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秋白

《瞿秋白论文集》自序

　　《瞿秋白论文集》自序(1)（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七日）

　　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

　　中国的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已经很久；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1]及《星期评论》[2]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3]同志，甚至于李汉俊[4]先生，戴季陶[5]先生，胡汉民[6]先生及朱执信[7]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只有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的与群众的社会运动相联结，秋白等追随其后，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至于戴季陶先生，虽然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来探求“中国之乱源”，胡汉民先生，虽然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上古（战国）的哲学思想；然而现在他们早已公开的抛弃唯物史观……这难道是偶然的？

　　中国无产阶级处于世界革命的时代及国民革命的中国，他一开始自己的运动，便不得不直接参加政治斗争，决不能限于改善自己生活的经济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这句话在西欧和俄国仿佛有一时期还是比较抽象的说明，在中国却是异常明显而具体的真理。既然如此，中国无产阶级自然急切的需要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代表。

　　然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8]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中国无产阶级所涌出的思想代表，当然也不能自外于此。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一九二三年回国之后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我现在收集四年来的著述付印，目的是在于呈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上的成绩，并且理出一个相当的系统，使读者易于找着我的思想的线索。固然，无产阶级之革命思想的指导，当然是集体的工作，然而我确是这集体中的一个个体，整理我的思想，批评我的思想，亦许对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不为无益。况且集体的革命工作之意义，正在于其自我批评的发展；而集体的革命思想之形成，亦正在于其各个个体之间的切磋。固然，我这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之理论里，可以有许多没有成熟的、不甚正确的思想，然而我始终亟亟乎将我的成绩同着我的错误一齐汇集发表，正是因为要发展中国社会思想的自我批评：我们的著作是想要利于革命的实践的，而并非想“藏之名山，传诸其人”的。列宁说：“自然……与其写革命，毋宁做革命。”我们固然很愿意从事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巨著，但是在现时革命潮流汹涌的时机，既不应幻想明窗净几闭户著书的余暇，那么，仅只我这些马克思主义的试作，“做革命”的一部分的成绩之汇集与整理，也就未始无益哩。于是瞿秋白的论文集便出版了。

　　论文集分八类：（一）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二）帝国主义与中国；（三）买办阶级之统治；（四）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五）北京屠杀[9]后国民革命之前途；（六）世界社会革命的问题；（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八）赤化漫谈。

　　第一、中国国民革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于中国国情，自然要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经济状况中的资本主义的趋势，以及中国革命史上的策略战术问题。可是尤其重要的，是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之职任；五卅[10]以前无产阶级应当参加国民革命，准备取得其领袖权，认定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在于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独裁制，而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合流直达社会主义；五卅以后，无产阶级领袖国民革命的问题，更加成了实际斗争的现实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已经因农民问题的要求切实解决而不能久持了，五卅屠杀后之无产阶级，实在已经实际的直接的开始了国民革命。

　　第二、帝国主义与中国——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在于推翻世界帝国主义，因为不但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国际殖民地，而且中国国民革命简直是直接的由世界无产阶级的十月革命所提携起来的。虽然孙中山先生说中国不是所谓半殖民地的，而是次殖民地，这句话确有鼓动的意义；然而真实的情形，却在“国际殖民地”。所谓国际殖民地的意思，便是说中国没有成为某一帝国主义国家之直接统治地，而是列强互争的对象。这中间包含着充分的帝国主义列强互相冲突的原素。因此，中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最脆弱的地方，亦就是十月革命之后，世界革命最容易爆发而胜利的地方。中国国民革命之为世界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于此更加有深一层的意义。虽然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程度很低，还只有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的需要，而且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的建设比俄国还要困难好几倍，然而中国国民革命不胜利则已，如果胜利则必定是颠覆世界资本主义而创造社会共产主义的一支流。因此，我们以前对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方式及中国革命反抗帝国主义的策略之研究，是很重要的。

　　第三、买办阶级之统治——这是我一九二三至二四年的时论之总题。当时临城案[11]、贿选案[12]、承认苏俄问题[13]及广州买办军反革命叛乱[14]等现象，显然表示是买办阶级（帝国主义）稳固的统治全国，并且压迫孙中山政府之时期。反右派的斗争已经开始，尤其是在广州商团叛变时；中山北上的第一次北伐[15]，已经提出国民会议之主张（我当时有一篇《论革命战争之北伐》，惜因《向导》不载，已经遗失，未能收入此集），——这时期已经是无产阶级争革命领袖权之胚胎。

　　第四、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这是我一九二五年的时论之总题。当时北京政变（冯玉祥倒戈）[16]，国民会议[17]始成全国革命平民的旗帜，继之以上海小沙渡罢工[18]，五卅屠杀后的伟大革命运动，直到反奉战争中“变军阀战争为平民推翻军阀战争”之呼号与“为国民会议而战”之要求，对抗吴佩孚[19]之法统主张。总之，五卅而后，无产阶级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已有具体的初步表现。这一期的时论，可以《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一文总其成。

