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买办阶级的威权与商民|瞿秋白

上海买办阶级的威权与商民

　　——谈谈上海的商会和上海的“华人”（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

　　偌大的上海，究竟有几个中国人呢？独秀[1]先生说“革命的上海”有二百多万居民；最近罢工、抵税、抗捐、抢米等的风潮里，确实看见不少“下等华人”万头攒动的“吵闹”。要说上海没有这许多人，谁也不能相信。哈哈！可是这二百余万的居民里，真正有“人”的资格的实在是不多。一来是，工人虽有五六十万，我们再加上做手艺的、拉洋车的、当店小官的、做娘姨大姐的、做小摊子小铺子生意的、缝穷的、讨饭的、江北老、小瘪三……一搭刮子算起来，至少要有一百三四十万。然而这些人一天到晚挨打挨骂牛马似的做工，吃不饱穿不着；这还不算，譬如平凉路工人住的草篷子，一间乌黑大暗的住房，至少要挤七八个人，外国老爷还要跑来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这种人那里有“人”的资格！所以号称代表华人的总商会向来是不管他们，并且要拿他们的利益，去向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做买卖，譬如修改五卅要求[2]，帮助封闭上海总工会等等。如果总商会是代表华人，那么，这一百多万的居民当然不是华人了！

　　上海总商会不久以前还争工部局里的“华董”[3]。如果照上述的计算来说，就算工人等不是华人至少还剩得五六十万。可是，明天便要开纳税华人会[4]了；据一月前的调查，上海总共只有二千九百四十七人享有纳税会的选举权，依“法”鉴别后又只剩了一千五百七十人，享有被选举权的只有八百五十一人。这样一来，上海的华人又减少了五十万七千多人。其实照我们下等人的心理来说，高等华人虽然因为纳税，便有参与市政的权利；下等华人未始不走马路，吃自来水，未始不纳路灯捐、门牌捐、车照捐等等，也应当管理市政。再不然，上海几十万的商人有这么一万八千块钱财产的，总可以身膺“高等华人”之尊称了罢！何以连他们也剔除了呢？其中有个道理。原来纳税华人会和总商会是一鼻孔出气的。只看上海总商会居然组织了自己的军队（保卫团），曾经以总商会“会令”特任江政卿当保卫团“总司令”；这一军队的给养却取之于南市、闸北的居民，就是所谓保卫捐，仿佛是因为保卫团驻扎在闸北、南市之故。可是闸北自治问题[5]，华界卷烟税、门牌捐、宅地税等的争执里，却不曾看见总商会出来代表华界居民说话。闸北、南市的商人和一般市民现在起来反抗，拒绝保卫捐，说：我们穷人拿出钱，保卫你们富人，这事太没道理。诚然不错，照下等华人的道理，这事本是讲不过。但是，高等华人自有高等道理。他们本来是把普通商人只算奴隶牛马看待。所以穷人只管穷，米粮只管贵，有纳税资格的房主还是尽着在那里加增房租。所以他们向外国人要求参与市政，只说按照纳税额比例，由纳税华人会选举三名华董。这样一来，上海华租各界的普通商人也不是华人了。

　　除去这些饭没得吃，房子没有住，拿出钱来保卫富人，挨打挨骂做苦工受剥削的上海居民，当然算不得华人，甚至于算不得人的牛马奴隶之外，上海的华人自然只剩得纳税华人和总商会会员了。读者诸君，你们不要又拿下等人的道理来推论，说：“阿弥陀佛！总算上海还有一千五百多位的纳税老爷和五百四十多个会员大人——可以算得华人。”事实上是大谬不然。

