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瞿秋白

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新策略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中国革命到了现在的阶段，各种社会阶级的本性与作用，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的了。中国革命对外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当中国革命在工农群众运动急剧的发动之中而进展的时候，帝国主义的特权受着了很危险的打击，最明显的例，便是汉口、九江租界由武汉、九江的工人苦力收回了。当这种时候，帝国主义以全力来反攻，他们派大军镇压上海、汉口，以武力干涉相恫吓，以经济封锁来钳制，炮击南京[1]，封锁长江。这是四五个月以前的事。当时，工农运动的爆发，战争的扩大与延长，交通的阻隔之中，中国资产阶级再受着帝国主义政治上、经济上的威逼钳制，他唯一的出路，只有反革命，只有投降帝国主义，去做新走狗。帝国主义乘机反攻，在金融上、商业上、政治上的进逼，并不是逼着中国资产阶级更革命些，而是逼着他决然的反革命，逼着他向中国工农进攻。中国资产阶级受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损失，他是不能向帝国主义反抗而取偿的，他只能更加加重剥削中国工农以求取偿。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五卅时上海工部局[2]停止供给华商纱厂的电力，中国资本家立刻便向帝国主义磕头求饶，立刻帮助帝国主义进攻上海总工会[3]，强逼停止对英对日的罢工。这一件部分的事是如此，全中国革命的形势也是如此。

　　何况中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是非常薄弱的，他们大都就是地主，至少是与地主豪绅密切相关的。那时革命的浪潮已经走到开始土地革命的时候。农民在湖南、湖北、广东都起来夺取政权和土地。豪绅代表的一切种种新军队——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便陆续的反动，屠杀农民。中国资产阶级的右翼——豪绅阶级，实在是反革命中最积极而雄厚的势力。工业资产阶级和豪绅地主阶级联盟，来反对工农的革命势力，他们的根本目标是保持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在城市乡村中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应当知道，中国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地主豪绅对于农民的剥削。因为中国工业在帝国主义之下不能发展，所以商业资本偏畸的发展，不但形成买办制度的广泛的剥削，而且这些商贾富豪的资本，不是做重利盘剥的事，便是购买田地租与贫农，兼并农民的土地。因此，巨商资本家、工业家、银行家的主要赢利的大部分，都是与剥削农民有关的。豪绅地主与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也是勾连着，结了不解之缘。土地革命的浪潮一到，即使没有帝国主义反攻进逼的原因，中国资产阶级也必然要完全走到反革命的道路。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便形成现在国民党统治的局面。豪绅资产阶级，以前是参加革命，但是他的参加革命自有他的如意算盘。他是受着外国资本的压迫，他是要想关税自主，就是现在他也还很胆小的要求关税自主等等。他当初想利用工农等民众力量吓吓帝国主义——他也会喊几声“世界革命万岁”。这时候他便想同时和帝国主义磋商得些让步。帝国主义方面表面的让步是做的，但是他同时以威力压迫中国革命，威迫中国资产阶级替他镇压工农。工农民众力量的发展也正在根本扫荡着中国的封建式的剥削，动摇着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资产阶级想着：他如果镇压了工农，一则可以自救，二则可以在帝国主义之前邀宠，帝国主义可以因为他们已经反赤，而实行应许的让步。资产阶级公开的反革命了，建立了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反共清党已经残酷到十二分了。但是帝国主义不但不实行让步，反而更进一步的进攻。这是客观上必然的事实。于是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国民党想在帝国主义统治与工农民众政权之间创造一个第三者，——实际上完全是帝国主义统治的附庸。

　　中国的旧统治——帝国主义的统治，原本是在剥削中国农村的经济基础上；如今形式上大买办阶级北洋军阀的统治虽然崩溃，换了国民党的统治（南方各省），换了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是那一经济基础并未变更，不过形成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豪绅资产阶级联治的局面罢了。

　　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豪绅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他们的内部，正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阻滞而留着许多半封建半宗法的社会经济关系，正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幼稚而没有统一全国的政治、经济力量，所以各地都有无数豪绅资产阶级的派别，互相争夺恶斗，而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国民党内的各派以及新军阀中许多系统不过是全国范围内这种社会关系的表演）。但是，这种反动统治无论如何动摇变换，如果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不起来推翻他，他始终维持国内豪绅资产阶级及国际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对于中国工农的剥削。要根本达到中国工农解放的目的，必须彻底扑灭中国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中国工农的猛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倒这种统治的唯一的出发点。

