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瞿秋白

国民党死灭后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高等华人的尊称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已经日益崩溃。直到中国的“下等人”奋起斗争，——一九二〇年后各地的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胜利，一九二二年到二三年间北方铁路工人的大斗争……中国革命潮流方才又高涨起来，中国共产党成立，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的政纲。当时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在无产阶级率领之下，逐渐巩固起来。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定加入国民党。国民党的改组和采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等的政纲，一开始便显然应当是使国民党成为“下等人”的革命党，因为只有这些“下等人”——中国的工农民众，是真能推翻帝国主义的革命主力。但是，当时国民党的“高等华人”，如张继[1]等，便不赞成打倒帝国主义。中国的高等华人是谁呢？就是帝国主义夸奖的时髦些的，洋式些的土豪绅士——中国的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那时也想利用民众，反对一下帝国主义，因为他的利益本来至今还是和外国资产阶级相冲突的。那么，何以外国帝国主义者赐以“高等华人”的尊称呢？因为他虽反对帝国主义，但是他只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激起民众革命，他自己不但不敢革命，而且极怕民众革命，因此，他总是主张和帝国主义和平磋商，修改不平等条约，谈判关税自主等等……帝国主义因为他如此和顺恭敬，所以当“下等”民众剧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发展的时候，对于他便抚摸一下，假意应允些恩惠（如一九二九年实行关税自主等等），使他壮着胆来压迫本国民众的“过激”运动。等到“过激”运动压下去之后，帝国主义者便又可以安然大施其侵略，向中国进攻了。国民党的老右派一开始便反对“下等人”参加国民党，反对国民党成为“下等”民众的党，这就是他们要讨好于帝国主义。这种高等华人霸占国民党的运动（所谓反共清党的运动），与国民革命高潮成正比例的同时发展：五卅运动大大发展之后，戴季陶主义立刻出现，西山会议也开起来了，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政变[2]也爆发了；一月三日工农夺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时候，蒋介石阴谋霸占国民政府的把戏也玩出来了，不久，江西、安徽的工农团体被摧残，不久，沪宁（四月十二日）的大屠杀也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到此遂决然破坏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自己公开的实行反革命。帝国主义者于是大大的安慰。最近连武汉的政府也反共清党之后，他们更可以高枕而卧。汉宁妥协[3]后，真正老牌的国民党（西山派）钻出头来，高等华人算是完完全全霸住了国民党。于是帝国主义的保镖更靠得住了！

　　五卅及省港罢工[4]的民众直接行动，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开关税会议、法权会议；一三汉口工人群众反抗英国水兵登陆放枪，而直接夺回英租界……中国国际地位在工农群众运动大规模爆发的时候，在国民党中“下等人”——共产党占着优势的时候，是如何的空前的进展，帝国主义的炮舰、军队都不敢怎么样。现在呢，国民党及其政府清党反共压迫群众运动之后：关税自主不能实现，外厂的烟税收不到，帝国主义比以前强硬了好几倍；最近两月九江、汉口日本水兵枪杀中国人民兵士，不算什么事，武汉政府还要下令“和平了结”；最近几天上海英国水兵又因英美烟厂罢工在浦东登陆，南京政府只敢空言抗议，同时赶紧禁止群众“盲动”。英国帝国主义所以敢提及将汉口英租界夺回去的问题（要求汉口特三区警察独立，中国驻军撤退等等）。为什么如此？因为国民党已经只是驯服的高等华人的党，国民党的政府，已经是高等华人，和平谈判主义的政府：这种党和政府替帝国主义保镖，不准民众自由行动直接斗争。

　　国民党要清党反共，就是要排斥一切工农共产党员，将国民党变成纯粹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党。帝国主义因此加他以高等华人的尊号。然而国民党及其政府从此便实际上抛弃反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国民党便不得不死灭，此其一。

