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与善后会议|瞿秋白

胡适之与善后会议

　　胡适之与善后会议(1)（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胡适之[1]加入善后会议[2]，报上说他是去尝试尝试的（实验主义）。这尝试两个字，在每段新闻里都带着些滑稽口吻。其实我们倒很可以替适之抱不平，因为他本是个尝试主义者，他去尝试，实在无可讥笑。我们要看他试得怎样，再加批评。再进一步说，单是说他尝试失败，说他尝试的结果不好，也还不够，因为：一则我们明知他这次尝试必然失败，适之自己也未始不知道；二则尝试不过是适之的一种政治态度，还不是他政见的本身。所以我们不必斤斤于他尝试的怎样——成功还是失败；我们却要看他怎样尝试，提出怎样的政见。善后会议的成功，老实些说，便是通过一个段祺瑞[3]的国民会议组织法，预备替段氏赶办“扶正”的礼节——把那临时执政“扶成”一个正式执政。我想适之虽然不革命，未必便肯把这样的“成功”算做自己的成功。适之所要的成功，大概就是想善后会议——段氏政府[4]通过他的国民会议组织法。这便是他的政见了。可是，要使现时这种善后会议通过胡适之的国民会议组织法，只有两个办法：一、胡适之的政见完全和安福系相同；二、善后会议变成人民的会议。从五四运动前后，直到如今，胡适之总算还是社会上公认的民治主义者，要他立刻变成安福系[5]，未免太快些。那么第一个办法是不能实现了。因胡适之向来是个民治主义者，或者他在人民的善后会议上公布的真正民治主义的政见来，可以通得过。照这样看来，为胡适之想，他若要尝试提出自己的政见，他还应当多试一试：不但自己应命加入尝试，而且应当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要求社会团体加入善后会议。这就是第二个办法。如果真办到了这一层，亦许胡适之的尝试会成功也未可定呵。然而胡适之竟没有多试这一试，他这样试法，不但表示他的尝试主义不彻底，而且已经表示他那民治主义也就不大高明了——不拿到人民会议上去试，却偏要在一群安福系里试；于是他竟提出他的国民会议组织法来。也许在这组织法的本身里，我们可以看见胡适之的民治主义罢？

　　胡适之的国民会议组织法草案里：一、国民会议可以解决国家根本大计，建设根本大法（不像政府草案，限定只能通过宪法，并制定宪法权亦无）；二、女子有选举权（？）；三、直接选举（？）；四、普通选举（？）；五、各（？）公团先推候选人。这五点，表面上看来，确是民治主义极了。然而我们注意一下：

　　凡不能解说日用通行之文字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原草案第十一条）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不识字国”，轻轻的这样一条条文，便可以剥夺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公民之选举权。其实这大多数不识字的民，大半都是工人、农民、小商人、女子；他们的工作和劳力是中国全社会生命的基础，他们何以不应参预选举及政治呢？胡适之，你是不是政治上的柏拉图派[6]——要使识字的统治不识字的呢？假使说，不识字的人不懂政事，无从使他们参加。那么，如果各市市民，各工会，各村农民的集会上，有人做通俗的政治宣传的演讲，公开的提出当地的候选人姓名、履历、政见，凡是能说话、能听话的中国人会不会懂呢？当然会懂的。这些选民就平日所受的痛苦与候选人的政见比较一下，能不能自己决定投谁的票，或举手赞成谁呢？当然能够的。然而胡适之不愿意教不识字的人参与政治，所以不肯想到这方面来。

　　这样的候选人，当然是要有一定的政纲，代表一定的职业和阶级的利益，所以必须由政党及职业团体提出。胡适之的候选人提出法怎样呢？我们再注意一下罢：

　　各省区应于选举之前成立国民代表会议议员候选人推举委员会，以左列各公团代表组织之：一、省议会代表十五人；二、省教育会代表十人；三、省商会代表十人；四、省农会代表十人；五、省工会代表十人。（原草案第十四条）