　　至于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店东、小厂主等等以及所谓中小商人，那么，这种阶级在现时亦已经不是革命的力量，而是革命的障碍。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工商业发展的区域里，他们经过股份公司等等和资产阶级的剥削相联系。而且全国各地的小资产阶级差不多十分之九是兼着做地主，工商业幼稚的中国，这些小资产阶级一方面不能在城市之中得很多赢利，别方面中国经济崩败而失业众多，逼着农民忍受极多重的剥削，只能接受极苛刻租佃苛约，负担极重的债息；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拚命的安顿自己的资本到土地上，买田买地，放重债去剥削农民。再则，店东、小资产阶级对于店员、手工工人，也因为自己处于极困难的竞争挤轧之中，剥削得比大资本家工厂主，还要利害；他们比大资本家更不能容忍“什么”劳动运动。因此种种，无论小资产阶级店主、厂主，如何受着帝国主义的压榨，受着大资本家豪绅地主的压迫，新旧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但是他们的“革命性”是有限的，他们一遇见工农的剧烈的斗争，一遇见真正彻底扫除中国的土地剥削制度的革命高潮，一遇见侵犯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他们便宁可去投降于帝国主义，去受豪绅资产阶级的压榨，转过来替他们当走狗。这种店东、小资产阶级，所以现在已成为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拥护者，他们可以有时候反对这种统治，不满意这种统治，可以做动摇变换的各派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互相争夺时的某一方面的工具；但是他们更坚决的反对土地制度的变更，反对劳动运动。

　　土地革命之中，以及一般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希望和店东、小资产阶级妥协，希望这种小资产阶级是一个革命的力量，——这都是使机会主义发源的幻想。

　　中国革命从无产阶级跃登政治舞台之后（尤其是五卅以后），已经引起农民群众的斗争；一九二四年以来，农民运动从减租减息的运动发动不到一年，便急转直下的到了政权的斗争，到了争土地的斗争。今年一年，尤其可以说是全国普遍的农民暴动的一年；虽然他是互相隔离，此起彼落的发动，而没有能得着大范围的胜利，但是农民群众的倾向与要求是很明显的：要求群众自己的革命政权之建立，要求彻底肃清中国的旧土地关系。农民之中一般佃农要求土地，极贫苦不堪的自耕农也要求土地；尤其是失业的贫民苦力要求土地。要求取消一切债务，一切豪绅地主的权力。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剥削（重租重债等等），军阀的战祸，帝国主义买办商贾的搜括，使极大多数的农民（即使是自己有几亩田的）都简直不能生活。土地问题的解决是万分的紧迫。中国经济生活中还有一个非常之大的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搜括原料，输入工业品，发展些中国的工业，制造军阀的战争，使极大多数的农民破产，同时，工厂之中不能容纳这些“劳动后备军”，于是他们大都变成所谓“游民”、“流氓”、“土匪”——以至于兵士。这种巨大数量的游民，要求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客观上也是要求土地和工作。二十年来，军阀用战争屠戮来延宕这一问题之解决；但是最近农民运动一起，土地问题解决刚才开始，这一阶级的群众，立刻看见了自己的出路，要求土地。两湖今年四五月间农民运动公开的时候，顾孟馀、汪精卫、胡汉民[4]、吴稚晖等，就痛骂流氓地痞的农民运动，痛骂什么“二十世纪的张献忠[5]、李闯[6]”，——正是因为农民运动之中失业的贫民站着最积极的先锋者的地位。就是城市之中，失业的“无赖的”贫民，也总是最积极最革命的成分。

　　总之，中国革命中客观上的力量，无产阶级之外，便是农民群众，尤其是贫农及乡村中的苦力游民是主要的力量——土地革命发动力。解决土地问题，必须是这些群众自动手的没收土地，不但地主，就是富裕农民（自耕农）的土地，也不能不侵犯到，自然更必须扫灭一切地主，不论大中小的地主，必须由劳农取得政权，实行土地国有。如此，然后中国贫苦的极大多数的人民，方能得着生活的出路。

