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瞿秋白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1)（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一）中央最近的策略及客观的革命形势

　　本年八月里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1]，已经考察武汉七月反动之后中国的一般政治状况，断定那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稳定，在现时中国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的基础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那时指明：一般政治、军事、经济的大危机，因资产阶级军阀反革命的结果，必然要大大的扩大发展起来，这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事实。中央曾经指出：虽然中国革命受着两次巨大的失败：四月间沪粤的反动，七月间武汉的反动，然而中国革命决不会就此长期的消沉，所以中央认为这种悲观的观念是绝对不正确的。中央那时认为必须继续扩大深入革命的斗争，并且要坚决的采取组织工农武装暴动的政策。以后的政局，完全证明中央这种考察是正确的，中央的大政方针是对的。固然南昌暴动及南征广东的革命军队失败于潮汕，固然广东、两湖的农民暴动一处也没得确定的大规模的胜利，但是革命虽然又遇着了这几处部分的新失败，然而三个月来一般的斗争经验，更证明了本党的策略完全是对的。最近的一期，各地工农民众的斗争又重新猛烈的爆发，一般政治状况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经过了很严重的变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考察现时的新时机而决定适应这种客观时机的策略。

　　（二）中国社会的总危机与农业经济

　　中国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虽然胜利，然而那些产生伟大的中国革命之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仍旧存着。沪、粤、武汉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解决那些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而且更加使这些矛盾剧烈起来，增多起来，更加使这些矛盾的爆发急遽起来。这就是因为得着胜利的反动势力，竭力在那里巩固中国的旧制度——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是陈旧腐朽落后野蛮的制度。于是这种情形的背景里，那一般的总危机便尽量的大大开展起来。这就必然要引起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尤其是农民的广大群众之革命斗争的高潮。

　　农业经济的衰落破败，一天天的更加带着天崩地陷的爆裂性质。今年（一九二七年）是相当的“丰年”（除直隶、山东两省已经完全被战祸天灾所破灭之外，其他各省的天时，照例应当使农业经济相当的改善，但是事实上差不多全国都因过去的灾荒与战祸，同样是成千累万的人饿死杀死，不过是比灾歉的直鲁略好些。），可是这所谓“丰年”，不但没有阻止些农民经济的崩败，而且更加增进农民经济崩败的过程。因为“丰年”的结果，人民反而要多出些钱米租费给地主和政府（例如浙江今年借口丰年迫缴历年欠赋），地主和重利盘剥者要追取农民的旧欠，买办和商人要抑低农产品的价钱，军阀更借口增加税捐至两倍三倍（江苏今年增收田漕的亩捐）。所以所谓“丰年”即使不比荒年更加使农民破产，至少也和荒年一样。地主的剥削农民，商人重利盘剥者的剥削农民，军阀的掠夺农民，豪绅官僚等等的压迫农民，现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弄得农民不但不能恢复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于不能保存自己的性命，各省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已经被这些有产阶级剥削到不能一日忍受的地步，农业经济的“重复生产”，即使在极隘小的范围内也简直是不可能的了。除地主商贾重利盘剥者的直接剥削外，军阀还要掠夺农民，他们不但征发粮食牲口，并且要拉夫，再则因为战祸连年的关系，水利灌溉防旱防水的工作，都大受妨害，国家秩序混乱分崩，天灾日益频数（这些天灾亦大半由于中国社会制度而来的），还有财政金融的紊乱，使乡村中多量的出产品流入城市而不能得着相等的报酬，商业和市场的停滞纷扰，使农业经济上技术方面的准备也日益破毁，乡村中土匪蜂起等等。——凡此种种，都使农业经济崩败衰落。农业经济的危机是一天天的增加，而有天崩地陷似的暴落的趋势，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工农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剧烈的土地关系的变革。

　　（三）工商业的危机

　　中国工商业及金融中的危机，尤其有明显的表演。中国革命客观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造成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没有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一革命任务，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阶段中就应当解决的。但是国民党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走近解决这一任务的一步，而且更加使这一任务的解决远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不但增加中国的分裂离析，而且发生许多新的混战，各省之间有战争，每省之内也有战争，现在全中国都是混战。商业交通在各省之间固然是时常断绝，就是在一省之内也往往东阻西隔，各省都是紊乱的金融状况，原料机器燃料的运输减少了不少，有些地方简直断绝了。反革命的屡次政变之后，外国资本家的竞争势力又增加了好几倍。再则中国农民的家庭工业，手艺等类的事业，更加破产停滞。国内国外的贸易都是日益衰落（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输入减少百分之五十）。外国资本利用银价的低落，财政的紊乱及国民党的屈服，更加在中国多量搜括金钱财货。全国的破产穷困，经济的衰落，都在一日千丈的堕落下去。几百万农民，几十万工人店员，都在失业，都从商业及一般生产过程之中排斥出来。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的反动，就是如此的“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四）帝国主义侵略之急进

