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瞿秋白

俄国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

　　俄国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1)（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四日）

　　一、统一的国家规划

　　十月革命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进于无产阶级独裁的社会之突变。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使私有财产制发展的，是无政府的经济组织；无产阶级独裁的社会是使私有财产制渐死的，是有规划的经济组织。实际上，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无产阶级独裁制方能实现；只有无产阶级的有规划的经济组织里，私有制度方能渐渐消灭。因为有规划的经济组织里，才能真正提高技术程度，减少每人的工作时间，享受机器文明，而一切生产工具方不得不由社会公有；人人只须在生产、分配、文化等各机关稍尽劳动之义务便可享受一切“社会的生产品”；可是有规划的经济却是资产阶级的根性所不能容的；所以非由无产阶级独裁，决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于此期间必不可与以政权，否则他们虽只少数人也能操纵；一切劳动法及税则等，凡不利于他们的，他们至少要用赂买手段力谋推翻，甚至于用更卑劣的方法。因此，资产公有的必要条件，首先便是使暂存的资产阶级俯首听命，——服从社会（劳动）的规划，——那就是先剥夺他们的政权。（至于象江亢虎先生之流，既主张资产公有，又说选举权可以给地主资本家；实在是荒谬无比的大笑话。）其次，资产公有还不仅是管理集中于国家而已；必须机器技术的组织，能使人没有独自享用生产工具的必要时，方有完全共产的可能；那无产阶级的国家之集中管理资产，不过是行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

　　照理论而说，最集中的经济，如工业及运输亦就最容易归无产阶级独裁政府管理；至于小农业、小手工业、农家手工业，就比较的难了。工业及运输是现代文明技术的组织，便于公有，而且生产力最强，亦利于国有，——是共产主义的基础。十月革命之后，最注意的去改组的，便是大工业和运输机关，——然而要改组成共产主义的基础，就应当有统一的计划。

　　统一计划的第一步，便是核算工业机关的成绩和基金；统计各工厂企业及人民的需要；既得需要的总量，再计算国内的富源，便可以规定各工业内及工业与其他经济之间的比例。

　　俄国革命后，最初便为着决定工业里的统一计划，设立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下简称最高经济会），他的职务便是：一、决定并实行统一的计划；二、整顿工业，分别工厂的种类：——何者当收归国有，何者当暂留于私人；何者当加紧工作，何者当暂停止，何者当供给以燃料、原料、货币；何者可取其生产品；何者当自此一区域移置彼一区域；何者当与以新制生产工具；何者可取去一部分多余的生产工具；此种种分配的数量若干……。

　　二、“战时的共产主义”时代之经济管理法

　　三年半的战争已经把俄国工业的性质变更了不少。军事工业特别发展，而所谓“和平工业”却大受毁伤。革命之后的最高经济会本来就很难着手。况且资产阶级决不甘心俯首听命，剧烈的斗争是不可免的，除非不要社会主义。于是种种反革命的战争又起。不但如此，资本家都逃亡国外，封闭小工厂，——所“留与私人”的，那些私人却不要，否则也是怠工，不听规划。再则，他们运现金出境，故意毁灭工厂的统计簿籍。外国的资本家又封锁俄国，以致于俄国工业没有机器等的来源，并且当时需要的原料、食粮也不能输入；——原来1918年末各国陆续断绝与俄国的外交及经济关系，所藉的口实虽不同，而大致都是看出俄国革命的胜利，已非在使馆内暗藏反革命机关所能扑灭，所以决然以封锁及军事政策来镇压；俄国方面却抱定：“假使一时欧美革命不能成功，必然不当先断通商关系”的宗旨，所以一九一九年春立刻就对英国提出通商谈判。——总之，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宁所发表的经济政策便是现在所行的“新”经济政策：实行国家主义，小工业出租，自由商业，外国租借区。此种对内对外的经济政策竟因内外阶级斗争之剧烈而不果行。吴稚晖先生所谓“并列宁亦大坍其台”，恐怕要说的是当时这种政策的不能行；却并不是后来“减低其主义，遂要求与各国通商”的坍台（吴稚晖先生语，见十月九日北京《晨报》副镌）。既如此，可见当时国内国外的反革命引起新战争，和平政策暂不能行，“遂提高其主义”而行战时的“共产主义”；——其实那里有共产主义，不过适应当时战争形势而继续战时状态罢了！然而要知道：这是必须的，非此不能拥护住苏维埃政府，更不用说行新经济政策了。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旧”经济政策是怎么样的呢？

