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5)|瞿秋白

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的补充报告(5)

　　最后，共产党人决定宣布退出武汉政府[47]。当时有两个共产党员在那里担任部长：农业和内政部长——谭平山[48]，劳动部长——孙少哲。

　　即使在解决退出政府问题的过程中，共产党人还以为这次退出应是一种手段，旨在缓和同汪精卫的关系。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留在武汉政府内，会给人以口实，说武汉政府是“赤色”的；如果共产党人退出，这必将缓和政府的处境，人们便会将其视作国民政府，而不是共产党政府。

　　在这些致命的错误之后，共产党人决定宣布退出政府，但仍然留在国民党内，开展了反对武汉和南京国民党中央的运动，并开始号召群众展开反对在南京的武汉政府[49]。

　　这个政策中有了某种新内容。由于共产党人继续在犯机会主义的错误，贺龙和叶挺的起义[50]失败了。国民党时期就此结束。这是党的领导最薄弱的时期，那时党的领导不了解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中，特别是在土地革命中的策略。共产党人后来纠正了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

　　当然，不能断言，如果共产党人没犯这些错误，那中国革命一定就胜利了。还必须估计到帝国主义者的力量，特别是中国革命中独特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应该看到，封建资产阶级有一整套雇佣军队，这支军队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其驯服的工具。所以，当斗争在以工农为一方同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为另一方——这两种势力间开始发展的时候，革命的敌对营垒拥有相当大的、不易击败的军事实力。

　　武汉政变[51]后，有一班庸人开始解释，说过去的一切失败都是因为国民党内有共产党人。现在，上海、南京、武汉所有的国民党人都反共了，看来，国民党的统一出现了，也就是说，反对阶级斗争的“国民”革命到了鼎盛时期。不言而喻，所谓统一的形势，并不像市侩之辈所想象的那么美满。反动派确实在纠集势力，而且在争取消灭武汉革命中心时忘了自己的内部矛盾。但是，武汉革命中心刚一消灭，国民党内部就暴露了各派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因为国民党军阀们代表着不同的反动社会势力：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等等，他们在各省都有自己地方上的巨大利益。

　　反动派感到，由于革命失败解除了对它的束缚，它能自由行动了。于是，它转入全线进攻。最反动的右派西山会议派，在南京掌了权，狂傲声称：“我们是最先反共的。连蒋介石都反对过我们西山会议派，汪精卫那时反我们特别厉害。现在你们自己明白了，为民族、为国民党、为着共同的幸福，必须反对共产主义。”当然，西山会议派不只是因为这一点掌了权。广西派（西山会议派）早已开始同英国人勾搭。李济深和其他人，即所谓的桂系，代表地主豪绅中最反动的分子，同广州和上海的买办多少有些联系。英帝国主义者违背蒋介石的意愿，把李济深扶上台，因为蒋介石这时已开始真正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多方勾结了。另一方面，蒋介石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无论如何总想表现一点革命性，为此目的使用了一些民族主义的词藻，并力图以此把小资产阶级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九二七年九月一日，蒋介石答应实行关税自主。英国人所不能原谅的正是这一点。桂系应英国人之愿，赶走了蒋介石[52]。

　　汪精卫也参加了反蒋斗争。对于那个时期的汪精卫，蒋介石过分“军人气”，是过分独立的军阀。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当时的格言是：“即使没有共产党人，国民党也能完成土地革命，给工农安排好生活。为此必须赶出共产党人，让蒋介石服从武汉国民党政府。”小资产者汪精卫还在其主子——大资产者和自由主义的地主面前耍了一点威风，而这些人的中心却是在南京蒋介石的军队大本营里。汪精卫感到，背后支持他的是在湖南和长江流域有利益的军阀唐生智。汪精卫以反蒋斗争的思想家出面，也代表这个军阀的利益。除桂系外，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还有汪精卫和抱住武汉政府的旗帜不放的一切散兵游勇。另外，国民党南京时期以前的主宰者孙传芳[53]，也已开始反对南京方面。同共产党人决裂后，国民党内部暴露了复杂的分歧和矛盾。就是在这个时刻，发生了南昌起义，其背景是长江流域国民党军阀激烈争斗。