　　资产阶级军阀的反革命，在国际关系上，便是完全降伏于外国资本主义，而增加帝国主义的侵略。英国帝国主义已经实际上夺回了汉口的英租界，而且完完全全统治了上海。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得着了绝大的胜利，满洲内蒙正在变成完全的日本殖民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他已经抛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不敢再争收回租界的问题；关税自主的问题，他竟无耻的完全屈服。他绝对的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现时国民党的所谓“反帝国主义”宣传，一忽而反英，一忽而反日，都不过掩饰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种无耻的奴性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只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矛盾，而实在则替其中最强的当工具。从革命开始到现在，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统治力，从没有现在这样强大的。伟大的中国之被压迫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虽然以前一向是治者阶级向帝国主义做买卖的“投机事实”的对象，但是从没有像现在资产阶级军阀反动（国民党）治下这样厉害的。

　　（五）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

　　国内政策方面，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便是只能采取法西斯蒂主义及亚洲式的野蛮专制之凶恶手段。白色恐怖，穷凶极恶的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劳动民众，这种反革命政策，在国民党治下，达到了空前的野蛮程度。中国旧式的野蛮毒刑，对于革命党人的非刑拷打，还要加上建立黄色工会[2]的把戏和警察包探所组织的工贼性的“工会”，渗入工人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日益增长，同时他自身之内的分化崩溃的过程却也在急转直下的前进，中国资产阶级，固然绝对没有能力实行反抗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反动的革命使命，而在群众运动高涨的最初期，便背叛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能力做稳定团结反动势力的动力。对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他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国家，或者就在资产阶级地主联合的基础上统一中国，都简直是他没有丝毫能力去实行的事。这是他历史上的运命。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地主的联盟，其结果是使中国更加分崩离析，使割据互争的局面更加纠纷，自然要造成继续不断循环不息的军阀混乱的屠杀战争，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各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最不能负起历史上的改造社会制度之责任的阶级。一切建立巩固的国家政权之尝试，就算在一个小小省县的范围里罢，都是完完全全破产。无间断的屠杀、混战及空前的贪婪、淫佚、腐化，——便是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国家机关之致命伤。国民党曾经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今很快的腐化堕落，完完全全变成无主义、无目的的帝国主义走狗的狗窝，屠杀工农的刽子手的党，贪赃舞弊杀人凶犯投机奸商的官僚党，这事实很明显的反映着资产阶级反动的全部腐化崩败的景象。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八月间便预言：国民党要变成一个像样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党，尚且是不可能的事，这是很对的。本次会议[3]完全赞同中央九月间关于取消组织左派国民党之计划及提出苏维埃口号之决议[4]。本党认为国民党左派组织失败之经验，证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完全变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凡是真正革命的分子，只有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本党不但要号召一切革命分子退出国民党，而且要努力揭发国民党的欺骗压迫民众的罪恶，要领导民众起来推翻国民党。

　　中国资产阶级是历史上的流产，甚至于连造成自己政党的能力都没有。他们不能造出一个有一定政纲的党，更不用说要他造出一个真有政治意识的政纲了。

　　（六）中国革命的前途

　　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特别的作用，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完全没有稳定的可能。经过革命的三次失败，仿佛反动稳定是件可能的事。但是必须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及政治制度能够由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一些，同时，必须在现时国际国内之中，有渐进的，算作是非常迟缓痛苦的改变社会制度之可能，可是实际上现时在中国没有这些条件。中国没有这样一个阶级，能够负起责任来，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不过是夺取革命领导权蒙蔽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手段，领导权到手之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立刻便不得不将他转交给豪绅地主阶级，就是完成反革命势力的复辟，结果是反革命的领导权仍旧在豪绅地主阶级手里，而不在资产阶级手里。如汪精卫等类的政客，想“改良”土地关系（如应允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等），可是这种政策在几天之内便完全破产，单是这一例子便证明改良政策不过是公开的欺骗。再则全世界客观的形势是革命的，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又在急进的施行，这种情形也就是使中国没有由改良主义得着外国资本家的帮助，而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要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完成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使中国完全永久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二）帝国主义战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战胜苏联。此外中国不能由改良主义的方法去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革命虽然受着屡次很大的失败，而中国劳动民众革命运动的力量不但还有很多很多没有用尽，而且现在刚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