　　第五、北京屠杀后国民革命之前途——这是我一九二六年的时论之总题。北京屠杀后，国民军[20]败退之时，大致都认为是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反赤胜利之反动局面。然而五卅以来农民奋起，小资产阶级的左倾，他们不但积极起来反抗买办士绅阶级，并且渐渐脱离资产阶级之民族改良主义的领导，急切的要求反守为攻，尤其是革命战争的北伐，以直接继续反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革命平民，尤其是农民已进一步而要求平民政权。同时，民族资产阶级攫取领导权，而向妥协政策方面去，因为农民及无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对于他们自身都发生危险了。列宁说：“俄国资产阶级很恨俄皇政府，但是他是因为俄皇政府的政策会惹起革命。”（列宁引考茨基[21]语）中国资产阶级在五卅以来真的走上这条路；他们恨帝国主义，正是恨他的惹起革命。所以如果革命平民要求北伐，是为着建立革命的平民政权，那么，资产阶级之赞成北伐，却是为着要求买办阶级之小小让步，以便结束革命，制止平民的民权主义之发展。这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互争革命领袖权之斗争，已经迫近成败存亡的紧要关头。这一时期的时论，可以《北京屠杀与国民革命之前途》及《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化之斗争》二文作为纲领。

　　第六、世界社会革命的问题——中国的国民革命发展于世界社会革命的时代里，我们不能不在世界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勇猛斗争；中国的无产阶级，甚至于一般的劳动平民解放的目的，都在于共产主义。所以关于共产主义国际[22]、共产主义少年国际[23]、赤色职工国际[24]、世界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俄国无产阶级之胜利与经济改造事业以及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如土耳其），我亦曾竭我的能力译述，以供国人的研究，兹汇集于此。

　　第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问题——理论、主义的问题，当然不能离开实践，所以我在上海大学[25]教课的讲义，大半都没有收入此集。固然，集中很有几篇文章关涉到较深的纯理论的问题，然而大致与中国现时社会思想的阶级斗争是有关系的，如东西文化、科学玄学的争辩等。还有与革命实践密切相关的理论上的争辩，则已分别归入其他各类。思想的战线上，我们不能不对于当代“伟人”梁启超[26]、章行严[27]、梁漱溟[28]、张君劢[29]、戴季陶、胡适之[30]、《独立青年》[31]派，以及帝国主义御用的曾、左、李[32]（并非满清贵族御用的曾、左、李[33]，乃是《醒狮》[34]的国家主义派）下无情的攻击。这不但是中国无产阶级之最高命令，不能不服从；而且是中国民族——国民革命之利益所要求的。如果说我喜欢得罪伟人，那么，我可以顺便在这里“道歉”一声，只好根据于孔夫子的圣经贤传，说声“大义灭亲”了！况且我这些文章公布已久，从不看见他们公开的直接的答复，足见已是理屈辞穷，不敢接受我的挑战。“伟人与可笑的人相差原只有一步呵。”

　　第八、赤化漫谈——这是我文艺杂著等的汇集。自五四运动中国宗法社会的思想崩溃以来，至今还是遗留着；好像恶疮似的，从阴处逐渐腐烂，非常之延缓迟滞，其痛苦可想而知。尤其是妇女问题、青年问题，甚至于在已经开始斗争的无产阶级之中，还保存许多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旧观念。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要高呼“持续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之可宝贵的遗产”！这种可宝贵的遗产，便是无情的彻底的反抗宗法社会及一切舶来的反动妥协的文艺思想。再则，我这些杂著中也还反映些国际革命运动中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族之实际斗争，如二七流血[35]，叙利亚、摩洛哥的血战[36]，以及《革命运动年表》[37]与《战壕断语》[38]等。因此，我虽自知文艺稚弱，杂著庞乱，也还敝帚自珍，将他们存留在此。

　　《瞿秋白论文集》之出世，正当革命战争剧烈之际，中国革命大踏步的前进，中国历史的轨道正在将转弯未转弯的时期，亦许，不久便须更深一层更进一步的研究，我希望论文集很快的变成陈旧的文籍！

　　注释

　　[1]《新青年》，见本卷第47页注61。

　　[2]《星期评论》，1919年6月在上海创刊。由戴季陶、沈玄庐主编。1920年6月6日休刊。共出53期。

　　[3]陈独秀，见本卷第365页注①。

　　[4]李汉俊（1890—1927），原名书诗，一名人杰，以号行。湖北潜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受日本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影响较大。1920年回国后，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并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党的“一大”。1922年脱党。其后任武昌高师、武汉大学教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教育厅长等职。1927年11月，被军阀杀害于汉口。