　　一、工业　不但大工业、银行、矿山、铁道完全收归国有，并且小工业亦归国家管理。这是因为小企业家不肯受劳农政府的节制及劳动法的束缚，都遁逃国外干反革命事业去，以冀完全夺回已丧失的社会地位。可是劳农政府却并没有代小资本家保护产业的义务；这些小企业现在对于俄国无产阶级亦是建设新社会的材料，——小资本家既不要，便直接归国有。其次，手工业的生产亦受国家监督。差不多俄国工业全部都在革命政府手里，与最高经济会原定计划不符；于是实际上他亦决没有可能去管理规划一切小企业及手工业，使尽合于经济建设的目的，——因为技术上这些小经济本来就无从集中的。当时的行政完全因为军事的便利：——反革命四围紧迫，新成立的政府承四年欧战之后一切军备粮草异常缺乏，其势非如此不能将实有的生产力完全集中于战争用品（如军装、枪械、兵粮等），亦即非如此不能自存。那时的工业管理法大半都集中于中央政府；于最高经济会之下设立各业总委员会，于各省设地方经济会，亦直隶于最高经济会，——所谓“总委员会主义（Glavkism）”。这种制度是否利于经济建设？——不利！因为有许多小企业不宜于集中，并且不宜于国营。一切生产分配完全受中央的命令，亦与经济建设并无益处。这种制度仅仅利于统一的军备供给计划而已。

　　二、农业　那时农业里行食粮均配法（Prod－razvestka）：农民自己的余粮尽数交纳于政府，以供军需及城市居民。城市工业品酌量发给农民。可是发给的工业品与征收的农产品决不能相抵，实际上是无代价的没收。——因为工业品少至极点，而农民所需要的物品尤其没有功夫制造，——工业所制造的暂时都是军用品。这样的制度是提高农业生产的不是？当然不是！农民日用品及农具尚且不完全，食粮又不能屯积，生产力只有因此而低落；那里能发展进步，直达电机生产，废除小农制，而进于真正的共产主义呢？可见这完全是为着暂时供给军需起见而已。白党军队有英法的供给，有新制的枪械，——难道劳农政府便应当死守着预定的经济政策，不以果断手段执行作战计划，充分供给军饷，而使赤军枵腹从而自取败灭么！

　　三、商业　工业品既完全在国家手里，农产物又受政府的征收，市场上当然已经没有货物可以交易，商业不禁止而自禁止。分配的事业暂时完全由政府担任。这已经是社会主义么？那里会是！商业的消灭，必定要各业生产不但确有规划适如所需之量，而且社会里已无个人独立的生产。如今农工业生产量非常之少，而且小手工业的生产居多数：——分配不能满足社会的总需要，有机智的人便会设法作弊，私自盗取官物或隐匿应当交付政府的余粮；个人生产者的目光只看到自己劳动的结果，更不甘心无代价的交给社会。这种状况难道能说商业真正消灭，社会主义已经实现？劳农政府当时的禁止商业的动机非常简单：“一切生产品当归革命政府暂时支配，以拥护革命达将来经济改造之目的；故现时虽不宜禁止，亦非暂时停止不可，否则食粮及工业品流入市场，政府便无从作战，以克服反革命。”至于国外通商，劳农政府向来便不拒绝，而且非常之欢迎：自有资本主义以来经济机体已成世界的，难道建筑万里长城闭关自守便是社会主义？要知道封锁问题，自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间各国报纸宣传两载，——所谓“封锁”，当然是协约诸国不愿和俄国通商，想借此致他死命，难道是说俄国封锁全世界？（有一个事实：一九一八年二月俄国便派嘉美聂夫[1]到法国去；可是法国不许他入境，回来还被捕于芬兰。这是谁不要通商？一九一八年西历二月离十月革命不过三个月，新革命政府刚刚开始行政，整顿外交通商事务，也已经立刻着手；——吴稚晖先生反说是“后来减低其主义”。）