　　（二）“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中国资产阶级何以到此时必然的走入反革命？因为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和帝国主义冲突，然而他根本上与中国工农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相矛盾：如果革命在群众运动的轨道上发展出去，势必致于急转直下的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最彻底的扫除封建式剥削制度的革命；然而中国资产阶级虽比土头土脑的乡下豪绅时髦些，洋式些，实则他的出身都是士大夫绅士的封建阶级，他——中国资本家大半靠剥削农民的利益发财，或者自己兼做地主（工业程度幼稚，有钱的人总是买田买地去剥削佃农比较容易些）；中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式的豪绅地主阶级向系非常之密切，就是工厂主、商店老板剥削工人手工业者的方式，也还大半是封建式的奴属关系，——中国资产阶级不成其为一种反封建的力量，而是维持封建制度的力量。所以彻底的资产阶级性民权主义革命——土地革命，中国资产阶级是必定反对的。

　　如今——去年年底，事实上中国革命已经走到了土地革命的阶段，尤其是广东、两湖的农民高呼起“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国民党答应农民“耕者有其田”，两湖的农民便要实行耕者有其田了。然而国民党立刻翻过脸来说：农民运动都是土匪流氓，侵犯“革命军人”的家属财产田地；他们说，所谓耕者有其田是要用“法律、政治力量”来实行，慢慢的实行渐渐的实行，如何可以从下层群众乱七八糟的分配土地没收土地；他们说，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方法不同，民生主义不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所以，“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是共产主义挑拨阶级斗争的宣传！国民党立刻翻过脸来如此说了，这就是国民党领袖代表高等华人——豪绅资产阶级向工农实行阶级斗争。什么是劣绅之劣的意义！难道正绅就不剥削农民，就不是坐收田租的特殊阶级？如果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是保护这些正绅的，那么，这种主义便是资产阶级出卖革命欺骗民众的鬼话！

　　果真不错，农民群众已经起来要求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要使不耕田的人不能坐享农民的血汗，要使劳动的自己耕作的人，能享用自己的收获，这就是彻底的封建式的剥削一概推翻，不但使中国地主阶级歼灭，并且使中国资产阶级再不能垄断原料高利盘剥农民；自然，农民反对豪绅的阶级斗争发展起来，尤其是在两湖。土地革命是开始了！果真不错，以前说鬼话（说什么耕者有其田，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国民党原形毕露了。原来国民党的所谓三民主义的革命方法，不用阶级斗争，只用政治法律的和平手段——也是胡说八道。国民党事实上的“革命”方法，绝不是用政治法律帮助工农民众，而是勾结许多新式军阀，日渐至于完全听命于这些军阀，他的力量便只是蒋介石、李济深、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等，这些革命军人，在前面当着军长、师长、总司令、总指挥，在家乡如何不是大绅士，如何不是剥削农民的特殊阶级？农民反对这些“正绅”、“革命军人家属”，要他们拿出财产田地来，——亦可以说正是替国民党实行民生主义。而这些国民党军阀便立刻大大屠杀农民！李济深在广东，唐生智在湖南，前后相继的大杀起来。请问李济深、唐生智等都是所谓纯国民党忠实同志，这种成千成万的屠杀农民，究竟是什么民生主义？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原来是这种豪绅的代表。国民党如何能不死灭，此其二。

　　（三）第二政府

　　国民党的领袖，既然都是豪绅资产阶级的代表，既然遇见土地革命的发展便立刻公开的反动，那么，可见他们的政权只会是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如果国民党真有百分之一的忠实于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那么，当革命发展到民众广大的起来斗争的时候，国民党便应当立即将政权交给民众——实行民权主义。事实却恰恰相反。

　　北伐军到上海的时候，上海工人群众起来武装暴动，以二百余杆枪缴北军及警察的二千余杆枪，他们在如此英勇的斗争中间，创造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如果国民党真是民权主义的党，那么，他应当承认这种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是真正国民党的政府，真正革命的政府，真正民众的民权的政府。但是国民党的领袖，如吴稚晖[5]等，便大叫起共产党和工人反对国民党，不要国民党的政府而另立市民代表会议的政府。是的，不错！你国民党既然自己承认是立于群众之外的怪物，是反对民权主义，是反对民众有政权的，那么，工人民众自然反对你，反对你们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自然要在你国民党的所谓党政府之外，创造出民众的第二政府来。蒋介石始终屠杀工人，解散工人民众举出来的上海市政府，以铁一般的事实和行动，来证实所谓纯国民党的忠实同志——这种国民党是公开的反民权主义的党。上海、东南、广东的民众政权，在四月便如此被反民权的国民党所摧灭了。

