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之土耳其|瞿秋白

国民革命之土耳其

　　国民革命之土耳其(1)（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

　　一、帝国主义与土耳其之资本主义发展

　　土耳其的革命党，大家都知道，最初是“少年土耳其”党[1]。虽然有人以为“少年土耳其”不成其为政党，然而他在土耳其革命史上，社会与政治两方面，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当“少年土耳其”派是政党，本来是不对的。“少年土耳其”派自己竭力避免“党”字，仿佛中国人“朋而不党”的成见，唯恐人家说他们有党见。组织上他们是一个秘密结社，与中国同盟会同样带着“江湖性质”，——最初叫做“统一进步会”（Ittihad ve Teraky）。一九〇八年土耳其革命前，“少年土耳其”派并没有党纲；革命之后几个月方才定出党纲来，其中的模糊矛盾，简直比机会主义最盛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党还厉害得多。原来的立宪主义变成了拥护《可兰法典》；原来的民族平等主义，变成了屠杀亚尔美尼亚[2]人的民族自大主义。……并没有一定的政治纲领，而只有许多不同的政治想望混而为一的化合物——土耳其初生的资产阶级的实际要求。

　　“少年土耳其”派的社会成分是怎样的呢？“少年土耳其”派是代表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可是仿佛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当时的土耳其还并没有现代式的资产阶级！何以如此？这却应当从土耳其与国外资本主义的关系说起。帝国主义用极细腻的方法侵入土耳其，占领他的经济生命。最重要的方法便是外债。——埃及、波斯、中国都是如此。克里米之役[3]（一八五四——一八五六俄土之战），土耳其在欧洲借了二十次外债，于是他便成了英、法、德各银行的债务者。这些国债利率都非常之重，所以等到一八七六年，单是利息一项，土耳其便要付一千四百万土耳其镑，国家收入总数不过一千八百万。破产即在目前，不得已而转利归本苟延残命，其实如此便是利上加利，担负更重（一八八一年）。不久，便成立了外国管理土耳其财政的机关“鄂托孟国债管理处”[4]（Conseil administration de la Dette Publique ottomane）——好像中国的税务司似的，——土耳其的烟酒盐税、渔业税、印花税都归他管辖。国债处的收入占了土耳其国库的三分之一。外国资本主义简直渐渐把土耳其国民经济的收入，完全握入自己掌握之中。当时所谓“鄂托孟银行”简直只存一个虚名，实际上完全是法国人的，而且独占土耳其的金融权，既是国家银行，又是商业银行。至于铁道的建筑和管理权，却又完全在德国资本家手里，——所谓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便是总机关。每一条铁路都有所谓“基罗保证”，就是国家发行的特别债券——每一基罗密达铁道，债券上规定价值若干，如巴达铁路公司（Soci’ ètè Impèriale Ottomm e du chémin de for de Bagdad），收入国家所给“基罗保证券”，每条值一万一千法郎，而实际上每一基罗铁路仅值六千至九千法郎。这些特别债券的利息又要许多租税去担保。土耳其的工业，也大半为欧洲某几个托辣斯[5]所垄断，如烟业完全归法国公司“Begie de Tabacs”所独占；叙利亚丝业实际上为里昂几个丝茧公司所垄断；棉业发展得很快，不久便集中于希腊工厂家之手，一部分为德国公司“Deutsche Levante inische Baumwoll en geschäft”所占有；葛腊克黎（Geraklee）的煤矿是德国公司的财产，荷北（Hope）[6]的铜矿为德国工厂家所独占……并且，土耳其和列强订的条约，使土耳其丧失规定任何专卖之权及增加关税率之权，——亦是协定关税制度。

　　外国资本家在土耳其有绝对的贸易自由，土耳其人反而受条约的束缚。土耳其财政部屡次想求列强批准增高输出税（从百分之十一增至百分之十五），可是直到欧战，始终没有成功。外国人呢，差不多绝对不纳租税；就是国内税则，不得外国政府同意，对于外国人也是不能生效力的。土耳其资本主义化了；可是土耳其在这种经济侵略之下，自己的工业资产阶级决无发生之可能，一切资产阶级的民权运动当然亦是如此。三十三年的英、美、德、苏丹的统治，极端的专制更是一个助缘：全国布满五万侦探，“自由”、“权利”、“联合”等字眼都被禁止；赂买威吓，无所不用其极，不用说普通的人，便是鼎鼎大名的政治家“《Ikoam》”报主笔亚黎基马尔（Ali Kemal）[7]都被政府收买；对于异族亚尔美尼亚人等施以残暴的敲打或屠杀——当时的政治统治是如此。不但政治有这些阻碍，经济上也是如此：畸形的病态的苏丹有许多迷信，禁止建筑电话、电灯、电报以及采取地下的矿物，甚至于命令没收输入的机器——因为他怕这些东西都变成暗杀他的工具（很象满清贵族）。这种情状之下，工业资产阶级当然不能发展；可是，甚至于商业资产阶级都没有，这不是更奇怪的事吗？