　　最近几月的经验，铁一般的证明这件事。中国伟大的革命已经唤起如此广大的工农苦力群众，他们都起来实行独立的政治斗争；民众激愤的革命力量，决非几个月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所能完全扑灭的。

　　所有这一些情形，都使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5]；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一观察，并不带着“革命在最短期间必定完全胜利”的幻想。中国的客观情形是如此：直接革命的形势之时期，并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但是是无间断的性质。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一）在革命性质上，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二）在革命速度上，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治者阶级之间自身的冲突矛盾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这种继续不断的革命爆发，显然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总之，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剧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七）革命的高涨与低落的问题

　　中国革命的无间断的性质，只要看最近各重要省份里农民暴动的高涨，就可以证明。九月间农民暴动普遍广东、湖南。虽然这种互相隔绝的群众自发的暴动，遭着屡次失败，然而农民运动的爆发仍旧继续着，有些地方（如湖北）甚至于更加厉害起来。十月间农民暴动又在江苏、直隶、热河、山东开始了。同时几个主要的无产阶级的区域，如上海、广州、武汉，经过一期退落情形之后，工人运动又带起比较猛烈的革命性质。农民运动的潮流，已经引起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爆发，不过暂时还比较的弱罢了。南京与武汉军阀争夺地盘的屠杀战争、强盗战争开始之后，劳动平民反加受着痛苦，广大的工农群众更加愤激。虽然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非常之严重的压迫屠杀搜捕，然而群众的革命斗争，却正在刚经失败损伤的地方，陆续的继起。群众正在自己失败的经验上，学习革命的斗争。

　　固然，过分估量革命的高涨及群众的革命力量组织力量，因而认为可以有大范围内立刻的胜利，这是错误的；然而经过革命三次大败之后，在现今这种反动局面之下，群众的革命斗争终于重新爆发：如果对于这种情形估量太少，那就是不可救药不能轻恕的错误。

　　因为革命潮流的低落条件，至少是：（一）资产阶级军阀统治的稳定；（二）改良主义的渐次实行；（三）革命群众之溃散与消沉。单是敌人的屠杀进攻，不但还不是革命的溃散，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才使敌人惊慌失措而拚命的严厉镇压。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布尔塞维克的党，不去积极发动群众，领导革命潮流的发展，而以为自然的革命高潮到来，自会胜利，那也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八）现时的总策略

　　现时形势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便是：（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中国共产党应当避免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武装暴动的发动，那是会变成拚命的“孤注”的，然而党应当去领袖一切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发动。所以共产主义者应当做一切农民暴动的指导者。如果农民暴动的发动，事实上不能有多分准备起见而推迟，如果这种暴动事实上不能估量到较大范围内的胜利，那么，党应当使这种暴动采取游击式的战争（不去占领县城或巨大的地域，长久的时期，不去费力建立大规模的军队等等，而以人数虽少却是团结巩固的暴动军，经常不断的袭击政府的军队或地主的武装）。这种游击战争，随后很容易发展而生巨大的农民暴动，进一步而达到在较大的范围内夺取政权。固然，游击战争开始之后，攻袭城市，尤其是小县城，是农民群众常有的倾向，本党尤当领导这种斗争，使适合于战术上的目的，袭其不备，夺其武装，杀戮豪绅，摧毁其各种权力机关。但是，农民暴动之后，如果专意占据县城而忽略乡村中土地革命的根本工作，不去发动更多更广的群众，不使群众自己取得土地取得政权（苏维埃），那么，这便是军事的机会主义。

