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年之“二七”|瞿秋白

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年之“二七”

　　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年之“二七”(1)（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

　　中国的工人阶级处于军阀制度及帝国主义的两重压迫之下，他的斗争一开始便是革命的，一开始便是政治的；不但是一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且是中国民族的民族斗争里的先锋。从一九二一年工人运动的发生以来，工会的组织运动、罢工运动，表面上看去似乎是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实际上呢，这些运动紧跟着“五四”以来的排日民族运动而来。足见是当那商人、学生的斗争力疲弱下去的时候，独有工人阶级继续着革命的斗争，反对各国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资本家：海员罢工[1]、唐山罢工[2]、京汉罢工[3]先后继起，的确给国内国外的反动势力以重大的打击。这一时期，差不多可以说民族运动之中只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猛进，国内的民族革命运动便渐渐有兴起的势头，资产阶级也跟着抬起头来，军阀和帝国主义都不得不卖弄欺人的左倾政策，吴佩孚[4]高唱甚么国是会议[5]，各地的商会也有不少附和的。当时只有中国共产党主张召集一切民主派的联合会议，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因为中国工人的职工运动发展，已经表示民主战线中有实力的主力军。然而资产阶级及其他政党不能重视这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不是想望吴佩孚行仁政，便是只靠军事的行动。工人阶级不顾势孤力薄，仍旧继续奋斗，京汉总工会成立的尝试，便是那最后的示威。当时资产阶级的舆论，京汉一带的商人，都是近视的，看不见这工人阶级力量的集中是反对军阀政治的最大的力量，只顾目前的小利，反而说工人的行动有碍安宁秩序和交通。军阀和帝国主义呢，却知道：只要摧折了这一支生力军，其余的什么商会，什么民意都不足惧，尽可安心进行贿选，抬出一个吴佩孚的工具——曹锟[6]，立定卖国的“正式”政府；英美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政权便巩固了。果不其然！京汉总工会被封时的大罢工，受了“二七”屠杀[7]的大打击而失败之后，不但北部铁路工人的工会完全受摧残，不但全国的职工运动都受着镇压而趋于消沉；而且不过半年，直系军阀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一天一天高压下来，曹党驱黎[8]，贿选成功，全国各阶级都屈服在军阀淫威之下，而且接着便暗助陈炯明以全力图粤[9]，谋摧残民族革命的根据地——广州政府。

　　总之，这一时期，职工运动受军阀的镇压而消沉，其余一切进步的解放的争自由、争国权的运动，都连带着而镇压下去。这是两年来的事实。所以可以说：“二七”不但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一个关键，而且是民族革命运动史上的关键。

　　“二七”之后，中国工人阶级的职工运动虽然表面上有一时期的沉寂，然而实际上各地的工人仍旧继续不断的向前进行。客观上的状况稍稍松动，工人阶级便开始反守为攻的斗争。水口山矿山工人的罢工[10]、北方铁路工人的全国总工会运动[11]仍在前仆后继——屡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摧残。江浙手工业工人，上海纱厂、纺织业、烟业的工人，也是屡起屡仆的和中外资本家奋斗[12]，虽然结果大半失败，然而“二七”而后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越发增高，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力日益增进——是显然的事实。况且陈炯明猛攻广州的时候，南方劳动阶级都积极的赞助革命势力反抗这帝国主义走狗之走狗；陈炯明失败之后，广州革命政府也就明白取得劳动民众的赞助之重要，广东方面的职工运动便得着些公开的可能——工人代表会[13]组织成功；工人反帝国主义的行动日趋激昂，由民族意识而进于阶级意识的倾向日益鲜明（沙面罢工[14]，反抗商团[15]等）；海员工会加入太平洋运输工人的组合。南方民族革命运动因有工人阶级的这种积极参加，力量便一天一天增长起来；南方的职工运动的本身又在尽着发展——这两方面的潮势自然也影响到北方来。于是在这中国民族的总斗争日渐兴起的时候，工人阶级自然力求奋起而领导他。

　　一年来民族运动的进步，虽然北方在冯玉祥政变[16]以前，并不能与职工运动以急进的机会；然而这一年多两年来职工运动的反守为攻的趋势和民族运动的兴起，大致有并进的形势。此次北京政变的主因，固然在于日本势力渐大，而排斥英美势力；然而还有两种动力：一是经济上中国资产阶级相当的发展力；一是政治上南方民族运动的逐渐北侵。这两种势力的影响于政变，自然而然使在政变之后，中国工人阶级趁着旧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和崩溃，急起集合自己的势力。现时北方各军阀之间的均势还没有十分稳定，其中一部分倾向于民族运动而想得民众的赞助；别部分虽勾结帝国主义，而实力不充足，也想行市恩政策以得“民心”。所以工人阶级在京汉北段，取得比较公开的自由。这种形势之下，北方铁路工人又在“二七”那天开全国铁路工人总工会；各地工会都加入国民会议促进会[17]。总之，北京政府的镇压政策还不敢直接行使，在总的民族运动兴起的时期，政权方面，自己还没巩固，自然对民众有些让步政策；工人阶级的职工运动也就努力的集合团结起来，以备继续斗争。中国工人阶级这次得到职工运动的公开的可能，固然受民族运动发展的影响；然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继续进行，都全看新起的职工运动能否充分的自由发展，中国工人阶级能否因此发展而成为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势力。

