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周年中的中国政局|瞿秋白

五卅周年中的中国政局

　　——五卅屠杀后的民众运动和北京屠杀后的帝国主义统治（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五卅屠杀[1]后，上海的工商学各界奋起斗争，开始全国国民革命的大发展；民众的要求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撤退驻华海陆军，……总之，是力争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这一运动，明显的表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力量。但是，上海大资产阶级以及各地一切种种妥协派努力从事于破坏联合战线的工作，减低民众要求，以求刷清自己赤化的嫌疑，而邀帝国主义军阀的恩宠。于是帝国主义的代理统治人——中国的军阀，便能向民众积极进攻，封闭上海总工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强迫工人上工，代替帝国主义者屠杀人民，逮捕枪杀民众领袖。可是，帝国主义的统治始终还在动摇之中，上海总工会封闭之后，反奉战争继起，郭松龄倒戈，民众的罢工抵货运动陆续不绝。所以帝国主义便更进一步的双方进攻：一方面用那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租界华董[2]等类的欺人政策，稳住资产阶级的积极反抗；别方面亟亟联合张吴[3]以及一切反动军阀，开始反赤战争。帝国主义者亲自出兵满洲，大沽口事件[4]以哀的美敦书威吓，尽力资助张吴，如此才勉强帮助吴张军阀征服国民军[5]及中国的民众。然后，段祺瑞[6]、张作霖、吴佩孚的反赤联合势力，得以三月十八北京的大屠杀[7]结束五卅以来帝国主义政权的动摇状况，而开始巩固反动统治的工作。这一反动统治的职任，便是扑灭一切独立解放的运动，摧残一切反抗帝国主义的势力——所谓反赤战争，如今张作霖、阎锡山[8]攻打国民军的热河和大同，是以讨赤为名义，吴佩孚、叶开鑫[9]攻打湖南、粤桂，亦公然号称“讨赤联军”。无论张、阎、吴、叶以及其他小军阀之间有甚么样的冲突，可是，他们有一共同的使命，便是帮助帝国主义巩固对于中国的统治。

　　五卅屠杀后，继之以空前的全国各界联合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北京屠杀以后，除各地民众微弱的悲悼声浪以外，却只看见反赤的战争，反赤的械斗，反赤的“舆论”，反赤的种种压迫：如封闭工人学生的团体，杀戮新闻记者，强迫使用军用票等类的废纸，摧残地方自治，屠杀农村……同样的屠杀，何以结果这样不同？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五卅屠杀是激起民众革命运动的开始，而北京屠杀却是帝国主义扑灭这一革命运动的开始。如今的政局，所以弄成这个样子，便是五卅一年以来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计划，军阀的执行这一计划，妥协派破坏联合战线而成就这一计划的总结果。

　　中国一般民众，无不知道五卅屠杀的可耻，无不承认五卅屠杀和中国的被压迫剥削是不平等条约的结果，无不要求五卅案的胜利解决，要求中国的彻底解放和独立。但是，现在帝国主义已经战胜，已经重新能以全力支配中国政治，还在继续进行侵略的征服战争。中国民众要雪五卅案之耻，便须积极奋斗，打倒妥协派的破坏联合战线的政策，便须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赤统治。

　　北京屠杀以后，不久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的战争已经有部分的成功——张吴军阀的反赤势力克服国民军而占领京津。虽然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李景林、寇英杰、靳云鹗[10]、阎锡山、刘镇华[11]、叶开鑫、邓如琢[12]等反赤大将，占领京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湖南、江西之后，或在这占领的过程中，各自时时发生冲突，仍旧继续军阀内部的崩败，与革命势力及运动的进展以许多机会；然而，反赤势力已经占据中央政府开始建设反动的统治权。关于反动政权的形式，在张吴之间，容或有许多争执，而反动政权的内容，却是不变的——英日帝国主义者操纵补助这两系军阀以互争优势，同时共同赞助一切军阀的统治——压迫人民和国民军、国民政府[13]，形成帝国主义的统治。

