合同。工人的工作日从十一小时增加到十三小时，实际工资不仅在名义上大大减少了，而且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是贬值的纸币，甚至有三四个月、八九个月以至十三四个月得不到工资的。士兵的饷银也是如此。国民党叛变后，曾多次下令取消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决定和法令[34]。对小资产阶级也是如此。国民党完全取消了关于减少苛税杂捐的口号，恰恰相反，税捐的种类和数量增加了，此外强行摊派的公债也增加了。这就是孙中山的第三个主义——民生主义的实际。

　　过去国民党高喊“打倒军阀”的口号，然而他现在的统治同军阀统治毫无区别。“国民党政府”（现在南京政府和各省政府都叫国民党政府）同一九二七年以前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内容上是一样，实际上中国现在也被互相争战的许多军阀所瓜分。可怜的中国资产阶级虽然还有某种“北伐成功，中国统一”的幻想，但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目的；虽然他想用召开国民大会的空话欺骗群众，但即使能召开国民大会，这也只能是各派国民党军阀的代表大会。这个大会中的斗争也只能是军阀的内讧。至于“恢复民众运动”，这是中国颇为流行的口号，可是它只能表明，过去国民党内有工农部等等，“清党”以后，国民党进行了普遍的改组，工农运动部实际上变成了镇压工农群众部，不久以后，工农运动就被彻底取缔了。现在上海的资产阶级和银行家为了掩饰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把日益增长的反帝运动纳入常轨，他们又要求用国民党委任的办法，恢复工会、学生会等等。我们应当知道，现在国民党统治下面，除了官方委派的之外，不容许有任何其他民众团体存在，如果把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贯彻到底的话，那么不仅在实际政策上，而且在理论上都不允许民众有丝毫自由权。《建国大纲》[35]的第二十五条说（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的党的代表大会，没有通过这个大纲。一九二四年秋天，这个大纲也没有通过，因此它没有以党的名义发表）：革命必需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政时期，也就是说用武力统一全中国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训政时期，纪律化时期，也就是说，国民党要教会四亿中国人投票、选举、讨论的方法，以便实施乡级、县级、省级的自治等。总之，教会人民，按第二国际纲领的说法，“在民主的议会机关的基础上，掌握文明国家的复杂机器”。只有等全体人民都学会了这样做之后，第三阶段——宪政时期才会到来。因此，在宪政时期之前，政权就只能是军阀的政权。这就是三民主义的第二个主义——“民权主义”的实际上的意思。

　　过去国民党高喊“反对帝国主义”。可是现在呢？现在，在所谓“北伐成功”以后，它继续在喊取消不平等条约，可是这只是为了欺骗民众。实际上，虽然中国资产阶级想以屠杀工农、消灭中国革命为代价换取帝国主义的细微让步，但它的南京政府不管它的煽动，却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者。不久前，南京政府打算废除已经到期的那些中日商约（除日本外，还有西班牙等四个小国），但过了几天，它又宣称：如果日本政府同意开始关于修改商约谈判，南京政府准备推迟实施调整日本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的暂行条例（东京二十九日电）。这就是说，日本在华的特权“暂时”将无限期地保留下去。对美国的态度也是这样。当美国声称愿意就改订条约进行谈判时，国民党政府立即承认它是“最友好的国家”。这也就是承认和保障在签订新的中美条约之前美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至于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问题，南京政府也不得不等待美国的指示，而现在只限于空谈华盛顿会议和上海关税会议的决定（一九二五年冬）[36]，这些会议只规定到一九二九年一月实行百分之十二点五的关税率，而根本不是关税自主。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妥协和投降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此其一。

　　其次，国民党桂系军阀的领袖李济深在广州会见香港总督时，在取消一切反英口号、签订关于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接轨的秘密协定上，早已在英帝国主义面前屈膝投降了。国民党的冯玉祥在日本帝国主义于济南惨案[37]中杀死了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并枪杀几千中国人以后，急急忙忙把日本顾问请到自己的司令部里，力图接近日本。蒋介石在济南惨案后投靠日本，“劳”而无功。这才迫使他乞援于美国。太平洋上瓜分中国的战争实际上已经由日本的军事入侵开始了。而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斗争只不过是间接形式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

　　第三，济南惨案后，国民党的“主义”教导中国人民在反帝运动中不要“太残忍”，而要静待党和政府来解决问题，在济南事件后国民党事实上是根据这一点始终禁止任何真正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因此，国民党军阀和资产阶级实际上只支持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为帝国主义者执行间接瓜分中国的政策。这就是三民主义的第一个主义——民族主义的实际上的意思。

　　现在在实践中完全暴露了三民主义“三个主义”的实际内容。这使它同第二国际十分接近。所以现在第二国际邀请国民党。至于三民主义的整个理论，我认为，意大利的艾尔科里[38]同志（Ercoli）虽然不懂中文，但是在他评论法西斯主义的那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到三民主义“三个主义”的准确翻译。也许，法西斯主义毕竟是“文明的欧洲的产品”，在逻辑上是更完备的国民党主义。艾尔科里同志是这样说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原则的：

　　一、国家应该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所有各种表现的决定性因素。

　　二、公民对于国家不应该享有任何权利（即十八世纪的人权和公民权）。因为任何权利的根源在于国家，而不在于个人的意识。

　　三、国家是超乎阶级之上的有机体。既然存在阶级，国家对它们就全都同样地看待和对待。

　　四、阶级之间的斗争应在国家领导下在统一的组织内解决，各种生产要素（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不同的“职业”直接地和有机地进行合作探索产品最好方式和最公正的分配。这个组织就是总体国家[39]（《共产国际》，第二十七、二十八期，艾尔科里：《论法西斯主义》）。

