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瞿秋白

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

　　（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

　　中国革命最近进了新的阶段。从前对于买办军阀帝国主义，相当的站在对抗派地位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如上海的虞洽卿[1]等类的东西），现在已经公然反动，几几乎把一切假面具都抛弃了。从前对于直吴奉张[2]的朝廷，打着孙中山国民党的旗号北伐的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3]（以及李济琛[4]等类的地主土豪），现在也已经赤裸裸的实行反革命，屠杀工农，摧残民权，压迫小商人及一般平民。中国国民革命的队伍之中，从今以后已经没有大资产阶级（蒋介石）立足之余地。国民革命的战线，因为大资产阶级的决然破裂，而改变了新的方式。何以会这样的呢？因为中国大资产阶级虽然曾经参加革命，虽然恨帝国主义和买办军阀，但是他们并不是为着要彻底革命而反抗帝国主义和买办军阀的；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和买办军阀的统治，足以激起一般民众的革命巨潮，而这种民众的彻底的国民革命，客观上必然要危害到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大资产阶级争先恐后的抢夺革命的领导权，想要领导“革命”而停止革命运动。如今事实上中国无产阶级已经领导着革命向前发展，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虽然霸占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权位，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国民政府的外交、财政等等，仍旧是不能遏止无产阶级及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于是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便狗急跳墙而实行反动了。他们反动之后，却还想冒着国民党的名，自称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蒋介石在南京组织了一个自己的国民政府，声言武汉的国民党是共产主义的，说共产党吞没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蒋介石派的新军阀屠杀工农，摧残民权，但是，他们自己说：这是救党救国肃清共产分子。实际上是不是如此的呢？完全是一派诳话！现在武汉国民政府及革命的国民党之内，有极伟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军队，他们难道都是共产党的吗？当然不是。他们能很坚决的与共产党合作，正因为他们是真正孙中山主义的革命党。孙中山主义的国民党，要实行国民革命，要解放中国民族，要实现平民的民权，要改善平民的生计。所以，他们就应当明白国民革命的目标。至于国民党的右派（蒋介石等），实际上是中国之卑怯无耻叛国卖民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他们虽然参加革命，然而等到革命进展，真正要侵犯帝国主义的特权（一三事变中[5]收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真正要推翻封建军阀及乡村豪绅的政权（湖南、湖北农民运动的大发展），真正要进一步改善劳动平民的生活（劳动法的拟议，尤其是土地问题的开始解决），等到革命发展到如此的阶段，他们，国民党右派，便立刻背叛革命，分裂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屠杀工农，摧残民权。这显然是背叛三民主义，显然帮着帝国主义买办军阀来镇压革命。他们难道真正是为着反共产而救党救国？他们是为着自己阶级的私利，即亡党亡国亦所不惜的！

　　国民革命的目标，凡是真正革命的国民党都应当知道的。国民革命的目标是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将中国解放出来。帝国主义经过军阀买办而在政治上经济上剥削压迫中国。但是，军阀买办之统治的根基还深远得很呢。军阀的割据地盘，篡窃督军、省长的权位，而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并不仅仅靠着自己的兵力。乡村之中的土豪乡绅，实际上是乡村里的小政府：一省的督军是一省的军阀，一村的乡绅便是一村的军阀，这些土豪乡绅在农村之中包揽一切地方公务，霸占祠族庙宇及所谓慈善团体、公益团体的田地财产，欺压乡民，剥削佃农，作威作福，俨然是乡里的小诸侯；军阀的政权自然是经过他们而剥削农民的，他们替军阀、县官包办捐税，勒索种种苛例；他们可以自己逮捕农民，私刑敲打，甚至于任意杀戮，如活埋、烧死等等惨剧，都是他们的惯技。军阀所用以统治农民的力量，正在于有土豪乡绅的封建宗法政权做他们的根基。而且土豪乡绅，除军阀的军队以外，还有自己的武装，例如广东的民团，湖南的团防，以及其他各省的所谓保卫团、保甲，名目虽然繁多，实际上都是地主土豪的乡村军队，往往以防御土匪为名，而事实上是压迫农民的武器。有的时候，民团等类东西甚至于和土匪联合起来蹂躏农民。这些所谓土豪乡绅是谁？就是大地主阶级。帝国主义经过买办而剥削中国。而买办又经过中国农村中的大地主阶级而剥削中国的农民群众。地主土豪阶级的商业化，就是代替帝国主义者买办在农民身上剥削他们的汗血；地主阶级要积累资本，便拼命的增高租额，重利盘剥（钱庄、当铺等），并且垄断原料，兼并田产。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本来已使大多数农民、手工业者失业破产，军阀的战争和压榨，更使农民的生活陷于极端悲惨的地位。自然农民的收入连养家活口都不够，佃农的数目日益增多，一般农民的窘迫日益厉害，致使任何高的田租，任何重的利率，农民都不得不忍受。农民付纳田租或苛捐杂税之外，所余的数目，不及自己收获的百分之四十。这种剥削不但对于乡村中的农民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对于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也有间接的影响：农产品的出售于城市商场，差不多完全要经过地主土豪的手，于是地主土豪一方面以垄断的手段贱价收买或勒索之于农民，别方面亦可以垄断手段高价出售于城市。因此，城市平民的生活程度日高，即贫困的情形便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同时失业破产的农民日益众多，不但使兵匪蔓延，而且使工资低落。这些情形，都使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和剥削得以维持。农民处于如此剥削之下，自然首先所感觉的，只是减租减息及减税的要求；但是，实际上农民，尤其一般贫农（自耕农、佃农），是受缺少田地的痛苦。当农民只能享受自己收获之百分之四十的时候，地主阶级和军阀官僚实际上已经剥夺了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权。耕地农有的要求，是中国革命客观上的结论。所以孙中山先生说：“耕者有其田”！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剥削，其主要的根基，便是耕地已非农有，地主阶级得以尽量压榨农民，经过买办阶级而供献中国人民的汗血于世界资产阶级。