　　普通总有一种唯心论的解释，说土耳其人天性不喜欢商业，《可兰法典》又有种种限制商业的条文，因此，对外贸易完全在欧洲人手里，国内商业又大半属于基督教徒的土耳其国民——亚尔美尼亚族、希腊族等等。其实这完全不对。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市场之衰落。因为租税制度的苛刻，乡村人民简直没有购买力。田税向来是所谓什一税（Ashar），直到欧战开始时，抽取的还是物产，而不是货币，并且行的是包税制。什一税不过是一个虚名，包税人的作弊和滥用职权，使什一税变成六一税或七一税；再加其他税捐——农人一年的收获，差不多只剩三分之一是自己的。基督教徒的异族人民，却大半居住在城市里，他们不担负物产税和国家的力役，而且受欧洲列强基督教国家的保护。因此种种，基督教徒比土耳其人容易经营商业——实行那所谓“资本之最初积累”，而成商业资产阶级；这种积累资本的过程又常常是在土耳其国外进行的（如华侨）。希腊族和亚尔美尼亚族，因为民族上及宗教上的联系，往往侨居在希腊及俄国，他们在那里所积聚的资本，便输进土耳其的商业市场。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土耳其人对于亚尔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之后，昂纳托列亚[8]地方发现了土耳其资产阶级，可是数量上这一资产阶级实在微弱得很。

　　土耳其既没有工业及商业的资产阶级，便亦不会有乡村的所谓贵族的资产阶级（即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封建与资本制度之间的过渡阶级）；况且，摩罕默德第二[9]时，王权统一的过程十分激烈：贵族大都被杀，田地早已没收，所以土耳其已经早已没有贵族及阀阅制度。固然，地主制度曾经复活，可是已经受一尊的苏丹的限制：田地享有权每次只凭钦赐特权二十年——苏丹随时可以收回。因此，新的地主与田地关系少而与官职的关系多；他们的田地都不是自己经营的，而是出租给农民的。欧洲土耳其（马其顿等处）的田地制度却不同些：因为土耳其人征服东罗马时，对于东罗马人的封建制度曾经加以法律上的承认，经济生活没有起大变化，至今还保存着大地主和小地主。这种地主阶级与苏丹的关系密切，而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疏远。一九〇八年革命时，他们反对“少年土耳其”派最厉害，便是一个证据。

　　土耳其的社会结构简直是一个金字塔——中间抽去了几层中介阶级，只有一顶一底：最下层是农民，最高层是苏丹官僚、半封建阶级以及西欧资本家。上下两层之间，只有弱小的基督教徒资产阶级。

　　二、少年土耳其派及一九〇八年革命

　　然而土耳其国内的资本积累过程，在这种铁道矿山渐渐开发，消费方面渐渐的资产阶级化的社会里，决计不会不发现的。政治上经济上守旧力如此之强，真正的资产阶级不能产生，于是产生一种假资产阶级，代行他的使命——就是官僚阶级。国内市场既甚衰弱，又绝对不能与西来资本相竞，土耳其社会之中只有官僚阶级能实行“资本之最初积累”。官僚阶级积累资本的方法，第一便是贿赂，上下相效，简直是家常便饭。商业、工业、金融业完全在外人之手，除出官署实在也没有可以积聚资本的机关。第二便是包税制，包税人的违法作弊，各级官员的朋分陋规，都是从农民身上搜括来的汗血，甚至于中央政府的大吏也参与其事。第三便是大吏所享有的钦赐田亩，他那三四层的田租，尤其是剥削农民的工具。再则，第四，最重要的利源便是国债。每次国债成立，经手机关的官员最少得有千分之五的回扣，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法。一九〇三年一切国债转利归本的时候，所提的“手续费”竟占全数百分之五。一切租借地及军需品的订购等，当然亦有“手续费”和明的暗的回扣。靠这些来源发财的寄生阶级，人数是极其众多，当一九〇八年革命之后，“少年土耳其”派实行减政——单是国务院里一百四十六人中，便可以去掉一百人；财政机关里裁减一千五百人。可见土耳其的官职，在资本主义初期，简直和美洲的金银、菲洲[10]的奴隶对于西欧资本主义的作用一样。土耳其国内的“做官热”的原因，便很可以明了了。