　　第一，现今巩固帝国主义统治的军事上的进行，便是张吴分讨南北赤。张作霖的进攻国民军，虽然不能在南口方面得手，但是他最近又调动吴俊升[14]的大兵向热河多伦方面进攻。吴佩孚遣派叶开鑫攻取长沙，预备以彭寿莘[15]的北兵大举南征；最近更有派马济[16]攻桂，林虎[17]攻赣，袁祖铭[18]入黔，并勾结滇唐[19]，四方八面围攻广东的消息。京津豫鲁反赤军的荼毒，不久便将普及南部中国。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指挥计划，不但是使张吴分工合作，巩固反赤的联合战线，免除内部冲突的爆裂，而且也是直接要扫清一切反帝国主义势力之多少有几分不服从帝国主义的北方国民军和南方国民政府，以巩固反动军阀的统治，而便于他们肆行无忌的侵略剥削。这种军事上的进行，简单些说，便是摧残能为五卅运动后盾的一切势力。必须人民的武装和革命军队战胜，五卅运动的根本要求才有实现之一日。

　　第二，巩固帝国主义统治的政治上的纲领，便是恢复所谓国会——旧贿选的曹宪或新贿选的张宪。固然，当今中央政府的问题，仍旧在护法护宪争执的含混状况中。然而张吴反赤的密约里，明定战争的目的是恢复所谓“国法”，以与民众所要求即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国民会议[20]主张相抵抗。中国的国会议员，事实上早已很明显的尽是一班劣绅政客，无耻的官僚，卖身卖国以代表帝国主义军阀的各派在政治上互争名义，这至少已是四万万人所公认的了。现时表面上吴佩孚暂占优势的护宪说，居然根据贿选国会曹宪解决形式上的政治问题，曹锟正式通电辞职，而以颜惠庆内阁[21]摄政。全国民众的大耻辱——民国元首的贿选，不但不能治罪，反而彰明较著的继续他们的政治系统！摄阁之下，近来还有国会自动召集的消息。这种贿选国会，完全代表直系军阀和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居然运动复活，根据于贿选的摄政颜阁，居然自称中华民国的政府；中国民众除非已甘心做亡国奴，决不能承认。张作霖至今也不肯赞成颜阁。但是他的反对，并不是因为颜阁摄政违背民意，这是因为他的利益是不能容许吴佩孚派的国会做政治幌子，而要政治上有能代表他的利益的国会。固然，对于军阀最好是甚么国会民意机关也不要，但是因为张吴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各自都想借一共和招牌来做政争的工具。因此，张作霖便主张公开讨论国法问题，支支吾吾的主张护法，以与曹宪抗衡。他所主张的公开讨论，并不是尊重民意，而只是元老参加的军阀会议；他最大限度的主张，也只是所谓拥护约法，依法召集新国会，以便有树植他的政治势力之机会，而把约法变成“张作霖的宪法”。假使他这主张实现了，可是甚么结果呢？新国会的选举，自然而然仍旧是代表各派军阀的劣绅政客包办，因为且不论张吴等军阀将各以卖国大款四出贿选，单就国会选举方法的本身来说，各地方选举中，劣绅政客把持选民票册，官厅向来不准选举宣传，其结果，除大贿小贿作弊包揽外，别无他途。曹宪议员是已经贿选的，“张宪”议员必然是将要贿选的。全国一般民众对于这点可以说毫无疑义，自然要反对这种帝国主义走狗之走狗的垄断民意机关，反对劣绅政客的国会和卑鄙无耻的贿选议员；对于已有贿选事实的曹宪国会，尤其是唾弃不遑，“誓不与同中国”；对于根据贿选而摄政的颜内阁，公然代表英帝国主义的利益，摧残民众出卖国权的，人民方面自然更要起来一致反抗。然而帝国主义和军阀却各自要想利用甚么宪法约法国会的名义来把持中国政权。五卅运动的要求及中国的彻底解放，在这种政权之下永世也没有达到的希望的。一定要民众组织实力，使实际上的民众团体，如工会、商会、学生会等，可以自己直接选举代表，召集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民意解决国法问题；一定要努力于革命运动，反对曹宪政府和一切贿选政府，达到胜利，而以国民会议组织真正人民政府之后，五卅案才能有胜利的解决。