　　第一，纳税华人的选举资格和被选举资格还没确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6]屡次要求公布纳税人资格、选举名册和手续，想必也是要拿个“高等”头衔。但是，纳税会申斥他道：“无论何种机关，不得妄指为有疑义……，请贵会谨守权限。”总而言之，是骂得个狗血喷头。商联会里也有兼着总商会会员的，也有兼着纳税选举人资格的，为什么碰着这个大钉子呢？原来纳税会里和总商会里，还要分出一小部分的“中坚人物”，才是真正老牌毫无假冒的华人；平常代表“华人言论行动”的只是这一班“优秀分子”，如今普通会员和依“法”有选举资格的人，敢起来表示怀疑他们作弊等等，自然要受着当头棒喝。这次总商会选举风潮[7]也是同样的事实。总商会会员虽然有五百四十多人，可是会董却只有三十五人。这一班“优秀分子”和纳税会的主持人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总商会会董是些甚么“东西”？一大半是洋行买办，直接的或间接的。各行各业的大商人并不能当选做会董，却有些大公司大银行，和帝国主义军阀最密切的，每每一家占了十几个。这三十五位天神天将名绅巨贾整天到晚假借代表华人或人民的名义招摇撞骗，和帝国主义军阀做买卖。有位总商会会员朱燮臣君说得好：“卑鄙龌龊，以千方百计，运动当选（会董），利用商会名义，藉以接近官僚，招摇过市，自以为无上尊荣。”这次总商会选举风潮内幕，就这几句话已经形容得淋漓尽致。赵南公、冯少山等，还在竭力争会员资格和选举法律的遵守；殊不知道这些天神天将似的商会领袖原用不着甚么法律。譬如中华民国的约法说“人民有结社、集会……之自由”；可是总商会现时的中坚人物竟向工部局告密，说商会中不安分子私自集会参与沪商协会的组织。于是这一普通商民的组织便在开筹备会的时候即被封闭，而且巡捕包探泼头泼脑将与会的商人痛打了一顿。我们下等华人见着报纸上这种事，自然是说“岂有此理”！可是，这被打的还并不是下等华人呵，恐怕还有总商会会员在内哩！这样情形，自然证明总商会不但不能代表华人，不能代表商人，并且也不能代表商会会员。再不然，便是做到了商会会员，也还不能算是华人了。

　　第二，商会会董三十五人，也许还不能完全算得高等华人的优秀分子。原来优秀分子之中还有优秀分子。打个比喻。一样的姨太太也有村的俏的，拍马屁的本领也有高明蹩脚之分，床笫之间的功夫也有活泼笨拙之别。一样的买办，有英国的有日本的，又有手段高明不高明，性情驯服不驯服的区别。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就和老爷对姨太太一样，总有个挑选。高等华人之中，谁能得宠谁不能得宠，完全看他们谁会服侍谁不会服侍。如果我们是帝国主义者，凭良心说话，像上届总商会会长虞洽卿[8]先生等，实在已经是高等华人中之优秀分子了。然而帝国主义者和军阀，都是天之骄子，即使不是三头六臂，至少他们的“精神”和“良心”，是超越尘凡，与我们下等人的良心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在华人之中挑出高等华人，从高等华人之中又挑出优秀分子，从高等华人之中的优秀分子之中又挑出优秀分子之优秀分子。五卅以来，虞洽卿一班人不能算不尽力为帝国主义者“解除困难”了。他们先删改工商学联合会的五卅条件，压迫日厂工人以屈辱的条件上工，又帮着封闭总工会，停止英厂罢工维持费……观光日本，提倡中外谅解，中日亲善。然而他们对于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还是太不驯服。他们争关税自主和关税库保管，争华董人数须依纳税额为比例，说“国家主权和民族平等”——尤其“混账”的是，居然敢维持五卅罢工到两三个月，居然敢领导罢市一个月；他们争兵工厂，争保卫团的管理权，反对贩卖鸦片的勾当。不论他们做这些事是否彻底，是否诚意；总之，他们竟有些赤化嫌疑。他们虽屡次禀告帝国主义和军阀说“不受极端派之扶持”，却始终对于洋大人、土大帅等弄出些麻烦的事。这种“优秀分子”的优秀程度还太低。如今有学问渊博的丁文江[9]，他是最早主张不要抵制外货的；有鼎鼎大名的傅筱庵[10]，他是和方椒伯[11]等一样的“纯正”，五卅罢工时一个钱也不肯“浪费”的……还有些这类的分子，大半都是能使帝国主义军阀的老爷更加畅心适意的享受艳福。要这些分子主持商会等“华人民意团体”，才能使会审公堂[12]案件秘密解决，不再力争彻底；三名华董，可以叩首谢恩的接受，不再争执；贩卖鸦片，搜括大批民脂民膏，不再遇见麻烦。这两种人：傅筱庵一类的驯良分子，和虞洽卿一类的赤化嫌疑犯——两相比较起来，自然是傅筱庵等更加优秀些。所以商会会董之中还要选出一部分更优秀的出来，才能真正“代表华人意见”。三十五名之中连虞洽卿、霍守华、冯少山等还要减去，才是此后上海“华人”的代表；于是虞洽卿等也几乎不能算做华人了。