　　总之，当时的经济政策实际上说来仅仅是军事政策的一部分，并非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然而亦不是错误的政策，而是俄国革命历史上所不能免的一时期。

　　三、新经济政策

　　一九二一年春，那一时期便完全过尽了。白党的暴乱都已肃清。资产阶级从前不肯受劳动法和税则的束缚，现在也已经看清了局势，但愿有几个钱赚，什么政权也不要了。列强从前的军事阴谋和经济封锁都不能歼灭赤俄，现在也和声和气来开始通商谈判了。国内战事完全停止，便可以裁减军队（自五百万裁至六十万）。军事时期的经济政策当然可以废止，而进于和平的经济建设事业；本原有的计划进行以达社会主义，——所谓“新经济政策”。

　　一、工业　大企业、银行、铁道、航路、矿山等仍由国家管理。各企业自成一经济单位，再联结同业而组织“新第嘉”（Syndicat）[2]或“托辣斯”（Trust）[3]，遵从最高经济会的规划一致努力进行。分别种类：何者属于地方，何者属于中央，何者交与劳工协作社，何者出租于私人……可是现在已经是“出租”而不是“留与”私人了。——因为既已完全收归国有，原有主已丧失其民法上的继续所有权；——现在“你爱租不租！”出租的条件便是一定的租费、年限、劳动法以及种种税则。小企业的承租人钱是有得赚的，可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一方面能辅助国内消费品生产力的增加，别方面不侵犯劳动者的权利。手工业者便可以组织协作社，于一切税则上都能享优待条件。于是统一规划得以开始，——从前军事式的总委员会当然废止，那并不是真正的经济集中。工业经济里的国有企业纯粹可以依统一规划进行的；出租的小企业便只能监督到一部分；手工业的生产协社对于国家的规划尤其要少遵守些。这都是按着技术组织的程度而定的。其他经济里（如农商业）的国家规划性的程度亦是如此去定。

　　二、农业　从前军事时期的食粮均配法现在便可以废止了。不但可以废止，而且应当废止。于是行“食粮课税法”（Prodnalog）。小农经济的振兴，第一便当提高生产力。小农每户耕种十余亩，所用的工具是木犁、铁耜，所组织的经济区域是一家数口，——教他如何共产法！共产不仅是把自己生产品给人，或是取别人的生产品，而是大家在一大经济组织里共同生产，共同享受。譬如制钉的工厂里的熔铁工人，假使他用到一只钉，他必定不能知道：这钉是从他所熔的那一块铁里所制成的。——何况他在共产社会里不但用钉，还要穿衣、吃饭、看戏、读小说呢。现在俄国的农民却并非如此，社会也还不能完全供给他们的需要；所以要提高生产力就只能行食粮课税法。什么是食粮课税法？就是依农民生产及食口的多寡定一税则，使他每次收获后，交纳百分之几。其余的农产品，可以自由出卖。再则，政府提倡农民组织协社，或者耕种，或者做手工业品。既有集合的组织，便可以辅助之以机器，增高他们的农业生产方法，扩大他们的经济组织：使百人共有一千亩而分工耕作，谁也认不出来那几亩是自己的。对于协社的课税比个人的轻。不但如此，政府有“苏维埃农场”，与国有工厂一样办法，实行国家雇用农场工人，可以组织极大的经济，应用电犁。然而现时这种农场数还很少，只能供给农民以改良的种子，并且作为模范的农场，以事实证明大农场的利益于农民；使他们愿意共同组织，合资购办机器，取消私有的小经济制度。要知道：俄国土地国有令的意义仅只等于没收地主的法令；并不能以一纸命令尽变小农为大农。现在田地禁止买卖，是国有的意义；仍旧是大多数农民经营个人的农业经济，是私人享用的意义。明白俄国土地制的这两种意义，便可以知道：何以要行食粮课税法。此处国家的统一规划只及到“苏维埃农场”，可是渐渐计划设立农村电站，现已有几处，将来发达，自然可以消灭私有制。

