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由粤回来报告|瞿秋白

秋白由粤回来报告

　　秋白由粤回来报告(1)（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五日）

　　我在粤停留的两周，初到时正值粤中右派为向报[1]《论国民政府之北伐》[2]一文向我们攻击，而以黄埔校[3]中特区党部闹得最利害。特区党部全为右派把持，其下各级支部则属左派，左派遂发起各支联席会议以与特区党部对抗，并发出迎汪口号[4]。黄埔校之方教育长[5]召集学生训话，学生表示不满意，但待俄顾问演说时则表示满意，可见黄埔校中左派空气之高涨。

　　黄埔特区党部组织有不合法处（即许多委员是违法产生的），张静江[6]等袒右派违法组织，但实际负校务之责的方教育长亦不敢袒右派。

　　黄埔中左派已占百分之八十几，黄埔同学会[7]全是左派主持，右派势力已打下去，左派虽不明显反蒋[8]，但迎汪空气极浓。

　　李济琛[9]近来很左倾，常常恭维向报的议论，凡此皆表示社会上反蒋空气极盛，均思联络我们。

　　卫戍司令钱大钧[10]不表示什么态度，因钱虽蒋部但本为四军系。

　　潮汕军队因压迫农民，激起农民反对，该地党部均站在农民方面说话。孙会[11]得力之张连英，被左派召集群众公判，使何[12]不得不驱之出境。何见环境不佳，态度较前左倾。

　　左广州仲夏[13]同志已成市民运动的领袖，大资本家简某[14]曾找我谈话，其要点：1．说罢工工人当援助；2．只有向报能代表人民舆论说话，希望向报出一广东专号，攻击贪官污吏、专横武人及法棍；3．希望你们能劝印刷工人不妨害新闻纸出版；4．农民是大哥，工人是二哥，商人是三弟，我们要团结起来，争取自己利益。

　　社会反蒋空气颇盛，蒋之左右多浙江派包围，纵容贪官污吏，所以农民、工人对于蒋、对于国民政府态度均不好。

　　民党[15]中顾丁[16]右倾，宋甘何陈[17]等仍左倾。

　　现时是中派独裁政权，自顾丁以至李济琛均主张拥汪回任，极左派之甘等急求汪出，因汪不出，则如黄埔内部左右派之冲突，几无法维持。八月二十几曾接汪七月二十左右来信，请辞去军务政务，专办党事，何香凝主张将此信提出，借此请汪复职，顾主稍待。在这样酝酿中，中派张静江、叶楚伧[18]等已感觉颇起恐慌，左派诸人因找包同志[19]商量，包以为现时军事上及各方面均无预备，若做得太早则中派必先尽除左派，汪回来亦无用。此信在KMT中央[20]公布后的决定，是由中央电征蒋意见，蒋未正式复电，但蒋另一方面复黄埔同学电谓：“迎汪比倒蒋还坏”，可知蒋反对汪出。所以此时实力的准备若不周到，必难成功。现时正做准备工作，左派又虑汪出后不知CP[21]要什么，我们因与左派有一种协订，凡整理案[22]所列各条，我们均可接受，只要左派：1．承认农工政策；2．恢复左派政权；3．拟在下武汉后召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藉这个大会拥汪出来。此代表大会在中派诸人亦主张开，但他们并不知左派想开此会用意。地点在粤或武汉，则未定。我们主张代表大会代表须由各地党部选举，时间在十月，地点在粤。

　　左派何香凝等在无迎汪政策前非常恐慌，在接蒋致黄埔同学电后又茫然无办法。何主张迎汪，一面又劝CP对孙会不攻击，稍让步。顾孟馀的态度则不同，他对我们说：CP帮助左派勿用操纵手段，他是要限制我们。何是以CP为领导；顾是要CP为他用，而他不受CP操纵，且避免汪回任后别人攻击他卖党赤化。顾孟馀以前常说农民是土匪，他是要在群众中也只限定我们三分之一，所以顾等是很少希望的，不过在反蒋（仲[23]、顾等已不是什么左派、中派，全是右派）中是有作用的。左派甘乃光等能继承廖仲恺[24]，但必须我们领导。

　　广州群众对于向报，对于《人民周刊》[25]，均极欢迎，惜无左派有力领袖，故政治态度常常动摇不定。虽有我们供给主张，亦无人持号召。

　　中派自觉政权不稳固，对工人已稍让步。广东总工会凶手已拘捕，械斗事件已不发生。

　　花县民团[26]围杀农民民团首领，原为李济琛参谋此案，控到党部，于是张静江遂主张通知李派兵助农民，但李只主弹压，一兵不派。一军之六十团在中山杀了一农会副委员长，大受各方面攻击，后欲捏造人证所杀为土匪，但不成功，农民现时对于国民政府非常反对。