　　[5]戴季陶，五四运动期间曾编辑《星期评论》，发表过某些谈论马克思经济学说和劳动问题的文章，但不少地方作了歪曲，表现了改良主义倾向。后曾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活动，不久即退出。参见本卷第315页注40。

　　[6]胡汉民，五四时期曾在国民党《建设》杂志上发表过谈论马克思主义史观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某些论点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参见本卷第272页注321。

　　[7]朱执信，早年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同盟会，曾在《民报》上介绍过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辛亥革命后，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民国日报》和《建设》杂志编辑。十月革命后，他称赞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刻苦牺牲精神，宣传社会主义，并设想以苏俄红军为榜样，建立一支有主义的部队。参见本卷第272页注323。

　　[8]佛、老、孔、朱，指佛祖释迦牟尼、老子、孔子、朱熹。这里是指维护封建宗法统治的四种学说，即佛学、老庄学说、孔孟儒学、程朱理学。

　　[9]北京屠杀，即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见本卷第40页注②。

　　[10]“五卅”，即1925年的五卅运动。见本卷第40页注①。

　　[11]临城案，1923年5月5日，山东土匪孙美瑶在津浦路临城附近劫持火车，掳去中外旅客百余人。案发后帝国主义各国乘机要挟，甚至扬言要联合出兵进行干涉。

　　[12]贿选案，即曹锟贿选总统案。见本卷第74页注32。

　　[13]承认苏俄问题，指1924年5月，中苏两国政府代表在北京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宣布两国恢复正常外交关系。

　　[14]广州买办军反革命叛乱，即广州商团叛乱。1924年在英帝国主义指使下，广州商团军发动叛乱，企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建立所谓“商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广大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左派支持下，孙中山调集工农武装、黄埔学生军及其他军队，一举镇压了这次叛乱。

　　[15]1922年5月，孙中山与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结合三角反直同盟，在韶关设立大本营，分兵三路进攻江西。6月，北伐军曾先后攻占赣州、吉安，直逼南昌，是为孙中山的第一次北伐。后因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致使北伐失败。

　　[16]北京政变（冯玉祥倒戈），见本卷第150页注21。

　　[17]国民会议，见本卷第43页注21。

　　[18]上海小沙渡罢工，指1925年2月上旬，上海小沙渡日商内外棉11个厂以及同兴、日华和杨树浦的大康等纱厂工人4万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的大罢工。罢工虽然遭到失败，但为五卅运动的爆发作了重要准备。

　　[19]吴佩孚，见本卷第41页注⑧。

　　[20]国民军，见本卷第41页注⑦。

　　[21]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和理论家。他的早期著作对解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起过积极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十月革命后，不断发表著作，攻击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

　　[22]共产主义国际，即第三国际。见本卷第127页注34。

　　[23]共产主义少年国际，即少共国际。1919年11月成立。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国革命青年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

　　[24]赤色职工国际，见本卷第263页注253。

　　[25]上海大学，1922年由上海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改组而成。于右任任校长，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著名共产党人在该校任教任职，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军队封闭。

　　[26]梁启超，见本卷第98页注④。瞿秋白曾在《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等文中批判过梁启超。

　　[27]章行严，即章士钊。见本卷第44页注32。瞿秋白曾在《现代中国的国会制度与军阀》一文中专门批判了章士钊。

　　[28]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生于北京。当时是鼓吹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等文中批判了梁漱溟。

　　[29]张君劢，见本卷第74页注30。瞿秋白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及《社会科学概论》中批判了张君劢。

　　[30]胡适之，见本卷第62页注③。瞿秋白在《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胡适之与善后会议》等文中批判了胡适之。

　　[31]《独立青年》，1926年1月创刊。与《醒狮》周报互相配合，共同鼓吹国家主义。瞿秋白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等文中批判了《独立青年》派。

　　[32]帝国主义御用的曾、左、李，指反苏反共反对国民革命的国家主义派——中国青年党首领曾琦、左舜生、李璜。瞿秋白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等文中批判了国家主义派。

　　[33]满清贵族御用的曾、左、李，指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封建武装首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

　　[34]《醒狮》，1924年10月10日，由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在上海创办。曾琦任总编辑，左舜生任总经理，是中国青年党的机关刊物。

　　[35]二七流血即二七惨案。见本卷第62页注⑤。

　　[36]叙利亚、摩洛哥的血战，参见本卷第313页注19、18。

　　[37]《革命运动年表》，原载《新青年》月刊，已收入本卷。

　　[38]《战壕断语》，即《中国革命者的杂记》，第一部分原载《新青年》月刊第3号，收入本文集第3卷。第二部分原载《新青年》月刊第4号，收入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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