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后之九七屠杀|瞿秋白

五卅运动后之九七屠杀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四日）

　　九七辛丑条约的国耻纪念[1]，全国各地的民众都有示威运动的表示，今年在五卅以来各地屠杀之后，这一个日子尤其使中国的民众深切的感觉到列强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所以上海的民众在这一天，虽然经学生会等临时变更日期，然而始终“不期而会”的还有二十多万人；上海的无产阶级表现他们的力量和团结，实在足以使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栗栗危惧。于是帝国主义者竟又用残暴狡狠的手段来摧残民众运动了。

　　当九七纪念筹备的时候，据全国及上海学生联合会[2]的通电和公函，明明集会和游行都已经得了淞沪戒严司令部的允许，并且司令部还附加三个条件：一、演讲只准在会场内；二、传单先呈戒严司令部核准；三、开会日期、地址及游行路线呈报司令部。不但如此，法国使馆的消息——“事前上海之中国当局曾请法总领事，谓将在中国街举行大会，并监视该会，不使有轨外行动，要求法领允许住居闸北之群众，于散会后，得由法界经行等情，法国工部局准如所请……”

　　从这两方面消息看来，显而易见上海的中国官厅的确事前知道九七纪念日的游行和集会，虽然与以种种的束缚条件，可是始终不敢禁止。然而群众游行之后，经过了法租界，到公共租界的时候，巡捕竟阻碍这些工人的游行，又开枪打伤多人。于是中国的军阀、官僚受了帝国主义者的嗾使，借着外国老爷的威焰更进一步的压迫民众起来，上海许交涉员[3]不但不提出抗议，反而到领袖领事那里去，声明“出于意外”，“防范未周”，卑躬屈膝的道歉。同时，警察厅布告禁止罢工，戒严司令部重申禁止一切集会的命令，上海对于廖仲恺[4]先生的追悼大会亦在禁止之列。这样看来，明明是军阀、官僚于事前不敢自己压迫民众，却在允许集会游行之后，中国人民又被屠杀过一次之后，借着外国人抗议的威势，向人民开始总压迫。

　　五月卅日上海南京路的屠杀[5]，是工部局[6]巡捕开枪杀人；九月七日爱多亚路的屠杀[7]亦是如此。然而五月卅日之后，奉系军阀居然也“爱国”起来，派张学良[8]的军队南下，对遣派的兵士都说是来“保护”中国人，北京政府提出抗议，以至于赞助罢工，上海总商会[9]也算赞助工人。九月七日屠杀之后，戒严司令部赶紧重申禁令，向外人谢罪，交涉员先说自己防范未周，总商会更是一声不响。到这时候不但奉系军阀所谓“爱国”、“保护人民”的假面具完全揭除，而且军阀、官僚的政府，甚至于大资产阶级，都想利用五卅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赶紧妥协，帮着摧残迫压民众，也是再明显也没有的了。

　　上海几十万工人罢工了三个月，警察厅仿佛是一点没有知道。

　　“戒严期中”，戒严司令不能不准九七纪念的集会和游行。上海总商会屡次以调人自居，签字在种种上工条件上，可是在九七屠杀之后突然要禁止罢工集会了。这是甚么原因？

　　帝国主义者看见五卅以后中国民众的觉悟和运动，赶紧的对中国“让步”，答应开关税会议[10]。这一点帝国主义者桌上所抛下来的骨头，便可以使军阀、官僚、买办软化。一切爱国的口头禅立刻忘掉。五卅以来的民众运动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屈服而公开的说：“既然不能以兵力征服中国，便只有先让些步。”而这种“让步”的意义是甚么呢？便是要软化中国的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如今军阀、官僚和资本家都在梦想着增加关税。殊不知道，没有五卅以来的民众运动，他们连这一点喂狗的骨头也得不着呢！中国学生的奋斗，工人的团结，罢工抵货的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只有这种运动和组织的发展才能得着真正的解放。然而中国的军阀、官僚和资本家，现在却已经只想赶快借着帝国主义的势力来镇压民众；九七屠杀之后立刻开始反动，军阀、官僚禁止一切集会，禁止罢工，要想解散工会；上海总商会对于日本厂家悔约，居然置之不理，还要帮着摧残工人，……总之，现在对于军阀、官僚等，唯一的志愿，便是赶紧把一切民众压迫下去，唯恐怕外国帝国主义者又动了气，连二五附加税[11]都不肯给。

　　帝国主义者所以敢在五卅运动之后，仍旧肆无忌惮的任意屠杀、悔约，便是因为他们已经“赂买”到了中国国内的种种卖国贼。这样的压迫和妥协，简直是要完全消灭民族解放的运动。

　　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小商人以及一般平民都应当注意：积极的去发展自己的组织，反抗一切压迫，这样才能不被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所卖，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而尽解放中国的责任。

　　原载1925年9月18日《向导》第130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九七辛丑条约的国耻纪念，见本卷第354页注①。

　　[2]全国及上海学生联合会，见本卷第193页注②③。

　　[3]许交涉员，即许沅。见本卷第234页注⑥。

　　[4]廖忡恺，见本卷第322页注11。

　　[5]上海南京路的屠杀，见本卷第181页注①。

　　[6]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7]1925年9月7日，上海学生、工人20万人集会纪念辛丑国耻及追悼各地死难烈士。返回时部分工人经过爱多亚路（今上海延安东路），遭到巡捕枪击，造成“九七惨案”。

　　[8]张学良，见本卷第276页注①。

　　[9]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10]关税会议，见本卷第160页注10。

　　[11]北洋政府要求列强各国同意在召开关税会议商定中国关税自主之前，先行对进口货物增收2.5%的附加税，称“二五”附加税。参见本卷第160页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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