　　这种伟大的革命变革之中，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做领袖。中国无产阶级数量虽然很少，年龄虽然很幼稚；然而他不比资产阶级，他是唯一能领导农民起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力量；他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力量，五卅以来的事变，没有一件不足以证明这一点，尤其是今年三月间的上海暴动，足以证明中国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是何等有组织、有力量。而且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外资本家的剥削之下，在豪绅资产阶级共同的压迫之下，他的斗争不能不是非常之剧烈的，不能不开始就是政治的——以至于政权的斗争。中国工人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等等还不够；他们的革命经验告诉他们：即使小小的胜利，也会立刻遇见中外资本家方面残酷逼迫，封锁闭厂等等，所以即使为改善日常生活起见，工人也不能不起来实行监督生产，不得不直接去夺着政权——无产阶级的这种斗争，在中国正和土地革命相并行。他的仇敌，和农民的仇敌是同一个。如果历史上的农民暴动往往以无组织、无指导而失败，那么，现在的农民暴动，得有无产阶级斗争做他的领导，做他的组织者。同时，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有如此广大的农民群众做他的同盟军。这两种力量的联合势力，现在应当直接起来取得政权。

　　总之，中国革命之中，应当注意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几个重要点：

　　（一）因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工业不能发达，富豪的资本大多数放在土地上，放在重利盘剥的事业上，所以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的基础是在中国旧式半封建的土地制度。中国资产阶级不但不是所谓民权派的反封建的势力，而且是拥护旧剥削制度，亦就是拥护帝国主义统治的势力。

　　（二）中国的店东、小资产阶级与地主豪绅的旧式剥削制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他必然是反土地革命的。

　　（三）中国有极广大的手工工人、店员的群众，他们在斗争中的分量，比较西欧俄国的手工工人、店员要强得多（全国除上海、汉口、天津、香港外，其他各城市中的工人，差不多大半是手工工人或半手工工人。）

　　（四）中国的农民群众已经万分迫切的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尤其是极大多数的贫农（自耕农、佃农之中都有）。

　　（五）中国破产失业的贫民非常之众多，形成所谓游民、土匪、兵士、苦力等非阶级化的广大群众。

　　（六）中国无产阶级——城市工厂工人及海员、铁路、矿山工人，数量虽然少，然而革命一开始便是主力，已经有好几年革命斗争的经验和组织。

　　这种形势之中，革命的无产阶级之策略，自然只有坚决的联合广大的农民群众，尤其是贫农，联合极广大的兵士苦力贫民的群众，起来取得政权，绝无犹豫的与已经背叛革命而动摇畏缩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奋斗，勇猛的推翻豪绅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统治。

　　原载1927年12月5日《布尔塞维克》第7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指南京事件。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和第二军占领南京。当晚，英、美帝国主义借口其侨民和领事馆受到“暴民侵害”，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舰“翡翠”号和美舰“诺亚”号对南京进行猛烈的炮击，打死打伤中国军民近百人，造成南京惨案。

　　[2]上海工部局，是外国侵略者在上海租界设立的行政机关，成立于1854年。它不但掌握租界内的行政事务，而且经常干涉和操纵中国上海政府的事务，成为列强执行殖民政策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

　　[3]上海总工会，是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会的联合组织。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于6月1日正式成立，李立三为委员长，刘华为副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主任，下设五个办事处。发动组织全市工人举行总罢工，推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的成立和“三罢”斗争的实现。又先后三次发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四一二反共政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

　　[4]胡汉民，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早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议员、《民报》编辑。辛亥革命中，任广东军政府都督、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1914年任中华革命党政治部长。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8月，因与廖仲恺被刺案有牵连，被迫出国。1927年4月18日，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与蒋介石合作反共，后又受蒋排挤。

　　[5]张献忠，陕西人。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1630年率米脂十八寨之众起义，诨号黄虎，称八大王，转战山西、河南、湖广、陕西等地，为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之一。1643年攻占武昌，自称大西王。1644年在成都称帝，号大西国。顺治三年（1646）败于清兵，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身亡。

　　[6]李闯，即李自成，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1629年起义，为闯王高迎祥部将。1636年高迎祥遇害，继起称闯王。1643年自称新顺王，进占西安。次年正月，以西安为西京，建国号大顺，称大顺王，年号永昌。同年2月，率军东进，直捣北京，推翻明朝统治。明辽东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兵败退出北京。顺治二年（1645），在湖北通山九宫山遭地主武装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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