　　张静江等现对鲍之话丝毫不听，故鲍说话亦极小心。

　　飞机在此次战役中坏了四架（因方向迷失），张静江等因此颇非难俄同志，并自诩自己能造很多枪弹。财政现时每月征收一四〇〇万，大部分均为蒋取去。现时财政、外交两部均在左派手，其余各部在中派手，省政府之各县知事均在右派古应芬[27]手中。李济琛正设法由法国自购枪械，古应芬亦在设法编游缉队，宋子文想以罢工纠察队改编为他的缉私卫商队。从这种情形看，左右中三派均在预备扩充实力。

　　我们考虑古应芬游缉队之活动是无法消灭，但不过他的进行亦不容易。

　　前方战事，八军中路，四、七左路，二、三、六右路，蒋知到湖北后离本乡太远，且情形甚复杂，自己力量不够，所以他决取江西、福建，以巩固自己势力。

　　近闻二、六军有一协定，内容：1．消除过去成见；2．合作拥谭[28]取江西；3．在湘则拥蒋抑唐[29]；4．若江西不能得则并力取福建。

　　对于全国政治，蒋正计划各省设特务委员，把军政党事，均交给特务委员，实质是取消了各省党部。

　　蒋现时在各方面地位均极危险，我们如果不预备领导左派群众来代替蒋，则将来情形非常危险。

　　七军李宗仁[30]完全是右派，四军李济琛在可以利用我们以打蒋的地方都利用到，但其部下几全与民团分子有关，反对农民协会，对于工会则不表示，故李济琛仍是右派。

　　叶团[31]扩充补充师问题，因二补充团离叶防地甚远，尚未决定，如果叶团能成补充师，则就便在鄂亦可招募。

　　刘文岛[32]想到湖北去，唐近颇不满意刘。

　　广州现还是蒋势力，所以汪不能回。

　　八月二十六、七日，英国即准备向广州进攻，派兵由沙基登岸，直接解散纠察队；福建方面周荫人[33]亦集合三万重兵窥粤边，所以汪此时回粤，则蒋亦可借援粤为名提兵回来，令汪不得不走，故汪之回一定要广东实力的准备完善后方可来，并不是要同蒋打，是要不流血的逼蒋不得不承认。

　　联席会议[34]开会问题，因当时社会反蒋空气甚浓，中派疑我们与李、顾等联成一气，有所顾忌；且恐我们提出许多国民政府压迫农民的麻烦问题，所以不肯即开。左派之顾孟馀，初颇欲代蒋与我们开联席会议，强迫我们作一些不应当的让步，但自拥汪问题发生后，他们亦不敢就开，我们方面亦以晚开为好，遂决定暂时不开，以后KMT决定时间再通知我们。

　　孙科[35]近来颇接近大商资产阶级（离开买办阶级）。在陈森案中，学生会中均能为我们说几句话。

　　鲍伍[36]两同志在对于国民党问题有不同意见，伍意以为蒋未必是新右派，三月二十日前的政府是太左了一点，过去广东政策弄得太左，将来亦不必急于拥汪回来致启纠纷，因汪若回时，恐我们又变成半政府党，我们只应站在批评地位。粤区[37]同志及鲍同志均反对伍之意见。伍问现时是不是要倒蒋，鲍谓我们现时是要一个能解决农民问题的左派政府，如蒋不能如此做到，则广东还要被土豪拿去的，我们须换地工作。因鲍、伍的争执费去时间很长。

　　伍同志到粤后曾费许多时间听粤区报告，但因以前对于实际情形知道甚少，所以他的批评尚不能使粤区满意而心服，他自然一时亦不能作较具体之指示，最后讨论结果，他亦赞成粤区所提之结论，即：现在应准备在最近的将来恢复民党及政府中之左派指导权，至于对于过去的批评则尚无定论。鲍同志的意思，以为如果照伍同志的意见：要保全中左两派亲密的合作，或要中左两派平分指导权，那么伍同志的结论应当是C．P．宜退出民党。这是不对的。对于过去时期（自廖案[38]至第二次民党大会[39]及三月二十[40]）我们政策的意见，粤区及鲍同志都以为当时政策是在辅助左派，扩大并巩固左派，至于因此而有犯C．P．包办的嫌疑，实有许多地方是事实所迫而成的，结果并非粤区方面有包办的原则。