　　国民党的混乱和冲突时期，继其对共产党人的胜利之后接踵而至，这一时期就是广州起义的准备时期。

　　当时国民党内部根本没有联合起来。即使有人曾想在上海召集有汪精卫、蒋介石和李济深参加的会议，那也仍然谈不到联合，因为南京、武汉和广州各自为政，任何一方都不愿向对方让步。这些派系间的角逐开始了。

　　汪精卫来到上海，开会了。孙科的第一句话是：“汪精卫这个混蛋。”李宗仁[54]接着说：“汪精卫要是来开会，我就逮捕他。”汪精卫于是马上为自己提出在上海言论自由的要求。恰好在这些日子里（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旬），广州发生张发奎事变[55]。关系更尖锐化了，因为此次事变是反李济深的。彼此都相逮捕或推翻对方，哪能谈上什么联合？汪精卫在为自己争取在上海言论自由的同时，却向广州发出指示逮捕共产党人。汪精卫的“左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广州事变（汪精卫部的黄琪翔[56]反对桂系的黄绍竑）后，广东省个别县的小军阀间开始了一系列冲突。李济深被迫去上海，黄绍竑——到广西。广州附近像其他各地一样，农民纷纷起事。还在张发奎事变之前，海陆丰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很快地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所反映，在南京开始议论农民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问题了。武汉也是这样。恰好在事变之后，汪精卫发布了减租及其实施办法的决定。汪精卫打算证明，即使没有共产党人，小资产者也能实现土地纲领。也就在这个时候，南京正讨论“劳资仲裁”法。参加讨论的每个人都力争提出比较激进的对付工人的办法，因为尽管在长江流域并没有大的革命浪潮，但是，在湖南、湖北等某些地方，当时正有农民起事。所以，在国民党军阀的这一“自治”时期，革命于屡经特别惨重的失败后正欲重新振兴。直接革命形势的来临在广州更加明显起来。贺龙、叶挺在汕头失败[57]一个星期之后，广州便开始了罢工者和海员的大游行。

　　从这一天，即从十月十四日开始，直到广州起义，罢工从未停止。这个时期广州工人自己提出了一个口号：“青天白日”旗（国民党旗）是白色恐怖的旗帜。镰刀斧头的红旗才是唯一革命的旗帜！

　　这个口号是在共产党正式决定同国民党左派决裂之前，工人自己提出来的。还在共产党尚未最后决定如何对待汪精卫之前，群众就提出了“打倒汪精卫”的口号。因为党内甚至有过同张发奎和汪精卫开始谈判的想法，就在不久前还有些人认为需要同张发奎搞军事联合。但是，工人们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反对汪精卫。

　　广州起义前形成的整个形势说明，广州起义具有社会基础，带有群众性。应该认真仔细地研究广州起义，以便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只是在武汉政变后，党的领导才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并开始大力反对机会主义残余的斗争，这才转入另外的轨道。正是在这个时期，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也被承认了，而且决定在湖南、湖北举行一系列地方性起义，因为那里确实具备相应的条件，应该举行起义。

　　认为当时中央委员会不知道起义一事，实际上是错误的。决议是党中央委员会在十一月十八日或十九日通过的。决议的要点是认定广州起义的革命时机已经到来。当时要求很好地组织起义，以便把全体工农发动起来，预先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把广州本地的群众组织起来，起码要组织工人代表会作为未来起义的机关。这一切并不是说中央委员会在这方面没犯任何错误。可以指出许多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是应该确认这一事实：这个决议是党中央通过的，是由广州的省委执行的。

　　汪精卫还在广州起义之前就知道在准备起义，再说，了解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即将举行起义一事，已是满城风雨，所有的人都感觉到了。共产党人已得到一定情报，知道十二月十日或十二日反动派准备袭击工人组织，正酝酿解除教导团[58]的武装，因为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共产党支部。正因为如此，预定的起义日期提前了。

　　广州起义被镇压后，十二月十三日和十四日在广州四郊爆发了一系列准备程度不同的起义，这些起义是省委在某些县里组织的，在佛山、铜鼓[59]等地，也爆发了一系列有工农参加的起义。在那里，即小城市里，一切获胜的条件都具备了。但是这些起义失败了，因为主要中心广州已被击破。

