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瞿秋白

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1)

　　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1)——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　北京政变与国民会议之标语

　　一九二五年在中国政治上是以孙中山先生入京开始的。中国辛亥革命之后，不满一年，满清遗孽的北洋军阀，便重新恢复其统治地位；从此以后，所谓中央政府便一直在军阀手里。从袁世凯一直到曹锟[1]，中间虽然经过直系、皖系、奉系等的战争、政变[2]、毁法[3]、护法[4]、制宪[5]、贿选[6]种种斗争，然而除西南以外，差不多完全是军阀内部的斗争，也就是帝国主义者之间互争间接统治中国的现象。国民党早已被军阀政府认为乱党，在中国北部和中部没有行动的自由，甚至于也说不着和军阀短兵相接的斗争。可是经过了五四以来中国民众的社会力伸张的一个长时期的过程，中国无产阶级觉醒起来，他们的阶级斗争一开始便迅速的从经济斗争进于政治斗争，上了政治舞台；中国的国民革命得着了新的生命，绝大的生力军，自然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一九二〇年后，各地的社会运动，从学生运动的性质转入工人运动的性质，象湖南的纱厂罢工（黄、庞的被杀）[7]，安源的矿山罢工[8]，香港的海员罢工[9]，京汉及其他各铁路的罢工[10]，唐山等北部工人的罢工[11]，上海香烟厂及江浙一带手工业的罢工[12]，一直到“二七”京汉大罢工的流血，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黎明时期，也就是中国国民革命新时期的开始。中国社会里，新的革命力量正在这一时期渐渐的形成；知识阶级里，社会主义的思想自然地随着笼统的新文化运动，德谟克拉西的要求，和反宗法社会的斗争而普遍的广泛的发展。一切社会阶级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巴黎和会、青岛问题等等的斗争里得着民族意识的自觉，尤其是工人阶级——他们切身所受的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宗法社会[13]，资本制度的侵略压迫束缚剥削，比任何阶级都要厉害。所以只有无产阶级能在新文化运动爱国运动解放运动的总口号里，本着他们善于组织，善于一致的阶级性，首先表现实际的行动和力量。这种社会力的伸张，当然趋于团结扩大革命的势力——工人阶级已经在这一时期组成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久便有中国国民党的改组，一面肃清辛亥以后这一党内的官僚化、军阀化的反革命分子，一面汇合一切新生的革命势力。中国的工人阶级处在自己国内资本主义初期发展，同时却是世界社会革命开始的历史时代中，第一步的斗争便不得不认清自己阶级的使命，赞助并领导中国的国民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尤其是他们两三年来自己阶级斗争的经验，输入国民革命的政党而和民族斗争汇合为一，不期然而然使中国南部的农民觉醒起来，在广州革命政府协助之下，大大的发展他们的斗争，赞助政府反抗反革命的军阀，反抗香港的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买办、土豪等的武装势力（所谓商团和民团）。广州政府从护法以来，历受南方军阀、买办、土豪的破坏内哄，到此才第一步得着平民群众的赞助，而后他的政治势力才对于全国有革命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最小限度政纲，如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产业国有，平民政权的确立，劳工保护等等——开始提议于一九二一年冬天的远东革命团体代表会议[14]（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曾出席），最终决定于一九二三年夏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大会——以及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及策略都在国民党改组之后（一九二四年一月），成为国民革命政党的政纲和策略。民的政治威信，因此在全中国范围内得着了极大的发展。所以一方面社会里革命力量的集中，别方面革命政纲的明确规定，这两方面的原因，才使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宣传重新遍及民众而影响北方的政治，一扫以前国民党内部官僚化、军阀化的耻辱及北方军阀政客（如研究系[15]之类）的诬蔑。

　　因此，一九二四年的直奉战争[16]中，军阀内部受了国民革命运动潮流的影响，不能不开始分化和崩溃——北方国民三军[17]的形成（北京政变[18]），正在这个时候，不能不说是中国军阀战争史中最重要的现象。国民军表示赞成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宣言和北上宣言，赞成国民会议的召集和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不论他们的衷心如何，始终是国民革命运动和国民党政治势力发展的明证。向来中国的军阀总是受某一帝国主义的驱使和雇用；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者这种间接统治中国的制度才开始崩溃：直系军阀——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当时既然因为战争失败而瓦解；奉系军阀——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也因为国民军的崛起不能顺水使船似的攫取中央政权。中国军阀之中，居然发现一派较与民众接近的武力——虽然他们不能直接算是国民的武力，然而他们在四围复杂的环境里，全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要求里，不能不如此表示。始终可以说：即使不是民众武力的形成，至少也是军阀武力的崩溃；即使不是民众方面增加一部分武力，至少也是军阀方面减少一部分武力。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较重要的关键。