　　可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亦已经有了他的根源。一切资产阶级都是从小资产阶级发展出来的。假使土耳其的资产阶级带着官僚性质，那么，真正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小资产阶级，亦带着官僚性质——智识阶级的胥吏。十九世纪之末，因社会的资本主义化，土耳其内已经发现了很多的欧化的政府机关，其中便不能没有新式的智识阶级。譬如军官和医生、电报官吏、国债管理处的簿记生及职员，以及其他欧洲式的机关或企业里的雇员。这些下级胥吏的生活状况非常之艰苦。新式胥吏常常受侦探的监视，每年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总有几个人充军到亚剌伯[11]及菲洲沙漠里去，或者直接送给军事裁判所。这种智识阶级很不容易找到职业，学校及法庭完全在回教教堂之手，新闻界又受政府严厉的监视。就是当胥吏的智识阶级的生活状况也不见得好：各官署都有世家盘踞着，位置高的都是八九十岁的老朽，各人又带着一大班亲戚私友；普通的智识阶级至多只能到第三等的位置。并且各官署欠薪欠得很久；每月只有十至十五利尔（土币名）的薪水，因此还要抵押给高利借贷的资本家，自己往往只剩得百分之六十或五十，甚至于有只剩百分之十五的。一九〇八年革命时，军队都赞成革命——亦就是因为欠饷。

　　“少年土耳其”派的社会成分，便是这种失业的智识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化的胥吏阶级。实际上，“少年土耳其”派大部分是大学生，医科大学的尤其多；其次便是新军军官及军官学校的学生。一八九四年成立于巴黎的第一届的“统一进步会”的职员里，便有四个是军医学生。随后便有侨居外国的土耳其文学家及新闻记者，如摩腊德白（Murad Bey）[12]等。一九〇八年革命中的重要人物：昂佛尔（Enver）[13]及尼亚齐（Niazi）[14]是少年军官；塔腊亚德（Talait）[15]是电报局的官吏……没有一个地主或资本家，甚至于一个商人都没有。“少年土耳其”派的社会成分是如此。所以一九〇八年的革命及随后的四次政变（一九〇八——一九一三）纯粹是军事暴乱（Pronunciamento），而没有普通的群众运动。固然不错，一九〇八年时昂佛尔及尼亚齐很受一部分农民的拥戴，然而只限于马其顿一带的回教徒。昂纳托利亚[16]的农民，简直一直睡到欧战终了。至于马其顿的基督教徒，那却是尼亚齐的日记上说得好：“他们跟着革命，无非是为着将来担心，因为现在没有出路。”

　　基督教徒的资产阶级曾经经过一时的革命热潮，在一九〇七年的时候，当时有过一次巴黎大会，联合了土耳其十三个革命团体，其中包括“少年土耳其”派、马其顿派及达师纳克察康[17]派等；可是革命之后，这基督教徒的资产阶级很决绝的转到反对“少年土耳其”派的方面去，成立了许多对抗“少年土耳其”的党派，如自由与和谐会（Hurrieive Ittiliaf）等，有时简直和帝制派合作。至于地主和世阀，那就简直实行武装反抗“少年土耳其”派。

　　“少年土耳其”派的这种社会成分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怪的——本来差不多是纯粹的小资产阶级竭力想取得政权，以便于自己的经济上的发展和政治上的统治。

　　三、欧战前少年土耳其派政府之民族政策

　　“少年土耳其”派的组织成分及社会根性既是如此，他的革命事业也就自然而然成一种大土耳其主义——鄂托曼主义[18]、回教式的军国主义。民族问题上，“少年土耳其”派和帝制派并无何等区别；统一进步党的发起人纳齐摩（Nazim）博士说：“只要雅典或是苏菲亚[19]地方没有人来宣传，我们可以给真正的自由；那时你们可以看见：——我们就很容易同化一切希腊人、阿剌伯人等，而造成一个整个儿的土耳其民族，言语文字完全相同；而他们（希腊人等）自己也要很愿意的欢迎我们这种意思呢。”（参照中国国民党以前的五族同化论）

