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瞿秋白

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

　　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1)（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在未报告之先我要说两点：一，在中国革命中中国资产阶级是否与封建阶级斗争？我们要知道此是一重要问题。蒋介石等拿着政权不仅得帝国主义帮助，还得封建阶级的帮助。可见中国资产阶级是与封建阶级无大冲突的。说明了此点可以去掉以为中国革命分两阶段的幻想[1]。此幻想可以容许我们党外合作，实则此幻想是错误的。中国资产阶级一点民权性也没有，现在只有我们包办国民党或国民党消灭两条路。二，革命的指导机关犯了绅士的毛病，我们的党缺乏平民的精神。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已与我们分裂了，我们再不能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的。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中曾有同国民党提出条件退出国民党的倾向。过去当我们能包办国民党的时候中央又不允许我们包办，现在想包办又不可能了。过去我们觉得只要利用某打某便可以得到一点民权，这种方法过去也是有效的，但现在已经不适宜了。七月十三日我党的宣言[2]是党的新政策之开始。中央政治局与国民党反脸的宣言的内容是很坚决的。汪[3]之反脸，其主因不是罗易给电报他看[4]。罗易给电报与汪看自然是错误的，给了汪以反脸的口实。在汪接到冯不反蒋[5]的电报时非常震怒，于是他更加力宣传反蒋，唐[6]等于是以反共挟之。在最后一次联席会议[7]上，汪表示被人强奸，并表示不能在武汉立足。恰好，此时得到了罗易给他的电报，得到了新的出路，于是将此电报来作为他反脸投降唐等的工具，于是公然主张反共。此后，汪的主要敌人便是张发奎[8]部下的共产分子了。张此时亦有点动摇，曾有叶[9]暂时退出CP的要求[10]。我们党内当时也有人有此感觉，但结果并未成为事实。同时，孙、邓宣言[11]之发出，所以我们党的宣言比较坚决。这次南昌的行动[12]，至少是有意识地走到新的方针。七月十五日以前，我们参加政府还有由上面来帮助发展下层工作的条件，现已全国反动，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叶贺[13]发动之后，张非常慌张和震怒，于是马上带了几百卫队坐火车去阻挡自己的部队，他自以为是为党工作，所有的旧部仍应归其指挥，结果自己身边的一支枪都被缴去，这也许是客气了一点。张第二次的讨伐命令是非常软弱的，是相机发展，由此可知，张已无进攻之能力。朱培德[14]的力量亦很薄弱，两师皆不能作战。今日报载我们已离开南昌，据我推测这一定是前方胜利了。从前中央曾有一命令去前委[15]，大概他们已照此命令进行。现在我们主要的敌军是三十五、三十六两军[16]，但唐决不肯用此力量来为张出力，而要用来夺取江苏的。第三派势力在此次事变前已有酝酿，由白崇禧[17]、李宗仁[18]担保南京和平，朱培德担保武汉，以汪为领袖，并由白、李要蒋下野。第三派与唐有冲突，但现不会马上暴露，因尚要共同反共产军。

　　将来的局面与以前不同，以前有大的领袖，如奉张[19]、宁蒋、吴佩孚[20]等，以后则分为许多小军阀，进到很紊乱的时期。这证明封建阶级之倒台，资产阶级之软弱。这一堆反革命的冲突非常厉害的，这是革命前途之一优点，因为他们内部极不稳定。

　　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叶挺已如此，在相当时期，北方之张兆丰[21]也应如此，这是一定有胜利的机会的。

　　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极好的机会，这极多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燃着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

　　在此种情形之下，我们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老实不客气的，我们要包办国民党和国民革命：一、在此时我们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戴了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汪便是此派之代表，所以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敌人是汪。列宁过去也非常注意打击这种人，这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策略，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的国民党。二，我们要纠正过去错误，要注意群众，要由下而上，谁赞成我们，就是左派。三，现在的目的，并不是与政府绝缘，我们对政府有三个阶段：1．不参加政府；2．参加政府，但发生许多错误，失掉了参加政府的作用；3．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此政府仍用国民党的名义，但我们要占多数，成为工农民权独裁的政权，乡村中要农会政权。我们要坚决地干，我们要告诉群众，武汉、南京、北京政府都是反革命的。打倒汪精卫是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努力做，这是我们的主要方针。

