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瞿秋白

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的国民革命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七日）

　　一

　　最近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者异常的惊惧；尤其是去年北京政变[1]之后，国民党势力的向北部伸张，各地工人群众的斗争有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之趋势。如北方铁路工人恢复工会的运动，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青岛、上海纱厂工人的罢工，北京印刷工人及汉口烟厂工人的奋起，以至于五月间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及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总之，从一九二五年年初起直到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逐步的斗争，树立总的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新势力，当然不能不引起帝国主义者反攻的高压政策；他们知道这是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可怕的力量，决不能放任他尽量的发展。五卅以前帝国主义者早已逐步的防范，利用他们的种种工具，如工贼、买办、军阀、官僚等，施以压迫。这两方面——一方面是国民革命的势力，尤其是他的先锋无产阶级；别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列强，尤其是现在占有政治权力的日本——相互之间的斗争，一天一天的激烈起来，直到五月卅日而大大的爆发。

　　我们应当知道，这五卅屠杀案[2]，不但在国民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对于世界革命运动也有极密切的关系。世界资本主义在俄国革命之后，一直在动摇崩溃的过程中，直到最近方才有略略稳定的趋势，这就因为列强的资产阶级虽然在本国对无产阶级进攻不能得着称心如意的胜利；可是对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经济侵略，近两年来，却能用着全力来经营。对于中国呢，尤其是英日两国的工业资本，进取得最为厉害。譬如这次世界纱业恐慌的期间，日本资本主义首先便对于上海、青岛的中国工人进攻。他们以为中国工人最落后，最没有组织，纱业里减少生产成本的计划，可以从这里实行起。原来英日两国都已在中国设有多数工厂，尤其是纱厂；而日本又靠着有亲日派的中国政府，可以畅所欲为。这些资本家以巨大的投资和残酷的剥削来和中国资产阶级竞争，已经并吞了不少中国纱厂。这次纱业恐慌，他们以为中国小资本家禁不起，他们可以一方面裁减工人，换用女工，以减低生产成本；一方面挤轧中国纱业，乘机投巨资来收买。殊不知道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不能忍受这种残酷的剥削，已经觉悟自己的团结力，在上海及青岛两处居然举行很大的罢工，给日本资本家以重大的打击，虽然上海、青岛的工人都没有争到经济上的胜利（青岛第一次罢工，只加了一分钱一天的工资，非常有限的），然而工人的团结力已经表现出来，工会已经得了事实上的承认，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最痛恨的。不但如此，这两地的第一次纱厂罢工，都还有一种政治的、民族的斗争的性质：中国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斗争，引起中国一般社会有意无意的同情，中国商会、学生会等大半都趁此鼓起一种排日的运动。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着的国民革命运动，不但对于日本，并且对于各国帝国主义者都是很可骇惧的势力。

　　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一面极力造谣，说这是赤化，这是中国人排外的义和团的精神之复活；一面想尽种种方法与工会挑衅，要想扑灭他。青岛和上海两处，他们用同样的方法——闭厂、罢业以拒绝“不安分的”工人，抵死不承认工会，以引起工人中的扰动。他们在青岛借助于张宗昌[3]、温树德[4]的兵力，残杀工人（死伤二三十，被逮七八十人，被堵在阴沟死者尚不计其数），并且停闭工厂。他们要摧残有组织的工人，所以趁此纱业恐慌期间，准备停歇生产若干时间后，再另招“驯服的”不敢要工会的工人。他们在上海也是如此扰动工人之后，就停闭工厂。工人要求发给薪资的时候，资本家竟开枪轰击，杀死工人顾正红[5]，伤无数；他们更与英、美、意等国的帝国主义者——所谓公共租界的工部局[6]合作，以摧残这些工会。可是这决不仅是工人与资本家间的斗争；工会运动，他们固然怕，而援助工会的学生，一般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运动：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运动，他们尤其怕。并且这已不仅是日本一国，而是各国帝国主义者所共同敌视的运动。这种运动随着他们的压迫而起于上海。所以日本在青岛虽然能指使军阀完全扑灭工会，而禁止中国一般人民的反抗；在上海他却不能了。