　　“少年土耳其”派执政的时候，竭力实行这一民族政策。其实土耳其的民族问题非常之复杂，不容易解决。根本原因便在于：除昂纳托利亚地方以外，其余各区的土耳其族都是少数；——阿剌伯、美莎伯达美亚[20]、苦尔其斯坦[21]、亚尔美尼亚地方，所有的土耳其人只是很少数的官僚兵卒，和当地的居民不相融洽的。而且土耳其人比那些异族的文化程度都低。这些地方的人看着土耳其人终究是征服者。所以他们的分权主义是很自然的现象，他们要求行政上的自治，以至于政治上的独立。帝国主义的列强，便利用这些，煽动小民族反对土耳其，其实也想瓜分土耳其。

　　法国对于叙利亚特别用功夫——他和叙利亚从十字军东征时起便已经有商业关系。法国每每以保护东方天主教徒为名实行侵略。天主教堂便是宣传法国言语及文化地方，每次政潮他们总在暗中指使；天主教堂上总插着法国国旗，教堂里礼拜的时候法国领事总占上宾之座。而且在一八六一——一八六二年法国借口基督教徒的被殴，占领黎房（Livan），宣布黎房是自治区，以基督教徒为总督，受列强的监察，当然第一便是法国。

　　当时的英俄，对于亚尔美尼亚亦是如此。英国利用新教徒，暗中允许亚尔美尼亚独立；可是苏丹割地供献之后（吉普尔岛）[22]，马上便食前言，所谓帮助独立，绝对没有再提。俄皇政府也和英国竞争。然而他们的独立口号——帝国主义的阴谋，纯粹是哄骗弱小民族的，因为列强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上与弱小民族相反，不过一时的利用，比不得各国劳动平民自由联合的要求，确有互助的经济基础。

　　“少年土耳其”派却因此矫枉过正，竭力遏制民族解放运动，根本否认他们的自由；因此，土耳其的各民族更容易受列强奸狡的宣传。土耳其国内的各种革命流派，也因此早就自相冲突起来。

　　“少年土耳其”派的这种政策，纯粹是他资产阶级的根性。基督教徒既然大半是城市居民，而且垄断国内的商业市场，“少年土耳其”派执政之后，便首先剥夺苏丹所谕允的一切城市居民的特权；以前基督教徒不必服兵役，只要多纳一种力役税，如今便要他们实行军事义务，可是，又剥夺他们当军官的权利。小民族的反抗，三次都受“少年土耳其”派政府的惩罚（最后一次是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对于亚尔美尼亚人的残杀）。这种政策的目标，无非是要造成一整个儿的土耳其帝国——甚至于竭力禁止小民族学习自己的言语文字，——这种大帝国便是土耳其资本主义发展所急需的。

　　大土耳其主义的宣传亦便根据于此。他们的理论：要从叙利亚到白史海尔[23]，从俄国复尔嘉河[24]到地中海，建筑一邱尔民族（土耳其）的大联合。其实，有些地方早已成异族经济的基础，他们却想生生的把土耳其资本主义强纳进去。

　　四、少年土耳其派之社会政策

　　社会问题上“少年土耳其”派根本上是极反动的。革命以前，“少年土耳其”派里便分了两派：一派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派；一派是狭义民族主义的守旧派。守旧派的首领在国外是黎若（Risa）[25]，在国内是纳齐摩博士——实际上是统一进步会的中坚。他们看见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经验，吓得不敢谈起私有制度的变更，“革命只是政治的，千万不可以变成社会的。”“少年土耳其”派得到政权之后，果然，立刻便竭力否认土耳其有社会问题。就只农地问题上在马其顿地方稍微有些改良，还是利于地主的；再则，便是欧战开始的时候，颁布了几条法律——允许法人公团享有田地和定了估定地价的规例。除此以外，什么社会问题都不准讨论。社会主义者符腊霍夫（Vlahov）在第一届国会提出扩大农民享用田地权的议案时，内务总长声明这个问题不能讨论——因为《可兰法典》禁止干涉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这种反动意见常常得国会全院的赞同，不问议员中平时的派别。

　　劳动问题上，“少年土耳其”派的反动性亦是如此。当一九〇八年革命的时候，史汤蒲勒[26]及史美尔纳等地方的工人都行同盟抵制及同盟罢工，反对西欧资本家和苏丹，赞助“少年土耳其”派的革命。可是，“少年土耳其”派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之后，便将以前和工人及手工业者的一些儿关系完全断绝；一方面根于他们资产阶级的天性，别方面受外国资本家的逼迫教唆，对于工人简直大施虐政；第一届国会里便通过禁止工会的法律。随后一切罢工，都受镇压，简直拘捕罢工首领，用军警屠杀工人。