　　因各种要求，常委及国际代表起草了三种决议，提出今天讨论。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问题：一，如何做国民党工作，团结国民党左派，我们已发表了一个告国民党同志书[22]，此书应为左派政纲；二，军队中及兵士中工作，现在也很重要，我已与一飞[23]商议要作此工作，临时政治局应注意此工作；三，对国民党左派的政纲要追认。

　　注释

　　[1]“以为中国革命分两阶段的幻想”，即“二次革命论”，是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内部出现的有关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理论。即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站在帮助地位。民主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只能“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只有资本主义发达以后，无产阶级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第二次革命。

　　[2]即中共中央1927年7月13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揭露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宣布中共党员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并向全国工人、农民及一切革命群众宣布了中共的战斗任务。

　　[3]汪，即汪精卫。曾参加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又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年7月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又任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4月任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7月15日实行“分共”“清党”。

　　[4]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决议送达中国前，先将要点电告驻中共代表罗易，即改造国民党，使大批工农分子参加进去；把农民协会变成乡村政权；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没收土地，实行土地革命等。罗易收到电报后，未经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和国际其他代表同意，于6月5日即向汪精卫出示此指示，第二天又送给汪一个电报副本。结果，《五月指示》成了汪精卫发动“分共”政变的重要依据。

　　[5]冯，指冯玉祥。1927年5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冯很快也走向反共，并促成了宁汉合流。蒋，即蒋介石，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政变，实行“清党”反共。

　　[6]唐，即唐生智。1927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7月随汪精卫反共。

　　[7]联席会议，指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民党）共（产党）两党联席会议。出席该会议者都是两党的领袖人物，国民党方面有汪精卫、唐生智等，共产党方面有陈独秀、谭平山等。

　　[8]张发奎，在北伐战争中立有战功，后升任第四军军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追随汪精卫反共。

　　[9]叶，即叶挺（1896—1946）。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屡立战功。1926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八一南昌起义时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

　　[10]汪精卫反共后，张发奎也要求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员叶挺等退击中共，即“退出C．P”。

　　[11]孙，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邓，即邓演达。宋庆龄于1927年7月14日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邓演达在此前发表《辞职宣言》。他们都反对汪精卫的反共政策，宣布辞去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职务。

　　[12]指当年的“八一”南昌起义。

　　[13]叶、贺，即叶挺、贺龙。贺龙（1896—1969），字云卿，湖南桑植人。参加北伐，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

　　[14]朱培德，所部为滇军。当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又任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统辖第三、九两军，实际只能指挥自己的第三军两个师。

　　[15]前委，即中共前敌委员会。南昌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

　　[16]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三十六军，军长刘兴。两军均隶唐生智部。

　　[17]白崇禧，在国民党中属于桂系。1926年北伐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1927年初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曾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共政变。

　　[18]李宗仁，桂系首领。1926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1927年曾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共政变。

　　[19]指奉系军阀张作霖。奉系军阀首领。1927年6月自称海陆军大元帅，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1928年上半年，被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打败。

　　[20]吴佩孚，直系军阀首领之一。曾与奉系军阀联合阻止北伐军，结果战败。

　　[21]张兆丰（1890—1930），名献瑞，河北磁县人。192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冯玉祥国民军中从事兵运工作。革命失败前夕，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第三师师长，驻军鄂豫边境，为中共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

　　[22]即1927年8月2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共产党致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23]一飞，即王一飞（1899—1928），浙江上虞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八七”紧急会议，10月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1月，在长沙被捕牺牲。

　　(1)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作报告。本文选自《“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编者订正了个别文字，并加了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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