　　（仲：区委及鲍意以为现时汪回太早，其实现在已非汪回不可了，伍反对汪回是错的，包对于过去的意见亦很有错误）。

　　汪回的问题，就是恢复左派指导权的问题，我在粤时与国焘[41]亦认为太早，因为一方面要待总的时局变化中的适当时机，别方面要左派及我们自己的准备，这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至于讨论过去时期我们的政策而引起许多不同的意见，这问题实在是关于C．P．对国民革命总策略的问题，我看汪时期（三月二十日前）我们在广东的政策大致并没有错误（仲：实际是无政策），……不过当时实行这政策时发生许多个别的错误是有的，譬如我们对于民党并不是包办错了，而是事实上形成了包而不办（仲：一方面占领民党，一方面没有了C．P．）。

　　自然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一总问题，伍同志自己做了一个结论，提出了意见不同的几个焦点，我们在已经开始的国民党问题讨论中再去详细讨论罢。

　　关于广东工作计划，关于政治问题：1．工农商学联合会当提出一共同政纲；2．由我们党向工农等发表具体政见，供他们采用。

　　关于组织问题，一切工作归区委整个委员会负责管理，组织上亦不把群众分属于工委、农委、军委等。譬如工人支部要实际行动，自然需要工委参加指导，我们不能叫工委专管工会，组织部专管支部而认组织部为党工委，为非党所以决定。粤区组织部应管一切支部的组织问题，工委亦管一切支部（自然只有工人支部）的职工运动的指导，余可类推。

　　关于宣传问题，卓宣[42]方开始作工。关于工运问题，他们不同意中央批评的几点，已有书面答复，其中主要的两点：1．使广东总工会分化东家、工人为阶级组织；2．对于机器总工会不认是黄色的、是有工团主义倾向的，我们不能攻击，而当与之采取联合战线形式。对于农民运动，我们不能站在调停地位，而当站在领导地位，并做整个武装工作，才能与民团斗争。速开农民运动训练班，经费或可节省农所经费办理。农民中武装统一问题，现已不成问题，因过去政策是不能实行，而现时联防亦做不到，在政纲上不提及此事（仲：广东一切中心问题是在发展农民运动以肃清贪官污吏，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均可于对农民政策分出，伍廷康反对注意此问题是错误的；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均应赞成的，因为这是反对封建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

　　粤区对于执行中央决定工作计划，另有一书面报告寄来，不再说。

　　省港罢工[43]问题，特委讨论费去时间甚多，伍意过去粤区工作错误，没有诚意解决罢工。但粤区极力举事实否认。现在英国仍以罢工问题向广东进攻，中派反对罢工委员会[44]，李济琛等亦不满意罢委，只有左派宋子文在财政上尚按月照付三〇万。在武汉战争中，英人更极力进攻，此时若提解决罢工，则只有助反动派及蒋声势，不过对于封锁问题，事实上只要表示让步，在内无厉行排货而撤消海口检查，同时要求谈判解决罢工。伍鲍之间颇有意见冲突。在第二步闽赣战争中有人主张扩大排货，鲍主张应扩大排货运动否，俟当时看情形再决定；伍则主张此时应整个的决定，须结束罢工（仲：省港罢工在去年九月总工会被封时即应结束，时间越长越难解决，所提条件越损失，以后无论国民政府军事如何胜利，总须自动解决罢工）。

　　《人民周刊》调太雷[45]任编辑，并参加宣传部工作，包同志之翻译，重要者由宋子文翻，公式翻译由恽代英[46]翻。

　　区委十五人每周开会两次，无主席团。

　　有许多同志都觉区委政策有点神秘，希望了解我们主张，上部组织应该集中而下级应该民主化一点。

　　注释

　　[1]向报，指《向导》周报，中共中央机关报，1922年创办。

　　[2]《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刊于《向导》周报第161期，作者独秀，即陈独秀。

　　[3]黄埔校，即黄埔军校。

　　[4]迎汪口号，指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左派为了反对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蒋介石的政治、军事独裁行为，发起“迎汪复职”运动，要求中山舰事件后悄然出国的原国民党中央政治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回国复职视事。

　　[5]方教育长，即方鼎英（1889—1976），别号伯雄。湖南新化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26年2月起任黄埔军校入伍生部长、代理教育长和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监察委员。

　　[6]张静江（1877—1950），原名增澄，又名人杰，以字行。浙江吴兴人。早年曾以巨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右派。

　　[7]黄埔同学会，1926年6月27日，蒋介石在下令解散黄埔军校中左派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后成立的。蒋自兼会长，设组织、宣传、总务3科。黄埔军校学生为当然会员，规定“一切会务均听命于会长”。当时为左派学生主持，但右派暗中活动很多，后成为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1928年解散。

　　[8]蒋，指蒋介石。见本卷第42页注15。

　　[9]李济琛，即李济深（1883—1959），字任潮。广西梧州（今苍梧）人。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北伐战争开始后留守广东。