　　所以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对于中国的统治和剥削，便必须彻底改变现存的土地制度，为此，亦就更加要彻底扫除封建宗法式的土豪乡绅在农村中的政权。必定要农民得有享用土地的权利，保证农村经济的自由发展，必定要农民能够组织自己的政权，拥护劳动平民的权利，筑成平民政权的巩固的基础，然后国民革命方能成功。换句话说，便是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

　　固然不错，中国农村中的剥削，大半还是封建式的剥削，这对于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式的自由市场的发展），也是巨大的障碍。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非常之薄弱，一则他是买办性的成份居多，二则他是商业资本里刚刚生长出来的雏儿，他自己是地主土豪阶级的化身，他自己大半还靠经过地主土豪剥削农民以求利（如收买原料），三则他和封建宗法社会的关联还很密切，一切流氓投机主义及无耻卑劣的恶浊分子，都是他的附庸。因此种种，他虽然要和大买办阶级竞争，虽然要和军阀政治对抗，然而不能和农民联盟，而形成反封建的一种革命势力，却只能和地主土豪的封建分子联盟。况且中国资产阶级当此世界资本主义衰落的时候，他的政治经济利益根本上和无产阶级是冲突的。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能实行土地革命，也决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民权主义的责任。

　　北伐胜利以来的种种事实，完全证明了这种情形。当北伐军出发之后，蒋介石带着三月二十日[6]的威风，要想借口北伐，不但加重剥削广东的工农，而且要阻遏一般工农运动，以及国民会议的民权运动。蒋介石以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实行军事独裁，镇压革命民众，这对于资产阶级是再要好也没有的了：资产阶级只要利用工农的民众，造成自己的武装势力，取得与帝国主义军阀妥协的资格，同时，也便是压迫民众的武器。然而湖南、湖北的农民，以及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凡是革命军经过的地方，农民都努力起来参加帮助，各城市的工人也是如此。他们帮助北伐，难道是为着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吗？革命军的一般将士在战场上牺牲性命，拚死作战，难道也是为着造成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妥协的资格吗？当然不是的！革命的民众和革命的将士努力于革命战争是为着要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换句话说，是为着要解放中国民族，要实现平民的政权，要改善平民的生活——要三民主义的实现。但是，等到赵恒惕[7]、吴佩孚[8]、孙传芳[9]的政权倒了，蒋介石派便不肯再革命了；那时，革命的军人、兵士，革命的工人、农民，以及一般劳苦的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等平民，却都需要巩固这一革命的胜利，事实上便是再深一层而铲除乡村中的豪绅地主的政权，建立平民的政权，没收大地主及买办军阀等反革命派的田产，而使大多数农民得到土地，减租到能使佃农实际享用自己的收获；——等到这种时候，蒋介石，以前满口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蒋介石等，立刻翻过脸来屠杀工农，分裂国民运动；虞洽卿，以前狂叫关税自主，民族独立的虞洽卿等，也立刻手忙脚乱，筹拨一千五百万元给蒋介石，作为屠杀工农的犒赏费！如此看来，中国大资产阶级蒋介石的叛离革命，完全是因为革命的发达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危害了他们的私利，地主土豪对于农民的剥削和统治，在中国现时的资产阶级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中国资产阶级想造成新式的军阀统治，他们需要地主土豪替他们包办捐税，中国的资产阶级想保持对于原料收刮的强抢勒索的制度，他们需要地主、土豪替他们继续造成贱价的劳动力。所以革命发展到现今的阶段：湖南、湖北的农民攻打地主土豪的政权，上海工人领导小资产阶级创造平民的民主政权——革命转入了新的时期，亦可以说是革命进一步的实现三民主义要求的时候，蒋介石等便叛离了，反动了，与帝国主义妥协，而宁可去做帝国主义的新式走狗了。所以蒋介石等现在反对武汉国民政府，[10]而自己另外建立南京政府[11]，摧残国民党革命派的党部，而自己另组织反动派的所谓国民党，凡是这些行动，并非像他们自己所说，仿佛是为着保持纯粹三民主义的政党，肃清共产分子等等，恰好相反，他们的叛变，是表示他们反对三民主义的初步实行，反对国民革命的进展。