　　两年前的“二七”是职工运动失败而退守的纪念日；两年后的“二七”是职工运动复兴而再进攻的纪念日了！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是中国铁路工人失败，而全国职工运动以至于民族革命运动，随之而受镇压的纪念日。一九二五年的“二七”，是全国铁路工人大结合的日子；但是是否能成为全国职工运动复兴以至于民族革命运动得以随之而进取的纪念日呢，——这却还是一个问题！

　　政府方面的召集善后会议[18]，聘请商会等领袖为善后会议的专门委员，允许工人集会等让步政策，是否是欺人的，是否是以退为进的让步呢？这是无可疑的：假使他实力充足，军阀间相持局面得了维持均势的办法，他立刻便要取回这些让步的。民族革命运动方面的右派呢：或是想破坏工人阶级运动的统一，愚弄一部分工人做他们的工具，中伤一部分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工人说他们过激派；或者忽视工人阶级恐惧工人阶级的力量，自己能受政府的“青眼”得列席政府会议，便不去力争平民的自由权，想以此卖好政府，而牺牲工人。民族革命运动中这种右派政策，其势必定使政府利用他们破坏工人运动，等到政府觉得巩固的时候，连他们也就“走狗烹，良弓藏”了。

　　中国工人阶级在今年的“二七”——职工运动复活的示威纪念日，集中自己的阶级力量，表示自己的阶级觉悟；同时也就明察这种形势，严防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或军阀的奸细破坏职工运动；这不但是保证自己阶级斗争的独立不受他们的欺罔，而且是守卫这民族革命运动主力军的大本营！一九二五年的“二七”，应当是全国职工运动复兴的关键，亦便是民族革命运动取得巩固的基础的一关键！

　　原载1925年2月7日《向导》第101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1922年1月，香港中国海员在中华海员工会领导下举行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经26天斗争，迫使香港英国当局允诺工人要求，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2]1922年10月，开滦煤矿五矿（唐山、林西、赵各庄、唐家庄、马家沟）5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唐山铁路、纱厂、水泥厂工人和交通大学学生对矿工进行援助。中国反动当局派出军警会同英国军队1万多人对罢工进行武力镇压。

　　[3]京汉罢工，指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即二七大罢工。

　　[4]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直系军阀首领之一。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使，驻洛阳。1923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军及国民军打败。1926年联合奉军进攻国民军。1927年在北伐战争中被国民革命军击败。

　　[5]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前，直系军阀吴佩孚为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提议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国是，实现“和平统一”。直系取得中央政权后，立即步段氏后尘，强调“武力统一”，骗局彻底破产。

　　[6]曹锟（1862—1938），字仲珊。天津人。直系军阀首领。1920年7月直皖战争后与奉系张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权。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打败奉军，控制北京政权。1923年以5,000元1张选票收买国会议员，“当选”为总统。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被冯玉祥撵下台。

　　[7]“二七”屠杀，指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吴佩孚指使其部下屠杀罢工工人。

　　[8]1923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为了达到自己上台的目的，策动了所谓国民大会、市民请愿、军警索饷、公民示威等一系列事件，逼迫总统黎元洪下台。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总统。

　　[9]陈炯明（1878—1923），字竞存。广东海丰人。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副都督、都督，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任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1922年6月指挥所部炮轰总统府，公开叛变孙中山，图谋独霸广东。次年1月被孙中山领导的讨贼军击败，退守东江一带。1925年所部被国民革命军彻底打垮。

　　[10]1922年11月，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3千多工人罢工，迫使矿方同意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证工会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要求。

　　[11]1924年2月7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京奉、京绥、津浦等铁路工人代表在北京举行各路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推动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

　　[12]这里指1924年下半年上海南洋烟厂7千余工人罢工，苏州1万多机织工人罢工，浙江余姚1万多户盐民罢工等。

　　[13]工人代表会，即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直属广州工人代表会。

　　[14]1924年7月，广州沙面华工罢工，抗议帝国主义者在沙面租界实行不允许中国人自由出入的新警律，华捕随之也加入罢工，迫使租界当局取消了新警律。

　　[15]1924年10月，广东商团军发动反革命叛乱，反对广东革命政府，孙中山在工农武装和广大人民支持下坚决镇压了这一叛乱活动。

　　[16]冯玉祥的政变，即北京政变。1924年10月，倾向南方革命政府的冯玉祥率部从第二次直奉战争前线回师北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改组内阁，使直系军阀的统治瓦解。

　　[17]国民会议促进会，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和其他进步力量，当时为推进国民会议运动，反对段祺瑞御用的“善后会议”，在上海、南京、广州、北京、天津等全国各地成立的联合战线团体。1925年3月举行了全国代表大会。

　　[18]1925年2月，段祺瑞为使自己统治合法化，并抵制国民会议，提出召开善后会议解决国是的主张，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军阀头目及各省议会、商会、农会、教育会会长等。这实际上是军阀官僚朋分政权的会议。

　　(1)本文曾收入作者1927年自编《瞿秋白论文集》（未出版），并作了文字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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