　　农民问题上，他们既然不能除地主制的恶弊，劳工问题上他们又压迫工人；“少年土耳其”派的资产阶级性已经显然可见。他们设立了国家信用银行，许多官商合办的公司，大大发展投机事业。土耳其的军国主义，革命之后日益加厉（军费占国家预算百分之三十七），亦仍旧是因为积聚资本的来源，在于滥借外债和购办军需中的回扣及贿赂。此外，虚额领饷亦是军人资本主义化的一种原因。

　　“少年土耳其”派既然只代表土耳其的幼稚资产阶级，实行反动的狭义的民族自大主义，镇压基督教徒的资产阶级和农民及工人，他们便不得不与反动势力的回教的神权阶级合作。于是发现所谓大回教主义——真是民族自大主义的好工具，亦就是军国主义的护身符。君士坦丁重新出现“回教统一会”、“大回教主义会”等，四处派传教师到印度、菲洲去宣传，鼓动民族的宗教的恶感，酿成殴打屠杀异族人的种种惨剧。

　　五、欧战后土耳其之国民革命及其政党

　　欧洲大战之后，统一进步党（少年土耳其）已经消灭了；他们的首领都逃亡外国，而普通党员却融化成了国民党（Nationalisfm）。国民党的社会成分是甚么呢？——他的资产阶级性是明显的。

　　一九〇八年的革命已经是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兴起。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又稳固了些，一班胥吏式的智识阶级都围绕着他们。欧洲大战中，土耳其一方面与西欧各国隔绝工商业的关系，别方面军需的购买运输又大大的增多；土耳其的工业家及大商人，都在澈底的铲除希腊及亚尔美尼亚人的资产阶级的势力，——所以他们，土耳其的资产阶级，已经得到很巩固的经济基础。

　　欧战四年中，土耳其资产阶级所接触的只是德奥资产阶级。可是德奥资本家所经营的，纯粹的吸收原料和运输军需品的勾当。所以德国人在小亚细亚大发展其煤矿和煤油矿，建筑罢葛达德铁路[27]——纯粹为军事用的，其余便是兵工厂等。德奥的军国主义化，使土耳其对于他们不成其为一种销售工业品的市场，而只是军需品之制造及取纳的场所；于是土耳其自己的工业便得着发展的极好机会。譬如纱织、制履、家具、衣服等小工业都有相当的发达。虽然战事对于经济的恶影响也曾波及土耳其国内，资本缺乏、技术程度很低，——然而“少年土耳其”派政府的保护关税政策，已因欧战而得施行；这期间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发展是无可疑议的。总之，土耳其本国工业的发达，商业机关的扩大，为政府经营食粮及购办军需——凡此一切都是资产阶级发生的原因。

　　农业方面亦是如此；战前土耳其的大农业不能发展，因为有美国和俄国的食粮输入，竞争太剧烈。战事一开，大农地主便独占了国内市场。同时，因为牲畜的减少及租税的加重，小农及中农都逐渐无产阶级化，而田地便集中到盘剥重利的富豪或地主手里去。于是发生一种资产阶级化的地主——富农，贩买食粮的大商人，大半是包办军饷的。

　　塞佛尔和约[28]重新使西欧资本在土耳其取得霸权，而且使土耳其的亚尔美尼亚及希腊人做他们的商业代理人。自然，这种政策要引起刚刚巩固的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大反抗。战后发现的土耳其国民大会及昂戈尔会议[29]的代表，商人占百分之四十七，胥吏式的智识阶级占百分之二十，回教师占百分之三十，半无产阶级的份子占百分之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是很明显的。

　　可是，他这种成分，也就是土耳其国民运动政治上散乱不定的原因。昂纳托利亚地方到处都组织“民权保障委员会”，确实是强有力的机关，而且是资产阶级独裁制的机关，联合社会上某几种阶级。这种国民运动，还绝对不成其为政党，不过是许多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团的暂时的结合。

　　国民运动的首领基马尔[30]将军常常说：“分成党派是危亡的先兆。”——他唯恐内部起政治上的分化。然而民权保障会里包含着商业资产阶级、农业贵族和神权阶级——已经含孕各种不同的利益和互相冲突的政治倾向。

　　土耳其国民运动的开始，他的政治上的方针其实和“少年土耳其”派差不多的温和。《世界裁判前之土耳其》一书（La Turquie devant le Trilbunal Mondial），可以代表国民运动派的政纲，他说：“少年土耳其派同化小民族的政策是很正当的；不过少年土耳其派太不接近小民族；同化政策只要有极宽泛的自由主义与之相伴而行。”对外政策方面，国民运动派最早也是很温和的。——他们想美国帮助，“主持正谊”。直到君士坦丁国会解散之后，要引起民众实力的自卫，国民运动派方才开始左倾。