　　第三，巩固帝国主义统治的外交上的计划，便是以承认条约为条件而给与卖国大借款维持军阀政府。这一问题上，英日两派帝国主义便不得不略生冲突。五月十八日公使团接到颜内阁代行总统职务的通告之后，自然使团中间发生承认中国政府的问题。日本，尤其是法国，最关心于现政府对于段执政时代[22]的外交交涉的承认问题。吴佩孚“讨赤”的当初，曾经声明不承认段政府下之关税会议，尤其攻击金法郎案[23]；颜内阁上台时，甚至于还有只承认十三年政变[24]前之条约法令职官等的风说。日法方面，便隐然以颜内阁承认金法郎案等为承认颜政府的交换条件。于是，以前唱爱国高调主张究办金法郎案的吴佩孚、颜惠庆，只能露出老实卖国的真面目出来。颜内阁于正式对外的通告上，便不敢提起不承认的话。当然，这里英国公使出了些力，使颜政府已经得到事实上的承认；英国人的通信社说：中国政府既不明白提出承认以前外交案件的问题，便可以马马糊糊的过去了。这里各国帝国主义者的冲突，暂时还决不会因此而爆发，反而是他们互相联合的交换条件。英国人所以利用颜政府的，在什么地方呢？便是以大借款维持反动政府，使各派一致讨赤——压迫中国民众。这是列强帝国主义的共同政纲。这种大借款的消息，在破碎不全的内阁现状里，已经有好几起：（一）顾维钧[25]就财长以前便声言可以先筹五百万过端阳节，节后发行某项公债；（二）顾维钧预算关税会议如能急速告一段落，先解决二五附加税问题，则可以加税收入三分之一的政费担保，发行五年偿清的二千五百万公债，或十年偿清的五千万公债；（三）正言社消息，颜惠庆拟发附加税公债四万万。而关税会议的本题——关税自主问题，则据外人通信社消息，已经预备在二五税解决后完全搁起。这种空前的大卖国借款或公债确实已在进行。军阀政府卖掉中国民族的大批权利，得到借款和公债的挹注，便可以南剿北伐大兴战祸，荼毒人民，以巩固其奸淫掳掠之反赤统治，帝国主义便可以因此而达到他们的目的——消灭国民军、国民政府的赤化势力，而继续无顾忌的剥削和侵略。不用说五卅案从此可以不必提起，而且扩大于全国的五卅屠杀——各省各城各村的反赤屠杀，正可方兴未艾了！

　　第四，巩固帝国主义统治的行政上的实施，便是摧残民权，屠杀民众，荼毒民生。帝国主义和军阀往往假借和平稳健的美名，以反对赤化，仿佛赤化便是暴乱战争，便是掠夺人民财产，便是独裁专政。实际上反赤的军阀和帝国主义军队，步步都证明这种口头宣传恰与事实相反。反赤的直鲁联军一到京津便摧残工会和农民协会，搜查大学，禁止思想学术的自由，枪杀主持正论的新闻记者；京津南口一带的民众饱受杀掠奸淫之惨，单只京四郊的难民便有四十万以上；又在京、津、直隶强迫使用军用票，商人拒绝即遭惨杀，还要拼命搜括，使各业商家摊认军饷。山东境内，农民因为受兵匪的压迫奋起反抗，组织红枪会以自卫，宁阳方面竟遭军阀屠杀焚烧至四十余村之多，死者在四万人以上（见四月二十七《申报》），工会、学生会的受封禁通缉更不必说；济南、青岛方面，也使用军用票、金库券等类的废纸，至多只能值到票面价格的四五折，最近又发行两千万的公债，强迫山东商民摊认，还要加征盐税三分之一。奉天东三省方面，同样的严厉的制止一切民众运动，奉天印刷工人罢工，要求加资，几乎全体被拘，张作霖当时所要利用的省宪省会，现在也完全被摧残，屠戮民众的事情更是日有所闻；奉天官银号的奉票已经发到五万万元，而基本金只有六千余万，现在还在发行奉省公债五千万元，摊派东三省农商各界认购。河南自入吴佩孚之手，铁路及其他工会一概受摧残，其余民众团体领袖，不遭惨杀，便逮捕入狱；杞县的红枪会和农民，反对苛敛税捐和预征钱粮，吴佩孚、寇英杰便派大兵征剿，杀戮至四五千人，大炮轰毁村庄十余，奸掠酷刑无所不至（见五月二十一《商报》[26]）；郑州、开封等处，也在强迫使用所谓省票，而省钞只值现洋二折，种种苛税更不一而足，已在准备预征民国十七年的丁地钱，续办不动产注册费。湖北在吴佩孚直接统辖之下，民权更可不必说起；从二七屠杀[27]直到毒死萧耀南[28]，吴佩孚的杀戮政策一日没有停过，那地方的一切民众团体已经早就绝无活动之余地，湖北的所谓“官票”也已经发到九千余万，票价日益跌落，弄得各机关的小官吏都不能不罢工索薪，要求改现发给。就是在上海江浙一带，枪毙五卅烈士赤化党刘华[29]的孙传芳[30]，也是尽力摧残闸北自治[31]，实行宅地税、卷烟特税等的苛敛，屡次帮助帝国主义压迫革命的示威运动，禁止上海人民的集会结社；上海米荒的时候，省政府不但不加赈济，反而使常州、无锡遏粜，上海市面的官办平粜，更是弊害百出，粜价比市上批发价还高。至于帝国主义者直接对于中国人民的压迫，更是说不胜说，如华董问题不答应平等选举，动辄干涉中国人的言论、集会自由，帝国主义资本家一年以来不肯履行五卅复工条件，时时压迫逮捕殴杀中国的工人，克扣工资，甚至于放火焚烧中国人民的住宅（上海平凉路）。这些反赤政策数不胜数，如果详细来说，譬如四川田赋已经预征到民国四十六年等类的骇人听闻的事，还是罄竹难书。我们这里所说，不及千分之一。总之，帝国主义的目的在于侵略剥削中国而不受反抗，所以他们要首先打击引导民众反抗的共产党；军阀亦要压榨民众巩固自己的权位，所以亦要屠杀摧残一般的民众运动——这是他们反赤的共同目标。五卅周年纪念中，他们又在准备着新的屠杀哩！