　　[10]钱大钧（1893—1982），字慕尹。原籍江苏无锡，生于昆山。曾在粤军第一师任职，后任黄埔军校主任教官、参谋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师长等职。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广州卫戍司令。

　　[11]孙会，指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1925年12月底成立，它借研究孙中山思想之名，鼓吹戴季陶主义，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政策，破坏革命统一战线。

　　[12]何，指何应钦（1890—1987），字敬之。原籍江西，生于贵州义兴。当时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黄埔军校教育长。

　　[13]仲夏，即邓中夏（1894—1933），原名康，字仲澥。湖南宜章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和工人运动领袖，曾领导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省港大罢工。

　　[14]简某，指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简玉阶（1875—1957）。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在全国人民抵制外货和提倡国货推动下，该公司一度获得很大发展。

　　[15]民党，即中国国民党。

　　[16]顾，指顾孟馀，见本卷第72页注⑧。丁即丁惟汾（1874—1954），字鼎丞。山东日照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等职。

　　[17]宋甘何陈，指宋子文、甘乃光、何香凝、陈公博。宋子文（1894—1971），原籍广东文昌，生于上海。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商业部长、广州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行长等职。甘乃光（1897—1956）字自明。广西岑溪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农业部长等职。何香凝（1879—1972）原名谏，又名瑞谏。广东南海人。廖仲恺夫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等职。陈公博（1892—1946），原籍广东乳源，寄籍南海，生于广州。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兼农民部长、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政府农业厅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等职。

　　[18]叶楚伧（1887—1946），原名宗源，字卓书，号小凤。江苏吴县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19]包同志，即鲍罗廷（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1951）。俄国人。1923年来华，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政府驻国民党代表。1925年7月起任国民政府高等顾问。

　　[20]KMT中央，即国民党中央的英文缩写。

　　[21]CP，即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22]整理案，即《整理党务案》。见本卷第281页注372。

　　[23]仲，即陈独秀，字仲甫。此为陈的批语，下同。

　　[24]廖仲恺，见本卷第275页注362。

　　[25]《人民周刊》，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1926年2月4日在广州创刊。张太雷等任主编。1927年4月10日停刊。共出版50期。

　　[26]此处的“民团”指官办民团，受地方官府和豪绅操纵。

　　[27]古应芬（1873—1931），字勷勤。广东番禺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广东省政府民政厅长等职。为国民党右派重要人物。

　　[28]谭，即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号无畏。湖南茶陵人。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广州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等职。

　　[29]唐，即唐生智。见本卷第46页注57。

　　[30]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临桂（今桂林）人。新桂系首领之一。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等职。

　　[31]叶团，即叶挺独立团。前身为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建立的铁甲车队。1925年7月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次年5月作为北伐先遣队开赴湖南、湖北前线，被誉为“铁军”。攻占武昌后扩编为第二十四师。后参加南昌起义。

　　[32]刘文岛（1893—1967），字尘苏。湖北广济人。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党代表兼前敌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主任等职。

　　[33]周荫人，字樾恩，河北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科毕业。历任陆军第十二师师长，福建兴泉镇守使、督办福建军务善后事宜。

　　[34]联席会议，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1925年5月决定设立。国民党方面代表为张静江、蒋介石、谭延闿、吴稚晖、顾孟馀5人，共产党方面代表为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3人。

　　[35]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孙中山之子。当时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兼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

　　[36]鲍伍，指鲍罗廷、伍廷康。伍廷康即维经斯基（Григолий НаумовичВойтинский，1893—1953），俄国人。当时任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

　　[37]粤区，指中共广东区委员会。

　　[38]廖案，指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右派暗杀廖仲恺事件。

　　[39]第二次民党大会，即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本卷第46页注43。

　　[40]三月二十，即中山舰事件。见本卷373页注22。

　　[41]国焘，即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1925年起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中央工农部主任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军事部长等职。1938年春叛党，投靠国民党。

　　[42]卓宣，即任卓宣，四川南充人。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叛变，投靠国民党，改名叶青。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43]省港罢工问题，见本卷第179页注35。

　　[44]罢工委员会，见本卷第44页注37。

　　[45]太雷，即张太雷（1898—1927），原名曾让，又名泰来。江苏武进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1925年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人民周刊》主编等职。

　　[46]恽代英（1895—1931）又名蘧轩，字子毅。江苏武进人，生于湖北武昌。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和青年运动领袖。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等职。

　　(1)本文是瞿秋白1926年9月由广州回到上海后向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曾刊载于党内刊物《中央政治通信》第3号。其中有陈独秀（即：仲）的若干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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