　　那时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固然是和蒋介石等破裂了。但是，那时武汉的政府之中，虽有共产党员谭平山[6]、苏兆征[7]参加，然而亦有极大的豪绅资产阶级的成分在内。武汉政府当时大半还建筑在军队的基础上，唐生智、谭延闿[8]、程潜[9]等的权力，就算是政府。自然这种政府必须转变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政权，然后方能真正做革命的中心，做扑灭当时东南反动的主力。那时武汉、两湖的工会、农民协会，正在形成政权的机关，正是扑灭肃清土豪乡绅、奸商买办、贪官污吏、军阀等的主要力量。只有他们努力在镇压反革命派及蒋介石的奸细。如果国民党真正是革命的民众的党，也便应当将政权移转到这些民众团体。然而事实上不但政府、军队及政治、法律的权力，不努力于镇压反革命派，反而十二道金牌似的速速颁布许多训令、命令、条例，限制民众团体的革命行动，保护“正绅”、“工商业者”。于是武汉政府也逐渐变成纯粹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府。武汉境域内，民权早就被摧残净尽，不待武汉国民党中央七月十五的排共会议[10]！

　　帝国主义者在香港罢工的时候，就说罢工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之外的第二政府。武汉政府和蒋介石奋斗的时候，帝国主义又说：武汉国民政府之外，还有总工会、农民协会的第二政府。于是武汉领袖也就异口同声地说：总工会纠察队非法捕人，农民协会自由杀人，政府之外又有政府，这是共产党的阴谋。是的不错！你国民党既然自己承认政府应当保护豪绅资产阶级的利益，才算是国民党的政府，既然不肯和民众联合起来，肃清武汉境内反革命的权力，使这所谓第二政府成为唯一的政府，那么，这就等于承认国民党的政府一定应当是反革命的政府，那么，工农民众的第二政府，自然要反对你这国民党的政府！

　　如此，国民党从东南到武汉，都一致变成反对民众、保护豪绅的反民权主义的了。国民党如何还没有死灭，此其三。

　　（四）所谓工商业者

　　国民党自从改组之后复活起来，经过两年伟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发展，共产党员及大多数工农分子的加入，他应当可以变成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这一转变，到蒋介石反动——资产阶级公然转入反革命营垒之后，尤其是愈需而可能的了。但是，这一过程是失败了。当小资产阶级领袖，如汪精卫等，看见革命进到土地革命的阶段，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残酷的屠杀工人之后，他们也更加动摇畏葸起来。工人的阶级斗争固然使资产阶级宁可屈服于帝国主义而反革命；手工工人的阶级斗争也使店东小资产阶级惊惧惶恐而投降资产阶级，宁可受奸商买办的剥削，而凭藉他们的力量来镇压软化劳动者的斗争。何况这种市侩的店东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和地主豪绅的剥削有密切关系（他们大半自己是地主——是坐收田租盘剥重利的），土地革命使他们宁愿革命失败永世做帝国主义的奴才，不愿牺牲剥削农民的特权；别方面受着帝国主义及上海大资产阶级的经济封锁，只想求目前的妥协，而甘愿投入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的怀抱里去。代表这种市侩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衷心是反对和资产阶级分裂，而想抑制停止革命的前进，以求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宽恕与恩惠。

　　于是聪明的汪精卫便想出一种理论来说：不好说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应当说工农工商业者的联盟，“革命要顾到工商业者的利益”。实际上他便在豪绅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革命”只顾到工商业者的利益，更进一步而完全当豪绅资产阶级（唐生智等）的走狗，而大大屠杀工农了。店员总工会要解散，纠察队和劳动童子团要解散……。