　　上海自从顾正红被日资本家亲自打杀之后，一般的学生及小商人的群众，早已跃跃欲试的忿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同时，工部局不但帮助日资本家，压迫罢工工人，而且正在这个时候，又提出印刷附律[7]、码头捐[8]等于上海的纳税外人会议[9]，想在上海更进一步的统治中国人。这两件事：日资本家及工部局摧残工会与纳税外人想剥夺上海中国市民的自由权——凑合在一处，于是把斗争的阵势扩大了。当上海学生为顾正红被杀，工会被摧残，并且反对印刷附律、码头捐而出发演讲的时候，列强帝国主义者便大自惊扰起来。他们不想一想：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进攻，怎样扩大到各国帝国主义者共同镇压中国工人的反抗，共同压迫一般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之自由；他们却只看见中国人民一致的从排日而进于排外，从阶级斗争扩大而为民族斗争，“奴隶都想要自由了”，他们便毅然决然施行屠杀政策。上海南京路上的枪声响了，中国学生、工人、市民的血流了，帝国主义想用这枪声血泪巩固他们对于中国人的统治！

　　二

　　虽然，帝国主义屠杀政策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引起了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怒潮。上海五月卅日南京路屠杀之后，帝国主义者的列强，英、美、日、意、法等国的军舰都开来了，海军陆战队都上岸了，各国资产阶级的武装“打手”——所谓上海万国义勇队[10]都出巡了；上海市上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西捕、水兵、义勇队，通街大衢都放着机关枪、大炮、铁甲汽车。接着汉口、九江、镇江、天津、安东，凡是列强有驻军的地方，无处不实行这屠杀政策和炮舰政策。各地死者百余人，伤的无数，被殴辱的更不计其数。越界捕人[11]，强占学校[12]等的寇盗行为，更是时有所闻。这种强暴的政策，帝国主义以为可以镇压住中国民众的反抗，可是事实上适得其反：上海市民立刻便全体罢市、罢工，没有三天，反抗运动普及全国，各大城市的示威游行及市民大会一致反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各埠租界上外人工厂及企业中的中国工人已经继续起来，实行罢工反抗，天津、汉口、广州的工人已经发动。“假使五月卅日以前只有几千几万人知道帝国主义的罪恶，知道国民革命的必要；那么，五月卅日以后，至少已经增加到几百万几千万人！”我们听说上海街头巷口无一处没有不反对外人的招贴，无一处不唱反对外人侵略的歌谣，便可以知道了。

　　五月卅日！这确是中国国民革命开始的一天！

　　可是这总的国民革命的怒潮里，已经立刻发现出内部的分化，这是不可免的。因为中国在列强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等受某一帝国主义者的驱使；有许多妥协软化的分子，不敢为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制度，却只想求一个帝国主义的强国出来主持公道；亦有大多数的平民、小商人和劳动者，认清这种屠杀政策出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合谋，所以坚决的主张，要从此开始中国民众的大组织，实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革命运动。因有这种分化，所以在这次国民革命开始急进的过程里，可以看出：一、对于帝国主义的要求，二、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三、反抗运动的范围，都有不同的主张。

　　军阀、官僚、买办阶级纯粹做帝国主义的工具，他们或者替日本反对英国人，替英国反对日本人，表面上似乎投合一部分的思想潮流；实际上他们完全是反动而压迫民众的：譬如英国的萧耀南[13]派兵保护外侨，出告示说“排外的格杀勿论”，禁止民众运动。他并且已经嫌英国人杀得不痛快，又帮着斩了七个“过激派”的头。日本的张宗昌严禁学生、市民提及青岛的事，却也不得不准人民对沪案表同情。这种人我们只能当他就是帝国主义者，一致的反对。至于其余两部分同在反抗运动里的人，他们的主张很值得分析一下。

　　反抗五卅屠杀案的各地各界的要求里，我们可以看见一种最正当即彻底的主张，便是要求：

　　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二、收回一切租界及租借地。
　　三、收回海关及盐政管理权。
　　四、收回领事裁判权[14]。
　　五、永久撤退驻华的一切外人的武装势力。
　　六、中国人民之绝对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同时，我们又可以看见另一派的主张，便是只要求：

　　一、收回上海的会审公堂[15]。
　　二、上海租界纳税华人的参政权。
　　三、停止越界筑路[16]，收回租界外之工部局马路。
　　四、道歉、惩凶、赔偿、罢业者不扣薪等。