　　至于城市之中，则游击战争的策略，比较起来要难实行得多，所以往往在城市之中有不适宜采用这种策略的时候。要到城市之中已经最终决定举行暴动，巷战已经开始，那时，党才可以运用这种游击战争的策略。然而现在在一切工业区域，已经要建立工人的武装队、自卫队，训练战术，利用他们在日常的反抗黄色工会的斗争之中；这已经是工业城市之中现时所不可迟缓的任务之一了。城市暴动的必须条件是：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涨及革命情绪——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加紧与扩大，形成总的政治斗争；（二）治者阶级统治之动摇崩溃的形势；（三）一般市民（中层阶级）的慌乱、犹豫、摇动，对于治者阶级厌恶而反对，甚至于同情于治者阶级之颠覆；（四）工人阶级之革命力量之组织，技术上的准备。因此，党不但不应当在城市之中只注意到所谓军事工作之准备而忽略各市以及各县工人、手工工人、店员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之指导与发动，而且应当更加加紧这种斗争，每一次极小的斗争之中，也要引导工人群众去了解暴动夺取政权之必要，及与农民暴动联合推翻统治阶级之必要；这样，于是切实的在政治上准备城市之中暴动，关于工人暴动与农民暴动的联络关系，是党的最重要的责任，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赞助，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但是，这种联络，只有经过党的组织与规定计划。群众的暴动，不论在城市或乡村，都要适合当地的环境与时机，既不能互相等待，亦不能在明明没有立即暴动的形势中，而以军事投机的方式做军事上的互相影响。

　　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再则，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之下，可以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军事投机主义，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发动，固然是军事投机主义，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不以发动群众为根本政策，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而只相信军事的力量，只知道军事上的布置准备攻守进退的规划，因此，暴动之中只见军事的行动，并不充分发展群众斗争的根本工作。二是藉口准备的不充分或者采取等待政策，而不发动当地的群众，甚至群众已经多数的起来暴动，尚且对于领导这种暴动仍旧是怠工或动摇犹豫，这种倾向的不信任群众力量，不发动群众的政策，甚至限止群众自发的斗争，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丧失政治生命。党对于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应预先指出他们的危险性而努力扫除之，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众暴动的责任，固然是使他尽可能的有最大限度的组织性，但是，一切群众自发的斗争，即使是党所认为过早的，党也有起而领导之责任。

　　最后，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对于一般贫民苦力群众（小资产阶级群众）应当尽力吸引他们参加工农的斗争，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以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

　　现在虽还没有到总暴动的时机，而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党不但要努力去组织农民自发的暴动，而且要去领导贫苦农民，领导起潜伏待发的暴动，发动游击斗争；应当发动工人的阶级斗争，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领导他们汇合而成总暴动，获得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胜利。

　　（九）苏维埃的口号与工农政纲

　　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党应当在文字口头的宣传上，对于最广泛的群众解释：“为建立工农兵手工工人城市贫民代表会议政府，而实行革命斗争的必要。”（“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但是，只有确实无疑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巨大高潮，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方才可以并且应当组织苏维埃，以为革命的政权机关。这所谓“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是说暴动在一定区域内已经有固守较长时间的可能；只要有这种可能，便应当建立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只要暴动真正是发动群众的，那么，暴动胜利时，这便是事实上不能不执行的任务。至于游击的农民暴动，还只在袭击移动的时候，当然，那组织暴动的当地革命委员会，继续以临时政权的性质为暴动之指导机关。总之各地农民暴动的发动，应当以当地农民的秘密团体（农民协会等）所推出的革命委员会来指导（城市暴动便是工会等推举的革命委员会），应当尽量发动群众，引进更多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实行自动手（“民众式”）的没收土地，杀戮豪绅，工贼，摧毁中国一切旧社会关系，实行游击式的战斗——解除敌人的武装，组织工农革命军；这种暴动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得胜而有固守的规划之可能，便应当建立苏维埃（农民代表会议）；如果已能占据城市一县或数县，以至于一省，工农暴动已经联合起来而获得胜利，那便有建立苏维埃之必要。城市中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之建立，尤其要吸引广大的工人、手工工人、店员的群众；城市暴动一开始，甚至尚未开始之前，已经要有群众斗争组织的雏形，如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大会，革命委员会等，要积极领导这种群众斗争的组织，使成为革命的暴动的中心机关，实行革命暴动独裁的机关。暴动胜利一有巩固的可能，这类的群众组织便要变成苏维埃，而为革命的政权机关。暴动的胜利，只有在建立苏维埃的过程中，能使工农群众真正自己获得政权，而更加尽量的来发展革命巩固革命的胜利。——所以苏维埃的组织既不能在胜利绝未巩固之时开始，因为这可以陷于忽略军事战斗而专事选举，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成见，因而减弱革命的独裁制以至党的领导权之危险；苏维埃的组织也更不能藉口于军事尚未了结，基础尚未稳固，而延迟推宕，因为这便更加要增长暴动中的军事投机主义，这便将工农暴动完全变为军事行动，只去攻城夺地，只知道军事上的规划。