　　我们可以看见，其中没有律师、医生、学生等等团体，更没有农民。而且教育会只是教育界的小部分人，得推代表十人来推定候选人；工会人数可以比教育界多出几百倍，也只推出十人。假使候选人是政党及一切职业团体自己推定，汇交投票区的，那亦就没有候选人推举委员会之组织的必要，更没有在推举委员会里代表人数多寡之关系。然而胡适之的草案是要这推举委员会中三分之二以上之表决，再能推出一候选人。那就工会、教育会相比例起来，工会要提的候选人，很难得当选。况且，这样一来名为直接选举，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间接选举。

　　不但如此，草案第十四条下，又加入这样一句：“本条所列各公团，于本组织法公布时未正式成立者阙之。”这样我们看看，全国有几个所谓“省工会”？一个也没有（工人如何能限着地域，限着省分？譬如路工、海员的工会，是介乎各省，广遍全国的）。

　　总之，第十四条规定的结果，占全国人多数的农民是无从推举候选人的了——农会是城乡绅士的团体，农民协会是草案上所没有的。全国的工人也是如此，因为各省都没有“省工会”。

　　这就是胡适之的民治主义，胡适之的普选办法！亦是胡适之在善后会议上的唯一尝试。这种草案在善后会议上能通过不能通过还没有知道；然而这并没有多大关系：胡适之已经有退出善后会议的消息了（听说不正式辞职，因为不好意思拆台）。

　　胡适之退出善后会议是不是因为善后会议中不容纳人民团体？不是的。是不是因为不容纳他的唯一尝试——那种（！）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草案？亦不是的。听说是因为河南又打仗了。胡适之究竟是说憨玉琨[7]破坏和平，还是说胡景翼[8]破坏和平呢？我们从北京来的简单的专电，是不容易知道。其实也用不着知道。他一定很“公平”说，最好大家不要打，善后会议还可以开下去，他这种草案还可以领领安福系诸公的教，——如今却开起战来了，他就自认尝试完全失败而退出了。其实段祺瑞的理想上的希望，正和他相同；照理段氏应当下令讨伐憨玉琨，因为胡景翼是他正式任命的河南督办，然而他只说调停：最好人家都服从他的命令，现时大家都不要打，等他那国民会议组织法通过了，如法炮制的召集起来，这一手包办的假执政，到那时节，就可以一个个的结果自己的政敌，第一当然就是国民党，而后国民军[9]，而后西南，甚至于奉张，以至于胡适之，——恐怕胡适之还不值得他去哩！现在，他却正欢迎胡适之辈也来帮他说一句“公平”话：“大家不要打”；至少表面上，现在他还很需要这样一句话。胡适之因打仗而退出，一方面说来，也可以说是助段的示威，何尝又配做段的政敌呢？

　　原载1925年3月14日《向导》第106期

　　署名：双林

　　注释

　　[1]胡适之，即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鼓吹实验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

　　[2]善后会议，见本卷第7页注17。

　　[3]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皖系军阀首领。1916年袁世凯死后，控制北京政权。1920年直皖战争中被打败下台。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被张作霖、冯玉祥推任北京临时执政府执政。

　　[4]段氏政府，指当时以段祺瑞为执政的北京临时执政府。

　　[5]1918年依附于北洋皖系军阀的政客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把持国会，帮助段祺瑞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当时称为安福系，他们控制的政府、国会，称安福政府、安福国会。

　　[6]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为古希腊哲学家，著有《理想国》、《法律篇》等，要求建立一个以“哲学王”为统治者、立法者的理想国家。柏拉图派，即是指胡适要求由识字者统治不识字者，犹如柏拉图关于“哲学王”统治的主张。

　　[7]憨玉琨（1888—1925），字润卿。河南嵩县人。北洋军阀将领刘镇华部将。1925年率部与国民军在豫西大战，结果失败。

　　[8]胡景翼（1892—1925），字笠僧。陕西富平人。当时任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

　　[9]1924年10月，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政府后，将所部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分别担任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

　　(1)本文曾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并作了文字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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