　　前一种的要求是革命派的；后一种是妥协派的。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见妥协派的要求只是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争回外人在不平等条约以外所侵夺的东西；再则这种要求只是代表少数上海富商的利益——纳税人才有参政权，而且不敢剥夺外人在中国领土内的干预市政权；三则争一个空面子，速图了结上海五卅事件。革命派的要求呢，却是着眼在民族的利益，根本要中国的解放独立，脱离殖民地的地位；因为只有这样，中国自己的实业才能发达，中国平民的权利才有保障。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即使说不能以罢市、罢工的手段达到，那么，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这个要求，我们中国可以立刻提议召集国际会议，重新审定一切条约。如果中国现在的政府不能做这件事，那么，现在全国民众正在奋起，很可以自动的组织工商学农各界，推翻军阀的政府，而以革命政府来实行这种使命。再让一步说，我们即使现时还没有这种实力，那么，至少我们应当力争中国平民的政治自由，力争撤退外国驻军和取消领事裁判权，使平民有组织自己力量的自由，以为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准备，以进行国民革命的运动。如今上海总商会[17]的主张就是那妥协派的要求；而上海工人、学生及一般商民的主张，却是革命派的。尤其是上海的以及全国的工人阶级（如长辛店铁路工人，开滦煤矿工人）很明显的要求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这种革命派的要求，实在代表全民族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因为帝国主义暴行的代价，决不是道歉、赔偿等所能了事，平民群众在这次斗争再不能取得这最小限度的自由，日后帝国主义的屠杀还要肆无忌惮，而中国方面却绝没有组织团结的力量去抵抗。

　　至于反帝国主义的战线问题，亦有妥协派和革命派的分别。妥协派以为我们若只对一两国进攻，我们的力量还够，如果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他们合力压迫，说我们是排外，我们便抵拒不了。殊不知道：（一）现时各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利益互相冲突，此次事变中，决不会有“八国联军”[18]的事；（二）如果我们核定名实反抗公共租界的各国，他们之间，自然互相推诿，各求卸责而卖好，而后我们的交涉能得着胜算，否则我们自己先唱甚么“中美亲善”，美国水兵杀了人，他们的领事却反过来问：为什么在美国人那里做事的华工也罢起工来；（三）此次案件，事实上是各国帝国主义联合进攻，以求巩固其统治权，我们正应当指明出来，使民众一致起来反对这一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假使那一国果真要“亲善”，他便应当抛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自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革命派的主张，亦并不是一定要扩张战线，反对一切外国人。恰恰相反，他们主张应当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及无产阶级联合，要求他们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他们主张缩短战线，不但只反对英国、日本等，并且只反对英国、日本等的军阀、财阀。妥协派的缩短战线政策，却是向民众掩没了法国派军舰、美国水兵杀人等的事实，去说中法亲善或中美亲善，希图美法主持公道。这结果“公道”是没有人主持的；民众却受他们蒙蔽了！所以妥协派只想速了，如梁启超[19]、江亢虎[20]等竟要蒙蔽民众把反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变成对英对日的狭义的国家主义，甚至于变成反对工部局巡捕杀人的简单口号；这简直是代帝国主义想法，替他们巩固这种统治制度，把群众的目光只放到杀人问题上去，仿佛只要帝国主义不杀人，我们便无论甚么都愿意容忍的。至于现在有一派人甚至于只主张反对英国而忘了日本，那就太明显了！日本是这次事件的正凶，是摧残工会，摧残中国平民自由的首犯，如何可以放过？除非是受日本人及段政府[21]的暗示——想把一切罪名脱卸在英国人身上，让日本仍旧实行他的压迫工会政策！

　　其次，关于反抗运动的范围，妥协派现在已经尽着叫：“这是地方问题，汉口上海各自解决！”事实上枪杀市民和压迫工人是同样的形势，而且汉口是为援助上海而起的。全国的民众已经本能的自觉的起来一致奋斗，应当联合起来实行大规模的反抗帝国主义运动。正因为帝国主义在汉口、安东等地方到处实行屠杀政策，我们更可以提出总解决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问题。然而妥协派却只是为帝国主义者想法，务求速了，就地解决。