　　国民运动的领袖常常说赶紧要改良民生，甚至于说到社会革命。报纸上往往论“民权保障会”是和俄国苏维埃相同的。他们并且竭力联络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如“绿军”及“哈勒絮摩腊”等团体。（“绿军”和“哈勒絮摩腊”其实是一个团体：前一个仿佛是社会党，后一个是他在国民大会里的一系（traction）——大都是农民、手工业者及智识阶级。）

　　哈勒党虽然主张改良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然而决不是社会党。他们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甚至于是帝制主义者，——因为他们与回教及苏丹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首领便是著名的大回教主义者汉都拉·苏白希（Hamdulla Sybhy）[31]。可是他们的党纲却能把大回教主义、狭义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甚至于那自成其为一种的民生主义都混淆一起。对于社会问题，他们的观点是：“本党根本的目的——为平民服务，务求普遍平等的福利，拥护他们当得的权利。体力及智力的劳动者——农民、工人、智识阶级、手工业者、教员、胥吏及下级雇员——这些人是人类真正的服务者……”对于经济上的对外政策很有意思：“外债和租界都是侵蚀无权力无自由的平民的，简直是一条锁练（卖身契），而且使资本家的剥削得以侵害并统治平民。”政治上的纲领便是各地方民选议会，议会主席就是当地的行政官。经济政策，便是“均无贫”三个字——没有地的人，由政府颁发田地。其余的条文都是社会空想家的乌托邦。可是，最有意思的，便是这党的领袖承认这些政纲都是合于回教的旨的（因为土耳其没有孔教）。

　　国民运动派竭力利用哈勒党是很明显的事实；他们利用左派镇压反动的右派气焰。同时，一九二〇年土耳其共产党也成立了。国民运动派最初利用他，随后自己竭力到无产阶级中去宣传很激烈的主张，想用这个方法夺取共产党在民众里的信用。基马尔最初对于共产派十分表示好意，他写一封信给土耳其共产党首领苏白希说，“为救国起见，不能不预先防止过分激烈的要求，恐怕要损害国民的统一和对外的抵抗力（阶级斗争足以破坏国民革命）。因此，土耳其国民大会谨慎和缓地在这里实行社会革命呢。”双方策略上虽然不同，基马尔始终请共产党派代表团加入国民大会主席团；还声明自己在原则上（主义上）和政见上完全与共产党相同。不久，国民运动派竟设了一个“官办共产党”——大约是故意要破坏共产主义的信用的。官办共产党表面上说遵从第三国际的政纲，却同时承认回教亦是社会主义的根据——因为“共产主义是宗教的道德的行善主义”（因在土耳其没有孔教，否则……）。这一官办共产党的党员是政府派定的，——大半是大商人、工厂家、著作家，如摩哈埃定（Muhaedinbey）等，向来否认土耳其有社会问题的！

　　国民运动派对于左派——哈勒党和共产党的好意，一直到他们自己地位稳固和战胜了希腊人之后才变更的。战胜了希腊，国民运动派渐渐有和协约国妥协的趋势，便想各种方法摧残左派。一九二一年初，忽然说哈勒党谋叛，因此便解散了他。同时对于共产党也实行通缉；苏白希一家和几位重要的共产党领袖逃向西部，就此失踪，大概是被人推堕海里淹死了。

　　于是，所谓国民大会便日渐右倾，竟成了军政国家。据一个基马尔派的军官说：“直到如今，昂纳托利亚的民政，甚至于国民大会，都没有训练，没有纪律，大家不明白国家的公共利益。……所以基马尔要委任强有力的军人（菲夫齐）做昂戈尔国务会议的主席。”

　　国民运动派原来的社会主义，改善民生主义，到此便不谈了；仍旧又回到大土耳其主义和大回教主义去了。这是因为“少年土耳其”派又重新活动起来；当初昂戈尔地方不许他们居住，可是各省及乡间他们都有极大的宣传；等到一九二二年春天，内阁改组，“少年土耳其”派居然在内阁里得了四把总长交椅。

　　民权保障会本是自下而上地发生的，现在都消灭了，却变了军政独裁的统治；最初很模糊的民族主义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相混淆的口号，如今也抛弃了，却变成了纯粹资产阶级的党纲。——战胜希腊及统一土耳其时的国民大会政府的性质，便是这样。