　　这些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幻想着，我们如此恭顺从命的替你们镇压工农运动，你们豪绅资产阶级总可以容纳我们当个“领袖”罢，——于是“中国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应当有革命的领导权”等类半吞半吐的怪理论也发现了。其实这种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当着豪绅资产阶级反动的走狗，他还自己扬扬得意的自以为是革命的领导者呢！

　　武汉在汪精卫这种无耻的理论之下反动之后，——豪绅资产阶级已经利用他的达到反动胜利的目的，汪精卫这种走狗已经没有多大用处。所以蒋介石下野[11]，正当汪精卫等兴高采烈高谈国民党党权伸张、蒋介石屈服于党的纪律的时候，真正老牌的国民党（西山派），陡然间抬头起来，组织了中央特别委员会，汪精卫等到上海饱尝闭门羹的滋味，好像失节的媳妇回婆家，始终只算得一只悔过自新的“共产狗”。这就算是“小资产阶级阶级的领导权”罢？哈！

　　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领袖，或者乱七八糟的冒牌左派，在这反动胜利的期间，自然也都逃出革命战线。于右任[12]，经亨颐[13]，国民党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市党部中的所谓左派，也接二连三的登报声明自己与南昌暴动八一革命无关，做些文章来反对共产。甚至于中国共产党里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如施存统[14]等，也都赶紧声明脱离共产党，反对共产党。这些小资产阶级半绅士的分子或者梦想，离共产党而独立组织什么真正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同时反对赤化与腐化的国民党。事实上汪精卫便是一例，既然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小资产阶级，实在除当豪绅资产阶级走狗而外，决无什么革命的力量。所以虽然共产党两发宣言，号召国民党的革命同志，来赞助民众的暴动，竖起真正革命的国民党的旗帜起来；然而这种革命同志竟找不出来！国民党已经被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所毁灭，国民党在民众眼中，只是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了！革命的国民党已经死灭，所剩的只有“真正老牌”的国民党——反民族反民权反民生的三反主义的国民党。

　　（五）下等人的真革命

　　三反主义的真正老牌国民党，就是高等华人豪绅军阀资产阶级的反动党，中国革命受他们的摧残而挫折了。国民党是死灭得干干净净的了！但是，中国革命，经过南昌八一暴动，两湖、广东最近的农工暴动，而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革命进展到更高的形式；真正民众的革命——下等人的真革命。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便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革命。中国现在唯一的革命党，便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他应当是革命的唯一领导者；共产党的势力已经深入到极偏僻的乡村之中，例如农民运动发展最迟的江苏各县，都有许多民众接受土地革命的口号了。革命的新阶段正在于彻底的实行土地革命，下层农民群众和兵士的武装暴动，杀尽土豪劣绅，自动手的实行耕者有其田——谁能耕几亩田就分配几亩给他耕种；不耕田而坐受田租的地主，都不准有田。工人及手工业者努力实行对于中外资本家的猛烈的阶级斗争，联合一般城市贫民，反对一切税捐，一直到武装暴动。工农贫民的武装暴动，——民众的革命战争推翻新旧军阀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苏维埃的政府。这首先便是摧毁中国封建式的（国民党党治以及豪绅军阀政权的）整个的国家机关，铲除一切封建式的剥削制度，尤其是土地制度，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革命。只有中国苏维埃的工农政府能够实行土地国有，没收中外银行、企业，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内外公债，收回租界、海关税务，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彻底的劳动保护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放全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亦就是解放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于军阀统治之下。这才是真正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而且直接便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种革命的胜利，必须要广大的民众自己起来武装暴动，联合兵士贫民（或所谓土匪）的群众，创造真正革命的工农军，然后才能够达到。国民党理论上的什么用政治、法律的和平方法，事实上便是压迫民众；国民党军事上的勾结军阀、土匪首领，专赖与民众脱离的武力打打张作霖，实际上便是养成新军阀，以至新新军阀，生生不已的军阀。革命的方法第一个主要原则，便是发动群众，使群众自动手直接的斗争，组织——以至于建设。