　　帝国主义者欲屠杀赤化党——一切民众运动及革命军队之后，便可以巩固他的统治，建立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制度；实行大借款，收买猪仔似的军阀、政客、劣绅，又为新屠杀、新战争——征服中国的讨赤之用；更加厉行压迫民权剥削中国的政策。军阀于屠杀赤化党之后，于压迫一切民众的民权解放运动之后，便可以任意搜括民财——一切农民、工人摧败之后，商人更加不成问题，可以于种种苛捐杂税之外，实行以不兑现纸币，没收一般人民的财产，吸收全中国的金钱，供其挥霍和战争，扰乱金融，荼毒民生。甚至于要避免赤化嫌疑的人，也认有打击共产党以及国民运动的左派之必要，以为这样便可以在帝国主义之前略减轻自己的罪名，而求得些对敌人妥协和外国皇帝赏赐之可能，以为这样便可以见谅于高等华人，而实行扼制工农生存所系的阶级斗争政策而不遇着反抗。

　　因五卅运动的失败而实现现在这样的政局，而五卅运动失败之主因，便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因妥协派之畏怯卖民而分裂。现在民众之职任，必须要恢复并巩固自己的联合战线，决然以革命的要求和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的代理政权——张吴支配下的中国政府，才能继续五卅运动而取得最后的胜利。可是，最近——五卅周年时的妥协派，还有许多不能放弃改良主义的幻想和改良手段的政策。许多高等华人还在幻想着：（一）军阀战争是华洋商务所同受损失的，所以可以用和平的口号反对战争，博得外人之同情；殊不知道这种北京王士珍[32]或湖南士绅在国民军唐生智[33]战败后的和平主义，适足为帝国主义军阀所利用，以欺蒙群众于一时，而做准备长期战祸的假面具。（二）外人承认中国政府与否，是军阀所赖以活命的事，所以可以以贿选的缘故，游说外人出来否认曹宪政府“主持正义”，而幸免吴佩孚的压迫；殊不知道外人的承认与否，却只管这一政府承认他们各自对于中国侵略所得的权利与否，而不管他贿选不贿选。（三）高等华人努力帮助帝国主义者扑灭五卅以后的罢工运动，封闭上海总工会等民众团体，周年纪念以前和纪念当日的运动里极力要表示自己稳健，躲避斗争“因公他出”，以为这样便可以博得外人之原谅，而在关税会议、法权会议以及其他交涉里，取得关税自主，收回法权和会审公廨[34]，华董选举等等的让步；殊不知道外人却只要利用这些欺人的改良政策，稳住高等华人，使他们不积极斗争，而帮着摧残民众，这一目的达到之后，甚么关税自主、收回法权、华董位置等等，一概不能赏赐，关税会议反变成了卖国大借款的机关！（四）高等华人只是消极的等着张吴之间的冲突，他们以为：吴佩孚因反对金佛郎案而开战的，颜内阁成立，金佛郎案的损失便可以免除了；殊不知道金佛郎案不过是英吴贿买法国帝国主义使承认颜阁的代价。或者以为前年张作霖为反对曹锟贿选而作战的，如今张作霖不赞成护宪，卖国的颜内阁便无所施其技；殊不知道张作霖即使要和吴佩孚冲突，也决不会为着什么国法问题，却只是为着利益和地盘的问题，即使张作霖反对护宪成功，他的约法国会，仍旧是一样的猪仔卖国机关。（五）高等华人以为平民参政和工农运动的发展，足以妨害他们的利益，而且给他们以赞成赤化的嫌疑，所以单只要求纳税人的参与租界市政，单只自己孤独的争求些钦赐的地方自治，公开的反对工会和工厂条例，以为这样便能邀外人及军阀的青眼；殊不知道仍旧是一无所得，只能忍痛的承认关税协定，行使军用票，受种种压榨，其结果所受的损失，比承认工会和工厂条例万倍也不止。自欺欺人的改良派的高等华人，算盘真是打得太不精明！