　　上述情况确实证明党对广州起义做了一定的准备。如果估计到党的现有力量，那么广州本地的准备工作是以最快速度进行的。广州斗争的领袖，起义期间被杀害的我们亲爱的张太雷[60]同志，在起义前的几个星期之内，简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激烈的巷战前夕，当然是无法马上组织选举运动的。于是举行了有一定合法性的工人代表会，有七、八十人参加。会议选出六个同志进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61]。此外，建立了士兵支部，在广州地区的农民中进行了选举。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因存在时间短，的确没做许多事情，但它确曾是起义的机关。它的作为不大，是因为那时在起义期间，一般说难于任命或选拔人材。这个时期发生了汽车司机罢工，其他工会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还有对起义持中立立场的一些小厂的机器工人也举行了罢工。然而动员更加广泛的群众，更好地组织这些群众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所发生的一切给我们描绘了清楚的画面，证明工人们多么英勇地进行了斗争，他们选出了自己的执行委员会及以它为代表的司令部。现在，起义过后，却有人说，什么群众大会，只召集了很少的人。但是，应该说，起义司令部门前两天里一直有四、五千工人挤在那里，要求发放武器。告诉他们，你们去参加群众大会吧，去大会上欢迎新政权，但工人们喊道：“不，先发给我们武器”。想确定起义人员有多少枪的时候，数目字报到了八千至一万。看来，至少有七、八千支枪，因为有很多枪已打坏了。参加起义者总数不下三万人。这个数字是参加者自己说的。对于广州来说，这就不少了。在群众自己要求武器的情况下，问题就只在于如何更好地组织这些群众，如何直接开始进攻主要敌人。

　　除了政治上准备不足和总的组织工作准备也不足外，广州起义期间我们的主要错误还在于，起义开始后选择的主攻方向并非敌军重点的地区。这一次攻击就耗费了很多时间——几乎十二小时。这就给李福林[62]以时间，使他把部队调过河来，而我们则处于防守地位了。主要错误就在这里。

　　至于有人说中国机器工人反对起义，这种对待机器工人的错误态度，已有不下五年的历史了。在这方面，我们的错误是什么呢？这里应该提醒的是，在左派政府时期，共产党人在这些机器工人，即工业工人中间曾有很大的影响。当时兵工厂里有一个很大的支部，广州有三条铁路线建立了支部，它们在机器工人中享有威信。但问题在于，除了铁路工人、兵工厂工人等参加的这个机器工人的赤色工会外，还有另外一个机器工人工会存在，更确切些，汉语名称可译为：机器工人协会[63]。不能把这个组织看作工人的联合组织。这个协会是广州的一个国民党员（最右翼）组织的。他本人是个大资本家，掌握着几家工业企业，同时又是高官。广州的机器工人很多。孙中山当政的第一时期，当大规模整饬城市的时候，需要这样多的机器工人。可是这些工作完成以后，电灯安好了，电线接通了，这批工人也就失业了。资本家黄金荣[64]把他们组织到反动工会中。李济深发动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政变后，赶走了所有在职的机器工人共产党员和赤色工会的所有会员、铁路工人和其他产业工人，并代之以反动工会会员。仅仅因为这样，我们才说，广州起义前，我们在机器工人中间没有势力。我们几千名同志被逐出企业，广州几千名真正的无产者被赶到街头。但是，这是在起义前很久，四月间的事。严重的、真正的错误在于此后我们没有很好地对取代我们同志的那些机器工人做工作。认为在起义期间机工队伍是反对我们的，这种看法不符合事实，因为反对我们的不是机器工人，而是这个资本家——机器工会头子的雇佣兵。机器工会内经常有一支所谓的“敢死队”。这是一些雇佣兵，其中确有一些真正的工人，但是资本家发给他们很高的工资，还是在孙中山时代，他们就是资本家掌握的反对工人运动的工具。就是这个“工会”，在广州起义期间反对过我们。但不是所有的机工都反对我们，仅只是这支“敢死队”反对我们。其他多数机器工人保持了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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