　　六

　　昂戈尔国民大会政府的政策，照上面的情形看来，决不会是很果决的、很一贯的。固然，国民大会曾经有没收回教教堂的田地、铁路国有、普及教育等的政纲。然而实际上国民大会的立法，仅仅决定了：叛国罪的意义及惩罚、国民卫生条例、禁酒条例、赦免法以及取消或否认君士坦丁政府的行动等的法令。至于真正的社会政策，可以说丝毫没有——虽然关于这一项的法令多至三百八十种。

　　土耳其国民政府已经经过了两个时期——就是上一节所叙由左倾而右倾的过程。

　　旧时代的土耳其政制本来太集权，而且官僚制度的流弊太多。国民政府初兴时，便首先打破这个集权制（一九二〇年）。国家组织以乡村为单位；每村选一民权保障会，这村委员会以次递选上去，直到国民大会的主席团。各级委员会在自己区域内完全有统治权，同时服从上级委员会。土耳其人每每喜欢拿民权保障会和俄国的苏维埃相比拟，殊不知道，苏维埃选举有产业关系——工厂选举或工会选举；而且俄国的召回权完全属之于选民。

　　等到国民运动派的地位稳固了之后，这种革命式的政制，简直渐渐的消灭，官僚制度又复兴起来。一九二一年一月里在国民大会通过的根本法，限制各级委员会的职权，对外政策、国家经济、内务、军事全都归中央直辖；而且各省长官也由中央委任；再加上中央监察官制——简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集权的官僚制度。这便到了国民政府的第二期。

　　政制改变之后，地方上的政权完全到了资产阶级之手——富豪巨商反成了“国民运动”的中坚。最高的立法权及行政权完全归之于国民大会，“根本法”上说明只有国民大会能制定法律、改革政治，而且必须“根据《可兰法典》及民法，以时代潮流及民众生活为标准。”国民大会每两年选举一次；选出后再由国民大会选举内阁。

　　土耳其现时的财政，仍旧是很窘。——战前每年有亏，因此借了不少外债。国家的经常收入，有：什一税、地税、牲畜税、所得税等。军役税曾经废除过，现在又恢复起来，只利于资产阶级罢了。什一税的包税制也曾废除。——国民大会曾经把这一种定作地方税，归下级民权保障会管理，可是不久又恢复了原状。其次，便是关税，——收入却很多，对外贸易的输入税率定得很高，——这是因为参加欧战的原故——税则大约是值百抽三十。至于特别收入，就是赔款和爱国捐。国家支出的现状，可以看一九二一年国民大会上通过的预算表：

　　

　　海陆军的军费几占全部预算之一半，——防御帝国主义的进攻时，固然也不能不如此；可是宪兵及警察费也三倍于教育费，其余各部所得更少，简直不能有丝毫发展。

　　经济政策方面，国民大会竟能禁止外货的输入——只准原料、机器及半制品输入，土耳其资产阶级因此得独占国内市场。对于农民的租税，却丝毫没有减轻，——至于农地问题更没有能解决。

　　土耳其的农地问题（agrarian question）是很奇怪的，——“少年土耳其”派和“国民运动”派都说土耳其没有农地问题；“差不多已经是共产主义了”！亚洲土耳其总共有一，八〇〇，〇〇〇平方基罗米突田地，其中只有八，〇〇〇，〇〇〇平方基罗米突是已经开垦的。——只有十分之一[32]。可是，荒地虽如此之多，农民却尽着做人家的佃户，做国家的佃户。国有田地非常之多，私有田地确是很少，尤其没有大地主。然而：一则国家（政府）对于农民的关系简直和农奴制差不多——力役、物产税、额外征收，都是农民负担的；而田地的移让、承继，甚至于耕种使用，都很受限制。二则农地立法上并没有断绝产生大地主的可能，至少可以由富豪承租国家田地——现在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了。至于小农所使用的田地，却都随时可以受政府的剥夺的。欧洲大战，英希的武力干涉，使农民丧失了不少牲畜和农具，完全用于军事；农民大半无力继续经营自己的经济，——于是，失地失业的农民一天一天的多出来；佃户多而小地主少，也是因此。

　　最高国民大会曾经下了一个“自由垦殖令”——没有人种的田地，农民得自由使用，不用出钱给田主；法律上不动产的规定也变更了些；贫农得无代价的砍取林木等的法令也颁了好几种。然而这不是积极的解决农地问题，却是消极的避开他。同时，牲畜税增加了五倍；印花税以及其他间接税，增加了三倍，——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是显而易见的。