　　中国一般民众，经过五卅周年以来的苦经验，都应当明白：要继续五卅运动，现只有积极的革命斗争。对外至少要努力赞助省港罢工[35]，以及一切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罢工，至少要全国商民一致坚决的实行抵制仇货运动。对内应当用革命的手段反对军阀之代理帝国主义的统治，反对一切卖国殃民政策；至少要全国农商各界一致的抗税，一致的抗用军用票等类的废纸，一致的反对军阀种种压迫和屠杀。大家都应当知道：要继续五卅运动，必须恢复五卅时的联合战线，建立极巩固的民众革命战线，不容有丝毫犹豫退让妥协或其他种种改良幻想和分裂政策，必须要督促一切高等华人迫使停止其“对敌让步对友进攻”的政策。

　　中国民众在五卅周年时，应当明切的了解：要继续五卅运动，必须要反抗英日吴张的联合统治；只有一致联合的勇猛坚决的革命斗争，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及张吴军阀的侵略和压迫——只有这种斗争，从抗税抗货的运动，一直到武装暴动和革命战争，才能算是五卅运动的真正继续，才能保证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最后胜利。

　　中国民众在五卅周年纪念时的对外要求，因此必须是：

　　（一）五卅案的总解决——废除不平等条约；

　　（二）租界、法权、会审公堂，无条件收回；

　　（三）关税无条件自主；

　　（四）撤退外国海陆军；

　　（五）不承认现政府的任何借款。

　　最近对内更紧接迫切的民众口号更应当是：

　　（一）反对英日吴张征服中国的反赤战争；

　　（二）实行防御民众利益的战争，实行人民的武装；

　　（三）反对贿选国会和曹锟政府的摄阁，反对一切劣绅政客的国会；

　　（四）召集真正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解决国法问题；

　　（五）反对现政府追认金佛郎案等的卖国条约；

　　（六）反对一切卖国借款和公债；

　　（七）反对摧残民权，要求一切政治自由和普选的人民地方自治权，要求劳工保护的法律；

　　（八）反对军用票等类的不兑换券，反对一切苛捐杂税和勒派公债报效军饷，反对预征田赋。

　　中国各地的民众呵！现时的局面，已经是帝国主义征服中国而统治民众，施行极残暴的压迫和剥削的局面了。我们这些要求——赤化的要求和口号，是一刻不容缓的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劣绅、政客、猪仔议员，还在合同着阴谋准备更大的五卅惨案，南北反赤的大战争哩！还不起来，努力一致的坚决斗争，罢工、抗税、抵制仇货！——断绝卖国的猪仔政府和一切军阀的财源，武装一般的革命民众，赞助真正革命军队防卫我们利益的战争！至少，我们目前能力所及，立刻举行抗税抵货的运动罢！

　　我们应当这样继续五卅运动！

　　我们应当这样赤化中国！

　　原载《向导》1926年5月30日第155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五卅屠杀，见本卷第40页注①。