　　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是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城市贫民应当包括工匠手工业者及一般非剥削者的小资产阶级。

　　党应当在斗争的过程中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依各地的情形、群众的信仰而定）。这种农民组织必须是贫苦农民群众（破产贫困之自耕农，佃农，雇农，失业农民）之阶级斗争的组织，且是暴动的组织（决不能视为类似工会的经济的组织）。然而党应当确定方针：暴动胜利之时，要农民协会变为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现时就应当宣传苏维埃的口号及农民协会的过渡作用。所以苏维埃口号并不与组织农民协会相冲突，可是“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应当取消，苏维埃口号之外，还要团结农民于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农民暴动未发动的地方，秘密的农民团体是有需要的，本党应当引导他们到抗租抗税不还债的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没收土地。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总方针，已经载在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之中。党应当坚决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分子犹豫圆滑的修改或谬解土地问题上的党的主张。土地革命的主要口号应当是：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制度，同盟抗租抗税，取消一切苛约、重利债务，没收豪绅重利盘剥者的财产，歼灭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本党坚决的反对用减租，没收大地主，打倒劣绅恶地主等改良主义的口号，来替代上述的革命口号。本党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

　　城市之中，除苏维埃口号以外，还有劳动问题党纲：八小时工作制，绝对的增加工资，规定休息日，社会保险，要求监督生产等。再则，应当对于工人群众及城市贫民解释，并且要在暴动胜利之时实行下列的事：例如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工厂归工人管，厉行劳动法，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歼灭一切工贼反革命派，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改良贫民生活，如建筑工人贫民住宅等。只有在这种革命的口号之下，本党才能组织被压迫群众的暴动，而得到胜利。

　　（十）反对军阀战争与军事问题

　　反对一切军阀战争的问题，是中国现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赞成中央最近所发反对军阀战争的宣言，认为对于军阀战争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的政策，是非常之对的。“失败主义”便是要使交战的双方军阀都失败，因为军阀的失败崩溃，就可以开展群众革命运动的环境，而使工农暴动容易得胜。本次扩大会议更特别的指明：失败主义的革命策略，在南北新旧军阀战争的时候，对于本党是天经地义。对于劳动民众，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的统治，与白崇禧、唐生智、汪精卫的统治是一样的。北方军阀大半自身便是很大的地主和重利盘剥者，是最大的官僚买办资本家的代表（商业资本与重利资本及官僚大地主的政权）；南方军阀是豪绅地主（重利盘剥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他们双方虽然现在还是反动之中互不相同的种类，可是工人阶级及农民对于他们的态度是一样的。本党的任务，便是在一切军阀战争之中，努力将这种军阀战争变成革命战争，将这种屠杀掠夺的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富豪军阀的国内战争。本党应当向劳动工农民众解释的，对付军阀屠杀战争之唯一方法，便是各地工农兵士群众起来实行推翻自己当地的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之革命暴动。本党应当组织群众以备暴动，在优越的时候发动群众而指导他们暴动，领导工农群众起来夺取这些混战殃民的军队的枪支武器。

　　中央认为必须更加加紧在一般广泛的平民群众之中做反对军阀的宣传。“反对战争”的口号，中央认为是对的。但是宣传这一口号的时候，必须解释，要能永久消灭这种军阀的掠夺战争，只有劳动贫民的革命胜利，而建立苏维埃的政权。

　　军队之中的革命工作，因为战争的关系，更加重要而更加要加紧破坏这些军阀军队的工作。中央现时特别指明：虽然中央政治局屡次提及这一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到处受摧残，或者简直没有做。农民暴动屡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央认为就是这一工作没有丝毫成绩的缘故。本次会议现时特别命令各级党部立刻开始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的秘密工作。除主要的革命口号之外，军队中的宣传，可以加上下列的要求：例如，增加兵士饷项，要求发清欠饷，给兵士好衣服、好住所，废除肉刑，反对军官侮辱兵士，兵士监督军官的财政收支等等。本党应当号召兵士参加工农暴动，没收军阀财产，兵士派选代表参加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的政权。