　　三、商业　既然工业里有出租的小企业，农业里有食粮课税法，商业当然恢复，并且应当赶紧恢复。因为国有企业及机关亦应当依商业原则去经营，——那军事式的分配不过使全国暂变成军营，每人领口粮而已。国有大企业的发达既还没有供给全国消费的可能，当然要以货币交易的原则供给国内某几部分人，所以要商业。分配既以商业为原则，又辅之以协作社的方法：以前早已有的全俄消费协社总会（Gentro Sous）已经组织三分之一的俄国人民，到现在便更发展。自由市场中难免竞争操纵，所以要发展消费协社防止流弊。国家的统一规划在商业里亦只及到国有商铺，稍稍能及消费协社。

　　其次，财政机关却完全操诸国家之手：农民、私人企业家、商人、各种协社、以至于国家机关的金融都受国立银行的调节。铁道、航路、关税也在国家之手，可以操纵自如。至于国外通商和外国资本家的租借区办法；那么，通商归国家及消费协社节制；外国资本家承租企业或矿区，却照国内资本家承租小企业一样办法，条件格外严格些，——不守俄国法律便不租。通商与外资对于社会主义的国家亦是很重要的。——无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时候，由通商及外资所得的利益亦是增加这无产阶级新社会的经济力的。况且西欧资本家的经营，又可以增高俄国的技术程度。

　　总之，在新经济政策之下的俄国可以分三方面说明：

　　一、由现状而论。——凡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于消费方面有协社帮助他取得廉价的消费品，有工厂或机关供给他住宅；在生产方面有职工联合会及劳动法保护他的权利；在政治方面有苏维埃行使他的政权。至于商人及企业家，凡是剥削他人劳动的都限制于一定的范围以内；所住房屋是租国家的，所经营的企业亦是国家的；或者所耕的田地是国家的；没有政权；他的物质生活亦许比劳动者好，因为他赚钱多，然而资产阶级制度却是不能充分发展的。

　　二、由性质方面而论。——1．国有企业、矿山、银行、铁路、关税；2．苏维埃农场、生产协社；3．国有商铺、消费协社，都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之中，以次渐求其集中发展。私人承租的企业，私人的商业及纯粹小资产阶级式的农业却只受国家规划之间接的调节（如放贷政策，租税政策，铁路运费规例等）。所以可以说：俄国的经济是一部分的社会主义的。

　　三、由趋势方面而论。——那私人的资本主义亦在那里发展；国家的集合经济亦在发展。双方面的明争暗斗是免不了的。可是无产阶级国家既有必然竞争得过小企业的大经济制度（包括一切运输机关及放贷机关），又有政权足以支配社会活力，有教育足以养成新阶级的科学人生观，必定可以处于胜利的地位。此中最主要的力量，便是经济规划：譬如现时国内需要棉纱很多而国家不能尽行供给，那么，棉纱税减少，运费减轻，放任私人企业发展；同时，国家企业尽所有的能力大规模的整顿棉纱业，等到国有企业出产日多，价格日廉，那么，渐渐的加重私人棉纱品的租税及运费等，使私人企业衰歇下去。

　　如此，直到私人企业家愿意受雇于国家机关，而不愿自己承租为止，——那时一切私有企业的利润必减至极微，甚至于要破产。——他们亦要想“脱离私产”以求自由了。农业里的集合制度日益发展，应用电站，变全国成大农场，调剂现代的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于是小农亦和企业家一样；那时放着极大规模的农场，每天只要耕种看护几小时，不干，反而愿意自己划出十亩廿亩一天耕到晚，——这种人恐怕没有罢！那时农工业既然发达，消费品足够，组织技术精密，运输机关便利，——当然用不着商业了。俄国现时的政策正是如此趋于共产主义的。