　　总之，妥协派的主张：一、是撇开大多数民众的要求，牺牲平民的自由；二、是缩短战线，不敢反对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三、是缩小范围，只求就地解决。同时，他们尽着争一个表面上的妥协和面子，使五卅大屠杀案早日了结，只求“平平民愤”，好使反帝国主义运动不能继长增高的起来。他们违背民众利益，已经显然，而间接的帮助帝国主义者，蒙蔽民众的民族意识，消弭革命潮流的“功绩”也就不小了。五卅大屠杀案之后，国民革命是开始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政策不能镇压他，而妥协派的国民政策却想破坏他。妥协和革命派的分别，正在于：妥协派，看见国民革命开始，赶紧想法抑遏民众的自由，缩小范围，缩短战线，以阻滞这革命运动的进行；革命派呢，力争平民自由的保障，揭发各国帝国主义联合压迫中国的真相，联合全国奋起的民众一致向帝国主义的统治制度攻击，以发展这革命运动而求达根本解放中国的目的。

　　妥协派虽然表面上似乎还站在人民一方面，实际上简直是卖国背叛民族利益的分子，因为中国民族假使不能觉悟革命的必要，假使只争着租界上些小的参政权，承认外人的统治；那么，以后的被屠杀还多着呢。我们不能立刻达到我们的目的，并不要紧；最可怕的，是我们忘记自己的目的，故意欺骗民众，阻止民众进行革命运动。革命派的要求和主张，才是代表多数民众的利益，引导革命运动的进行。最近反帝国主义的怒潮之中，我们应当竭力战胜妥协派的主张，否则已经开始的国民革命始终要被他们破坏掉的。

　　最后，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指出，现时除萧耀南等反动的军阀直接做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之外，段政府外交官僚的抗议交涉，也都是一时的装腔做势，妥协让步的端倪早已暴露；还有上海总商会内少数买办阶级及富商，亦是只看见自己的利益而牺牲民众。我们真正的平民，不依靠他们，应当独立起来力争我们的自由，团结我们力量，至少要商人、学生、工人等，各自团结起来，甚至于有武装的准备，有全国的联合：这是现时盛行的经济绝交口号之外的更重要、更切实的工作。中国的国民革命开始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快要崩溃了！团结我们自己的力量！

　　原载1925年6月22日《向导》第119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北京政变，见本卷第7页注16。

　　[2]五卅屠杀案，见本卷第181页注①。

　　[3]张宗昌（1881—1932），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奉系军阀重要将领。当时任山东军务督办。1925年5月调集3千军队镇压青岛日商纱厂罢工，杀伤工人20多人，造成“青岛惨案”。

　　[4]温树德，见本卷第187页注②。

　　[5]顾正红，见本卷第179页注⑨。

　　[6]工部局，见本卷第11页注②。

　　[7]印刷附律，见本卷第184页注⑥。

　　[8]1925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增加码头捐案”，规定码头捐改原来的值千抽一为以关税（值百抽五）的3%计算，增加了50%，直接危害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9]纳税外人会议，见本卷第145页注②。

　　[10]万国义勇队，即万国商团。见本卷第187页注①。

　　[11]越界捕人，指上海租界当局军警到租界之外的中国地界拘捕中国人。

　　[12]强占学校，指1925年6月4日帝国主义军队强行占领上海大学。

　　[13]肖耀南，见本卷第116页注④。

　　[14]领事裁判权，见本卷第146页注⑧。

　　[15]会审公堂，见本卷第20页注①。

　　[16]越界筑路是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扩大租界地域的手法之一。它们先在租界外廉价收买土地，强行取得筑路权，然后修筑马路，把大片土地圈在租界里面，并派巡捕巡逻。久而久之，这片土地就纳入了租界范围。1925年春，上海租界当局在沪西北新泾、徐家汇、虹桥等地越界新辟了十几条马路，受到上海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

　　[17]上海总商会，见本卷第21页注⑧。

　　[18]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组成的八国联军，大举进犯我国京、津和其他地区，血腥镇压义和团。最后于1901年胁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

　　[19]梁启超，见本卷第21页注④。

　　[20]江亢虎，见本卷第213页注①。

　　[21]段政府，指当时以段祺瑞为执政的北京临时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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