　　[2]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租界华董，见本卷第46页注46、47、48。

　　[3]张吴，指张作霖、吴佩孚。

　　[4]大沽口事件，见本卷第138页注19。

　　[5]国民军，见本卷第41页注⑦。

　　[6]段祺瑞，见本卷第40页注③。

　　[7]三月十八日北京的大屠杀，见本卷第40页注②。

　　[8]阎锡山，见本卷第138页注12。

　　[9]叶开鑫，见本卷第138页注⑩。

　　[10]张宗昌、李景林、寇英杰、靳云鹗，见本卷第47、42、46、41页注59、13、54、10。

　　[11]刘镇华（1883—1955），字雪亚。河南巩县人。北洋军阀将领。曾任陕西省长、督军，河南督军等职。1925年秋任吴佩孚十四省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参与围攻北方国民军。

　　[12]邓如琢，见本卷第46页注56。

　　[13]国民政府，即广州国民政府。

　　[14]吴俊升（1863—1928），字兴权。山东历城人。奉系将领。曾任黑龙江督军、省长，东三省保安副司令等职。1925年11月郭松龄倒戈时，任讨逆军总司令。后任安国军第六方面军军团长。1928年6月死于皇姑屯事件。

　　[15]彭寿莘，字子耕。山东人。1924年9月任直系陆军第一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1926年3月被吴佩孚任命为湘、鄂边防督办，后退出军旅。

　　[16]马济（1888—1927），字慎堂，祖籍陕西扶风，生于广西百色。广西军阀陆荣廷之义子、部属。当时任两湖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陆荣廷被围，出兵广西解救。

　　[17]林虎（1887—1960），原名荫清，字隐青。广西陆川人。曾任护国军第六军军长、广东陆军第二军军长、广东军政府陆军次长等职。后依附陈炯明，率部进攻广东革命政府。1925年3月所部被东征军击败，退往赣南。

　　[18]袁祖铭（1889—1927），字鼎卿。贵州安龙人。曾任定黔军总指挥、总司令，贵州省长，援川五省联军总司令，川黔边防督办等职。1925年任川黔联军总司令，操纵四川内战。12月败退贵州。

　　[19]滇唐，指云南的唐继尧（1883—1927），字蓂赓。云南会泽人。滇系军阀首领。曾任贵州都督、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军务院抚军长、靖国联军总司令、云南省长等职。1924年拒任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大元帅府副元帅，阴谋颠覆广州革命政府。

　　[20]国民会议，见本卷第43页注20。

　　[21]颜惠庆内阁，见本卷第150页注15。

　　[22]段执政时代，见本卷第40页注③。

　　[23]1922年法国政府以退回部分庚款恢复已倒闭的中法实业银行为诱饵，要求北京政府以金法郎偿付对法庚子赔款，使中国多付关银6000万两。这项金法郎案遭到中国人民强烈反对。法国联合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共同要求以金法郎偿付庚款，不但以不批准《九国公约》为要挟，而且串通英、美等国，扣压中国关税余款，胁迫北京政府接受。1925年4月，北京临时执政府与法国政府签约，接受法方无理要求。

　　[24]十三年政变，指1924年北京政变，见本卷第150页注21。

　　[25]顾维钧，见本卷第139页注27。

　　[26]《商报》，1921年由汤节之等在上海创办。是一家以广东公所、宁波同乡会商人为经济支柱的资产阶级报纸。

　　[27]“二七”屠杀，见本卷第62页注⑤。

　　[28]萧耀南（1877—1926），字衍珊。湖北黄冈人。直系将领。1921年任湖北督军，参与制造二七大屠杀。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投靠段祺瑞。次年吴佩孚再起，又拥吴。1926年病死。

　　[29]刘华，见本卷第72页注14。

　　[30]孙传芳，见本卷第46页注55。

　　[31]闸北自治，见本卷第47页注63。

　　[32]王士珍，见本卷第64页注26。

　　[33]唐生智，见本卷第46页注57。

　　[34]会审公廨，又称会审公堂。见本卷第46页注50。

　　[35]省港罢工，1925年6月19日起，香港、广州沙面租界及英、美、日商洋行工人为支援上海五卅运动而举行的政治大罢工。坚持至1926 年10月，达16个月，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气焰，促进了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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