　　同时，中央认为必须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总经验，尤其是屡次失败的教训，都证明要使中国现在的雇佣军队，变成革命斗争靠得住的工具，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组织上的主要原则，便是志愿兵制度，工农革命军的主要成分，应当是阶级觉悟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党代表政治部的制度，应当在新军队的各级组织之中建立起来。新军队中应当有集权的军需供给的机关。新军队的名称定为工农革命军。

　　（十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八七紧急会议[6]以来的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期，这种情形自然的结果，竟使本党以全力去指导无产阶级农民的斗争；在这种艰苦困难的条件之下，本党所以没有能分一部分注意到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上来。同时，正在这一时期之中，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保镖的军阀（国民党）逐步屈服，实行其卖国的亲帝国主义的使命。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工人苦力群众赤手空拳夺回来的英租界，国民党竟归还了英帝国主义者，这是何等的耻辱。九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也竟取消了。南京政府曾经企图使盐务署的外国督办服从自己，但是英国领事几声抗议便把国民党吓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蒙，而国民党政府一句硬话也不敢说。所有这些事实都更加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是彻底的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无产阶级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引进极广大的农民与城市贫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应当领导中国劳动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严格的揭发治者阶级的卖国行为，以及国民党虚伪的“反帝国主义”的口头禅。本党应当号召无产阶级及广泛的被剥削民众起来奋斗：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立刻撤退外国海陆军，没收外国资本家的工厂，企业，银行——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中国人民公有，取消一切外债——满清政府及军阀政府零趸出卖中国所借的外债。

　　同时，本党应当经常不断的对工人及一般劳动民众解释：中国人民要完全战胜帝国主义，只有推翻治者阶级，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真正的平民政权——苏维埃政权，同时，也只有得着国际无产阶级的赞助。

　　（十二）机会主义之遗毒

　　八七紧急会议虽然严厉的反对以前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半孟雪维克主义[7]的政治方针，中央临时政治局[8]虽然屡次纠正地方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然而党内仍旧有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之遗毒。叶贺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南昌暴动政治上意义的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前敌指挥者不是实行革命的政策，而是在各种主要问题上采取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方针（只提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之土地，主张减租到收获百分之三十，不注意农民群众的革命宣传，不准工农自动的独立的实行杀戮豪绅地主反革命派，抛弃征发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之政策等等）。军事上很坏的策略，也表现前敌党的指导，没有革命的建议力，没有果断的意志和方针。许多次的农民暴动之中，指导者犹豫动摇，没有革命的坚决的意志，都是多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机会主义的特点，便是不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不去依据工农民众，而总想依靠靠不住的军队力量，总只想做勾结杂色军阀的把戏。中央这次会议认为必须以全党的力量，来排除这种危险的致命的机会主义之遗毒，这种机会主义遗毒犹存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党的指导干部是非无产阶级的成分，本次会议命令各级党部立刻用最坚决的方法，使指导干部工人化，肃清其中的机会主义的分子，要知道最近两湖、广东及叶贺南征的失败，其原因由于主观上的错误的占极大部分，没有强固健全的非机会主义的党的指导，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再则，本会议认为还要预防党内别一种危险倾向发生之可能，——这种倾向便是对于工人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部分要求的斗争，职工运动的工作，估量太少。其实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不但和指导部分要求的斗争的工作不相冲突，而且更加要党积极的去领导工人阶级要求改善自己生活的日常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发展成为群众的革命的组织。

　　原载1927年11月28日《布尔塞维克》第6期

　　未署名

　　注释

　　[1]指192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其中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下”的策略方针，以便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

　　[2]黄色工会，本指资本主义国家中被资产阶级所收买，并为工贼所控制的工会。1887年，法国蒙索明市的一个厂主收买工贼组织假工会，用以破坏罢工。据传说，当时罢工工人打碎了这个工会会所的玻璃窗，资方为之用黄纸裱糊，因而被称为黄色工会。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为国民党所操纵的工会，亦被称为“黄色工会”。

　　[3]即1927年11月9日至10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4]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指出最近几个月的经验表明，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彻底的民权革命即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能用国民党作自己的旗帜。因此，中央对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及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5]“直接革命”形势、“无间断革命”等，都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提出的，显然带有“左”倾盲动主义倾向。

　　[6]指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7]这里的机会主义、半孟雪维克主义，指中国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或曰投降主义。

　　[8]指八七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1)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在上海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瞿秋白主持会议，并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意见起草《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又称《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会议原则上通过，中央常委会14日会修改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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