　　这次总商会选举得胜的大多数便是这班人；孙传芳[13]更等不到会长选举，便钦赐傅筱庵为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头衔（见其致农商部电）。果不其然！前天总商会选举会长，傅筱庵当选了，虞洽卿落选了。这次总商会选举的意义，便是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挑选的“民意机关”代表的结果。固然有人说虞洽卿等是亲日派，傅筱庵是亲英派，也许这次选举是英日之争，和北京巨头会议一样；然而现时的英日争执还不成甚么问题，北京巨头碰头之后，华政府代表颜惠庆[14]换成了杜锡珪[15]，总商会选举之后，华人代表虞洽卿换成了傅筱庵。英日虽然有争执，暂时在这些问题上，他们要能妥协，以便进行反赤——稳固他们的共同统治。上海在五卅之后，民众赤化的力量太大了，把高等华人中之“恶劣分子”都诱惑了。这种引诱大家姬妾的行为，使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担了一年多的心。如今“略有赤化嫌疑”——暧昧情事的分子，虽然自己力辩与马夫戏子无关，也不得不为下堂之妾了！帝国主义的报纸，最近对于总商会会长选举大发其乐观之论调，也就为此呵！

　　照在下这笔账算来：一则是上海的华人，一减至于只剩商人，再减至于只剩纳税人，三减至于只剩总商会会董，四减至于只剩高等华人中之优秀分子的优秀分子。二百多万人结果只剩得二三十人。二则是上海华人的“民意机关”，不但为商会等所霸占，排斥工会、学生会、各马路商联会，并且这些机关里稍微带着些中国人色彩而买办性质较少的分子也都排挤下来。结果是买办阶级大占胜利。从此可以二三十人买办阶级之把持，包揽一切卖国卖民的勾当，肆行无忌了。

　　“呜呼，何洋行买办权威之盛，而上海之人之少也！”

　　原载《向导》1926年7月14日第162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独秀，即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委员长和总书记。后为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首领。

　　[2]修改五卅要求，指上海总商会擅将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五卅案交涉条件17条改为13条，企图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结案。

　　[3]工部局、华董，见本卷第41、45页注4、48。

　　[4]纳税华人会，见本卷第83页注④。

　　[5]闸北自治问题，见本卷第47页注63。

　　[6]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见本卷第48页注66。

　　[7]1926年7月，上海总商会届期改选，傅筱庵依靠孙传芳当选为会长。冯少山指控选举舞弊，退出总商会，与霍守华等组织沪商正谊社，与总商会对抗。部分议董亦相继辞退，酿成总商会的选举风潮。

　　[8]虞洽卿，见本卷第47页注62。

　　[9]丁文江，见本卷第162页注⑦。

　　[10]傅筱庵（1872—1940），名宗耀。浙江镇海人。上海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英、美洋行买办。曾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上海总商会议董、招商局经理等职。1926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

　　[11]方椒伯，上海大有裕榨油厂董事长，1925年五卅运动时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

　　[12]会审公堂，见本卷第46页注50。

　　[13]孙传芳，见本卷第46页注55。

　　[14]颜惠庆，见本卷第44页注31。

　　[15]杜锡珪（1875—1943），字慎丞。福建闽侯人。北洋海军将领。曾任北京政府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官、海军总司令、讨逆军海军总司令、海军总长等。1926年6月任代理国务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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