　　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的政治势力，于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重新发展到北方。国民党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要求各种人民团体，商会、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等，大家都应派代表参加；这是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次觉悟到国会制度、法统问题、护法口号的不足引导民众向革命的道途上去走。国民会议的运动从此开始。中国民众见着自己的力量——历年反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学生运动，罢工运动，到此仿佛万流汇集而形成彻底改革政治制度的总要求。不但工人阶级——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以全力促成这一斗争，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向来逆来顺受的受军阀的压迫，或者只在地方上，如上海等大城市之中，稍稍表示些抗拒，到此也看见了推翻这一统治的道路。

　　北京政变之后，北方的军阀势力，大致是这样一个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御用的奉系军阀想要攫取北京政权的全部，因此排挤国民军的势力；国民军便和国民党的政治势力和广东革命政府联合起来反抗。同时，段祺瑞[19]的皖系军阀早已完全崩溃，只剩豫陕间的刘镇华[20]、憨玉琨[21]和山东的郑士琦[22]，势力微小薄弱，虽然竭力献媚列强，表示“外崇国信”，以与孙中山先生“废除不平条约”的对外政策相竞，以官僚、军阀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先生的国民会议预备会相抗；可是因为他的力量决不足以替帝国主义者肃清中原西北的“赤化”的国民军，所以一时不能在日本或英、美帝国主义之前固宠；直系遗孽仍旧盘踞长江中部。于是最初一期段祺瑞的临时执政，仿佛是帝国主义者与中国人民之间，奉、直系军阀与国民军、国民党之间的一个缓冲机关。段祺瑞的第一步政策，便是暗中联络直系的长江各督和西南联省派的军阀，想造成自己的势力，亦就是勾结帝国主义的资格；第二步便是指使刘镇华、憨玉琨进攻国民二军。他的第一步政策虽然有部分的成功，可是第二步政策却完全失败，——胡景翼[23]和憨玉琨的战争里，中原的工人和一般民众因为国民军比较的开明，同情自然在国民军方面；国民二军这次的胜利，大得力于京汉工人的赞助。段祺瑞同时又对于广东和英帝国主义者一致的采取援助陈炯明[24]攻粤的政策，可是广东自从国民党改组，工农运动勃兴，黄埔的革命军成立以来，政治军事势力大非昔比：以前反动的军阀，如杨希闵[25]之类，对于东江战争故意怠工；如今国民革命军在东江农民群众赞助之下，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边起，到三月初，不满四十天，便肃清东江的反革命军。虽经屡次反攻，然而林虎[26]、杨坤如[27]等终竟是败的败，降的降（三月二十三日林虎败退闽边；四月二十日杨坤如以惠州降）。第二次，段祺瑞、张作霖[28]又利用唐继尧[29]，使他声称就广东副元帅之职，并侵入两广，广州内部杨希闵、刘震寰[30]亟起内应（开始在四月初）；可是这步计划也归失败。同时，张作霖的势力渐渐向关内进展，他的李景林[31]占领直隶，排斥国民军在保定、京兆的势力；张宗昌[32]占领山东；郑谦[33]占领江苏；处处实行极反动的压迫。这种局势，可以说是段、张合作排斥国民军、国民党的过程里，互相争权夺地，并在帝国主义者之前争宠。段政府在奉张驱使之下，不但外崇国信，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且解决金法郎案[34]，损失国库六七千万元，藉以取得余款，供给奉系军阀。张作霖对段祺瑞的压迫和段祺瑞自己的阴谋，无一不是把这“缓冲机关”在几星期内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工具。

　　孙中山先生北上的时候，正是全国反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和人民的国民会议呼声最高的时候，也正是段祺瑞初次上台，还当着缓冲式的工具，表面上赞成召集国民会议的时候。可是孙中山先生入京的时候，就是一九二五年的第一天，段祺瑞政府早已成了奉张帝国主义所牵制指使的走狗。段政府不顾孙先生的主张和全国人民的意见，悍然召集军阀、官僚、政客、学者（当然只有几个人）的善后会议[35]。经孙先生之国民党及群众的坚决抗议，主张人民代表参加解决国是的会议，段政府竟只允许商会等所谓法团代表的参加，并且是只有发言权的专门委员。他这种政策，原本是和设立淞沪特别市的政策一样，算是对资产阶级让步，而撇开大多数劳动平民，分散革命势力的奸计。可是除开各大城市的买办商阀（所谓总商会）以外，大部分的小商人群众，对于这种会议，很明了他的军阀、官僚性质。尤其是工人阶级、农民、自由职业者、智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等占全国最大多数的民众，经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先生之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纲之宣传之后，已经完全汇集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不幸中国第一个国民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却在这个时候逝世。然而国民党、共产党所领导的国民会议促成会[36]运动（此一大会于三月一日在北京开会），俨然与善后会议对抗（二月一日开会至四月二十日闭会）；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全国代表大会，组织集中中国最觉悟的农工平民以及妇女的革命分子，决定对外对内的革命政纲；继之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追悼宣传——以国民会议重建民国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解放中国民族的口号，正在此时普及全国。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次明了的切实的共同的革命目标之规定，并且是将来中国平民共和国的新建设——国民会议制度之第一次确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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