　　四、经济改造的原动力

　　苏维埃制度本是世界最民主主义的政治组织，——独裁制是专对资产阶级而言。然而新社会的建筑，还是用的实有材料，不能理想人人程度怎样高。所以虽说是国家集中管理经济，国家本身并非经济改造的原动力，原动力在于工人阶级。国家政府虽然是苏维埃里选出来的，并有苏维埃自下而上的监督；然而经济机关里的专门家、办事员不能因革命而骤变利己的心理及作弊的习惯。所以职工联合会现在正会同教育平民委员会努力举办职业教育和政治教育，以养成管理企业的人材。

　　再则，国家机关办理那监督企业家或国立工厂的事务，即使不落于官僚主义，亦不能完全消灭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马克思主义者向来是唯实派，不说体面话。所以职工联合会的最重要的职任就是：在国立及私人企业中代表工人的经济利益。阶级斗争的罢工运动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以破坏其国家为作用；在无产阶级国家内便以保护经济利益，求正当的振兴实业为作用，——亦即为巩固其国家。职工联合会自下而上的监督，不但可以救济苏维埃司法之不周到（各私人企业家违法作弊等）；而且还可以救济苏维埃经济机关的官僚化，如国立企业管理者办事的迟缓颟顸以至有损工人的现实利益。所以俄国现时的职工联合会，当国家机关与工人发生冲突之时，应该代表工人利益从速了结冲突，最好是预先警告当局。工人与私人企业家的冲突时，亦由职工联合会负交涉之责任，——职工联合会有做起诉人的资格。现时俄国经济行政中亦和其他行政一样，各种机关：国家的、共产党的、职工联合会的相互为用，有弊相救，有利相济，而且是自下而上的。所以，所谓“集中管理”并不是专制式的集权，而是技术上的必要。

　　再其次，如今俄国国立企业，都有职工联合会推荐于政府的工人当管理员。并且常常另派人考察成绩报告于工会全体会员，——工资之增加，一概以生产力增加为比率，不能欺瞒的。还另外有工人学习员在经济机关里学习管理。现时一般的技术程度如此，所以经济还没有完全交与职工联合会管理；——况且俄国无产阶级始终还只占劳动者的一部分，社会里还有资产阶级的分子存在，——所以还需要有国家，还要由国家管理（国家是劳动者的代表）。将来顺经济的当然发展，全社会都成无产阶级，职工联合会便能包含工厂工人，农场工人，以及其他；——那时只须职工联合会各业相互推核统计以进行经济事业；——无须国家，无须法律，无须独裁制……那时共产社会便当涌现。

　　吴稚晖先生说：“那班共产党平日做乞丐，乃恨极享有物质文明者，故反对物质文明……”

　　殊不知道俄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剧烈争辩过中国今年才提起的“科学与人生观”问题。那时与吴稚晖先生持相似的态度去拥护物质文明的——便是现在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派。一九二三年的中国居然有吴稚晖先生等人起来驳诘幻想的东方文化派[4]，实在是中国思想史上，很显焕的（常州话）事！

　　秋白志。

　　附：俄国战前、革命后与新经济政策时之生产量比较表

　　附表之中可以看见：一、欧战及反革命的破坏程度；二、自新经济政策行后，“一半有规划的”经济组织之中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在如此大破毁之后，居然有几种生产品在一年半内已经能恢复战前生产量之一半。

　　附注：（A）表中所注卢布，概系指金卢布而言，较中国一元稍弱；（B）“蒲德”[5]约抵中国三十斤；（C）俄斤约抵中国斤四分之三；（D）“电器”项下的数字系根据一九一四年之统计。

　　原载1924年2月1日《前锋》第三期

　　署名：瞿秋白

　　（附表见第253—254页）

　　

　　注释

　　[1]嘉美聂夫，今译加米涅夫（Лев Ворисович Каменев，1883—1936年），曾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6年被苏联政府处死。

　　[2]新第嘉，今译辛迪加。见本卷第108页注③。

　　[3]托辣斯，今译托拉斯。见本卷第61页注⑤。

　　[4]东方文化派，见本卷第25页注③。

　　[5]蒲德，今译普特。俄国旧制重量单位，一普特约合16.38公斤。

　　(1)本文原题为《俄国经济政策之剖析》，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改为此题，文字也作了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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