　　土耳其以一“半自然经济及半神权制度”的国家而不得不行资产阶级的革命，——当然，这种文化程度落后的资产阶级不会解决社会问题，以巩固国民革命的胜利。

　　一九二二年土耳其战胜希腊之后，土耳其国民运动派的资产阶级性便完全表露出来了。国民大会政府若要巩固国民革命的胜利，必须有赞助劳动阶级的勇气，不然呢，他和帝国主义妥协而牺牲民族及平民利益的时候快到了。

　　此篇根据克略仁（Kriajin）一九二三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做的——原文登在《新东方》第三期上。——土耳其战胜希腊之后的政治变化，因没有材料，所以未及详论。

　　原载1924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四期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少年土耳其党，今译青年土耳其党，又称统一进步党、统一进步协会。1889年成立于伊斯坦布尔。

　　[2]亚尔美尼亚人，今译亚美尼亚，俄国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外高加索中南部，也有部分散居在土耳其境内。

　　[3]克里米之役，今译克里米亚之役，亦称东方战争。1853—1856年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联军之间的战争，因主要战场在克里米亚而得名。

　　[4]鄂托孟国债管理处，今译奥斯曼国债管理处，实际上是英、法、德等债权国管理土耳其财政的机关。

　　[5]托辣斯，今译托拉斯。

　　[6]荷北，今译霍帕。土耳其东部港口城市。

　　[7]亚黎基马尔，今译阿里·基马尔（Ali kemal），土耳其政治家，当时任Ikoam报主笔。

　　[8]昂纳托列亚，今译安纳托利亚，地区名。大体上相当于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9]摩罕默德第二，今译穆罕默德二世（MuhammadⅡ，约1430—1481），土耳其苏丹、奥斯曼帝国的建立者。

　　[10]菲洲，今称非洲。

　　[11]亚剌伯，今称阿拉伯。

　　[12]摩腊德白，今译摩拉德贝伊（Murad Bey，1853—1912），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宣传家，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之一。

　　[13]昂佛尔，今译恩维尔（Enver Pasha，1881—1922），土耳其军官、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之一。

　　[14]尼亚齐，今译尼雅吉（Niazi），原为土耳其军官，1908年率部起义，反对土耳其苏丹的统治。

　　[15]塔腊亚德，今译塔拉特（Talat Pasha，1872—1921），早年任邮电局官员，后成为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1913—1918年为青年土耳其党政府“三执政”之一。1921年在柏林被暗杀。

　　[16]昂纳托利亚，见本文注⑧。

　　[17]达师纳克察康派，今译达什纳克派或培希纳格会，土耳其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1907年并入统一进步党。

　　[18]鄂托曼主义，今译奥斯曼主义，亦称泛突厥主义。泛突厥主义宣扬土耳其资产阶级地主集团的沙文主义思想，认为土耳其应当统治一切操突厥语的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广为传播。

　　[19]苏菲亚，今译索非亚，保加利亚首都。位于索非亚盆地南部。

　　[20]美莎伯达美亚，今译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河的中下游地区。

　　[21]苦尔其斯坦，今译土耳其斯坦，中亚古城之一，位于锡尔河下游、苏联哈萨克南部地区。

　　[22]吉普尔岛，今译塞浦路斯岛。

　　[23]白史海尔，今译巴什基尔。现在苏联乌拉尔山南段西坡及卡马河支流别拉亚河流域。

　　[24]复尔嘉河，今译伏尔加河。

　　[25]黎若，今译里扎或李萨（Ahmed Risa Bey，1859—1930），青年土耳其党内的守旧反对派，实证主义者。曾在巴黎主持出版《梅什韦雷特》半月刊。

　　[26]史汤蒲勒，今译伊斯坦布尔，土耳其最大的港口城市和工商业中心。

　　[27]罢葛、达德铁路，今译巴格达铁路。

　　[28]塞佛尔和约，今译色佛尔和约，又译“塞夫勒条约”。1920年8月10日，土耳其同协约国在法国巴黎附近塞夫勒签署的和约。条约签订后，因土耳其人民的反抗未能实施。后为《洛桑条约》所代替。

　　[29]昂格尔会议，今译安卡拉会议，即土耳其大国民会议。1920年4月在安卡拉召开，决定建立土耳其国民政府，由基马尔担任临时总统兼国民军总司令。

　　[30]基马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一译凯末尔。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31]汉都拉·苏白希，今译穆斯塔法·苏布希（Mustàfa Subhi，1882—1921），土耳其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

　　[32]按10分之1计算，前面的数字有误。

　　(1)本文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各节都加了小标题（缺第六节标题），个别地方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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