　　只要把这里的国家一词换成民族，那就完全适合于国民党的术语了。第二国际拥抱国民党的意思同它和欧洲法西斯主义结成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意思是一样的：两者都是支持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

　　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中国无产阶级应当揭穿国民党和第二国际的这种角色。“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国际展览会、帝国主义的欧洲走狗和中国走狗的展览会”向我们表明了世界革命的这些敌人的真面目。

　　注释

　　[1]广州政府，即广州国民革命政府。

　　[2]广东商团，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组织的反动武装。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英帝国主义用大量金钱、军火，支持商团进行颠覆活动。8月，广东革命政府扣留了陈廉伯为组织武装叛乱而偷运的军火。10月10日，商团武装公然袭击庆祝辛亥革命的游行群众，革命政府调集工农武装及黄埔学生，一举将其消灭。

　　[3]英国工党是代表英国工人贵族利益的党，该党以费边派社会主义理论为制订政策的根据，于1900年以“劳工委员会”的名义成立，1904年起改称工党。

　　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1866—1937），英国工党右翼领袖之一，1911年起为工党领袖，1924年及1929—1935年两度组织工党内阁，出任首相。

　　[4]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联合组织，1889年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成立。初期在恩格斯指导下执行马克思主义路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第二国际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背叛无产阶级，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

　　[5]上海事件，指五卅运动，见本卷第60页注19。

　　[6]省港大罢工，见本卷第61页注24。

　　[7]社会民主党，见本卷第15页注11，本文注④。

　　[8]胡汉民、孙科，见本卷第62、61页注32、26。

　　[9]汪精卫，见本卷第21页注⑤。

　　[10]李济深，见本卷第11页注⑩。

　　[11]廖仲恺（1877—1925），广东惠阳人。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先后兼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军需总监和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坚决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8月在广州遭国民党右派暗杀。

　　[12]廖仲恺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等谋杀的。胡汉民曾因涉嫌此案而被免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职务。

　　[13]指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第六军、第二军占领南京时，英美帝国主义的军舰公然炮轰南京，实行大屠杀，干涉中国革命。

　　[14]广州政变，指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见本卷第63页注46。

　　[15]黄绍竑、张发奎、李福林，见本卷第64—66页注56、55、62。

　　[16]广州起义，见本卷第22页注⑩。

　　[17]戴季陶，见本卷第61页注29。

　　[18]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今常州）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在法国创办《新世纪》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27年后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活动。

　　[19]指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20]孙传芳，见本卷第64页注53。

　　[21]张宗昌（1881—1932），山东掖县人。曾先后投靠直系、奉系军阀。1925年4月被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为山东军务督办，成为山东地方军阀。1925年5月，镇压青岛纱厂工人大罢工，1927年参加镇压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22]青天白日旗，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制定的一面旗帜。旗作蓝色，表示青天；旗中有一射出叉光的图案。同盟会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均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标志。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以此旗代替五色旗。1931年5月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国旗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

　　[23]唐生智、谭延闿，见本卷第63页注43、42，汪精卫，见第21页注⑤。

　　[24]程潜（1881—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同盟会会员。曾任广州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州大本营军政部部长。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25]朱培德（1889—1937），云南盐兴人。当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统辖第三、九两军。

　　[26]即马日事变，见本卷第63页注45。

　　[27]指1927年“七一五”汪精卫实行“分共”。

　　[28]黄琪翔，见本卷第65页注56。

　　[29]白崇禧，见本卷第15页注⑦。

　　[30]冯玉祥，见本卷第15页注⑤。

　　[31]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山西五台人，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军阀。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督办等职。

　　[32]张学良，1901年生，辽宁海城人。东北军爱国将领。1928年6月其父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后统率东北军，随后宣布“易帜”，统一于国民政府。1936年12月任国民党西北军“剿总”副司令时，和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被蒋介石长期扣押，现已获释。

　　[33]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三个组成部分。1905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阐述了“民族、民权、民生”的含义，主张同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34]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即“二五减租”，是国民党政府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推动下在“政纲”中提出的减租办法。其内容是：从原来占主要农产品全部收获量50%的租额中减去25%，应减部分相当于全部收获量的12.5%。但国民党后来并没有实行这个减租办法。

　　[35]建国大纲，是孙中山1924年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纲领把建设民国的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按孙中山的设想，训政时期需由政府选派考试合格人员，协助各县筹备自治，即进行县政建设和训练民众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达到规定的标准后，始能实行县自治。一省全数县已实行自治时，始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全国有半数省份开始实行宪政时，才能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

　　[36]1922年2月华盛顿会议曾通过决议：在会议结束后3个月由中国政府召集各有关国家举行关税会议。由于各国政府的阻挠，会议延至1925年10月才在北京举行。参见本卷第66页注68。

　　[37]济南惨案，见本卷第10页注④。

　　[38]艾尔科里，陶里亚蒂的化名。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1964）1914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22年当选为新建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并担任《共产主义报》总编辑。1924年化名艾尔科里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及主席团成员。后多次出席共产国际会议，在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1927年起，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39]总体国家（corporative state），又译作社团国家，指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国家，这里指意大利。在这些国家中，政治和经济权力属于有限的集团如辛迪加等，而这些集团又要受国家政治机构的监督。

　　(1)本篇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俄文稿本译出，并参考德文稿本作了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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