　　这种革命的基础，解放中国运动的基础（就算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基础罢），必须是在工农的阶级斗争。中国之中，如果像戴季陶、顾孟馀[15]等国民党领袖所说：没有阶级而只有职业，那便早已没有国民革命了。最近五六个月之间，正是阶级斗争急剧到公开的战争的期间。如果没有阶级斗争，为什么你们这些革命叛徒帮着豪绅资产阶级杀工农？！国民党说不要阶级斗争，而要阶级妥协，劳资调节，那事实上便是假造许多工会（工统会，工会改组会），帮着资本家欺骗、压迫工人，或者找些豪绅奸徒霸占农民协会天天说减租骗农民。革命的方法第二个主要原则，便是尽量实行工农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士绅阶级应当完全推翻，要极大多数的平民——“下等人”的工农贫民拿到政权。

　　总之，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便是崭然明显的两个营垒的斗争：一方面是豪绅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反动，别方面是工农贫民兵士（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工农贫民兵士的武装暴动之胜利，将要在群众的阶级斗争之中发展扩大起来，一直到推翻新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以至于帝国主义的统治，而建立中国苏维埃的政权。

　　原载1927年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第1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张继，河北人。1905年8月参加同盟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曾与谢持等提出“弹劾共产党案”。1925年11月，参加西山会议派。1928年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

　　[2]又称“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中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名义传达命令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要其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抵达黄埔后，他们立即造谣说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显系共产党阴谋暴动”。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它海军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驱逐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全体共产党员，夺得第一军的军权。

　　[3]汉宁妥协，指1927年9月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后汪精卫集团（汉）与蒋介石集团（宁）暂时合流。

　　[4]省港罢工，指1925年6月至翌年10月间的省港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坚持了十六个月。

　　[5]吴稚晖，江苏武进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任里昂中法大学校长。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在上海积极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反共政变。

　　[6]谭平山，广东高明人。1921年加入中共。1923年4月，奉孙中山命，任广东工界宣传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任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1924年1月，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任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二大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山舰事件后辞职。1927年3月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部长。5月出席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起义失败后被错误地开除党籍。

　　[7]苏兆征，广东香山（今中山）人。长期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春加入中共，5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领导省港大罢工，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1926年5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27 年3月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长。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1929年2月25日在上海病逝。

　　[8]谭延闿，湖南茶陵人。清末进士，湖南咨议局议长。1925年任国民政府常委、军委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1926年3月代理国民政府主席，4月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927年5月，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宁汉合流后，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常委、主席、行政院院长。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

　　[9]程潜，湖南醴陵人。早年参加同盟会。1917年任护法军湖南总司令部总司令。1921年任广州孙中山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后又任大本营军政部部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1926年率部参加北伐，江右军总指挥。1927年率部攻克南京。在同年10月的宁汉战争中，任宁方第四路军总指挥。

　　[10]即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制裁共产党人”，正式“分共”。

　　[11]指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汪精卫反共后，蒋、汪互争正统，宁汉继续对立。汪精卫、唐生智发表《讨蒋通电》，挟党权以迫蒋。蒋想以武力解决武汉，但得不到各派的支持。在津浦线上，蒋军又被孙传芳所部打败，徐、蚌失守。与此同时，宁方内部蒋桂矛盾爆发，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机“逼宫”。为了摆脱困境，以退为进，蒋介石于1927 年8月13日离宁下野。

　　[12]于右任，陕西三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等，宣传反满革命。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1918年到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进行反北洋军阀的武装斗争。1922年到上海，任上海大学校长。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

　　[13]经亨颐，浙江上虞人。1899年因通电反对慈禧废光绪帝，被通缉。民国后办教育。1926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8月任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代理中山大学校长。1927 年3月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

　　[14]施存统，又名复亮，浙江诸暨人。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5月任团中央书记。1924年在上海大学任教。后在中山大学、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1927年任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脱党。

　　[15]顾孟馀，原籍浙江，生于北京。早年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曾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教务长。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7月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927年3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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