　　如今蒋介石等从江西赣州屠杀工农领袖[12]起，经过安徽、上海、广州、重庆等处的屠杀[13]，直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共产党、工人农民的领袖，实行其残暴不堪的屠杀；非刑敲打，腰斩，强奸……都是为着要和帝国主义军阀妥协，保存帝国主义军阀统治中国的制度之封建宗法社会的根基：大地主的剥削和豪绅官僚的政权。

　　但是，革命的怒潮已经将蒋介石等的企图打破了。北伐军赶走了赵恒惕和吴佩孚；农民群众说：“这还是第一步；那些帮助赵恒惕、吴佩孚剥削压迫我们的人怎样？”——他们自己积极的起来，遵从国民党的政纲，进一步而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湖北、湖南的乡村里，农民已经实行征取自己的政权。他们动摇了土豪乡绅的威权，立刻便觉到：要达到减租减税的目的，必须自己拿住政权，必须造成自己的国家。他们也感觉到土地的缺乏，他们已经明了大部分贪官污吏、大地主所掠夺去的租税，不但不能使国家财政增加收入，以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实际上都被大地主等所吞没，或者就用他们身上所搜括去的钱，买了杀人的武器，诱骗兵士的群众，组织民团等的武装来压迫屠杀他们自己。所以农民很明白的提出没收大地主田地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铲除反动军阀及蒋介石等的经济基础；只有这样，农民参加革命才有真正的意义。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要领导农民去彻底发展这种斗争，因为这种斗争方能建筑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巩固的基础，因为农民政权及土地的运动，实际上是国民政府巩固自己胜利的最伟大的力量；和劳动法的制定及实施，同样的是国民政府与民众“化合为一”的过程之表演。

　　现时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不仅在于反动的资产阶级之叛离，而使工农小资产阶级之联盟得以更自由、更开展的向前进攻，而且还要认清：革命扫除了表面的军阀统治于湘、鄂、赣，如果还要继续发展这种胜利于全国（即是北伐的革命战争），便必须有坚决的更进一步的铲除军阀统治及买办剥削之经济根基的政策：就是使国民政府的政权之基础，实现于更深更广的民众；换句话说：便是建立农民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如果不能如此，那么，国民政府在四围反动势力的压迫之下，不能得到工农群众的更积极的赞助，又不能铲除张作霖[14]、蒋介石之奸细于广州的农村之中，则国民政府的地位是非常之危险的。农民群众应当赶快起来，积极奋斗，赞助国民政府，巩固国民政府，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建立农民的政权，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使一般农民或因租额的大大减少，或因累进的统一的田税的实施，得到真正享用土地的权利；如此，则军阀统治根本可以铲除，反动资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友军也就受着严重的打击，国民政府的社会基础可以大大的巩固，革命的北伐战争可以吸引极广大的农民群众来参加。中国革命的新时期，在农民政权及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将要战胜一切反动势力，将要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将要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5]所决定的国民革命之农民政纲是：

　　（1）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产，以及祠堂、寺庙、教堂、学校、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所没收的土地之管理，应付诸土地委员会。此种土地的管理形式，是否采用公有制度或分配于耕种者，皆由土地委员会决定之。

　　（2）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

　　乙、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

　　丙、革命军长官现时已有土地可不没收。

　　丁、革命军兵士之无土地者，于革命战争完终后，可领得土地耕种。

　　（3）耕种已没收之土地的农民，除缴纳累进的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税。

　　未没收的土地之租率，应减至与累进的田税相当的程度。耕种未没收的土地之农民，只缴纳确定的田租，不纳任何杂税，并永久享有租佃权。

　　（4）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

　　建立农民的乡村自治政府，对农村中各被压迫阶级所组织之乡民会议负责。

　　（5）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

　　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乡村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

　　（6）建立国家农业银行及农民的消费生产信用合作社，改良水利。

　　（7）取消重利债务的利息，限制重利盘剥，规定最高度的利率。

　　原载《向导》1927年5月8日第195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虞洽卿，见本卷第47页注62。

　　[2]直吴奉张，指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

　　[3]蒋介石，见本卷第42页注15。

　　[4]李济琛，见本卷第397页注⑨。

　　[5]一三事变，见本卷第540页注122。

　　[6]三月二十日，指中山舰事件。

　　[7]赵恒惕，见本卷第534页注48。

　　[8]吴佩孚，见本卷第41页注⑧。

　　[9]孙传芳，见本卷第46页注55。

　　[10]1927年1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武汉，称武汉国民政府。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武汉政府与蒋介石派的南京国民政府合并。

　　[11]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与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

　　[12]江西赣州屠杀工农领袖，指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制造赣州惨案，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

　　[13]安徽、上海、广州、重庆等处的屠杀，指1927年3月23日蒋介石在安庆收买流氓打手，捣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4月15日在广州“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3月31日，刘湘在重庆乘各界群众召开反英大会之际，勾结右派，屠杀群众。

　　[14]张作霖，见本卷第41页注⑧。

　　[15]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没有提出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方针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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