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季诺维也夫信|瞿秋白

致季诺维也夫信

　　致季诺维也夫信(1)（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季诺维也夫[1]同志：

　　请允许我向您报告一些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的民族运动对世界革命有很大的意义。

　　中国，作为“国际殖民地”和整个充斥外国大工业商品的市场，不能独立和正常地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

　　没有土地的农民和破产的小手工业者不能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在很多情况下助长了盗匪，增加了“雇佣军”；而流落到商业中心的，就彼此进行激烈的斗争，并沦为半苦力、半乞丐、半盗匪。经营外国货或为外国资本家提供原料的商业资产阶级没有自由，并依赖国际帝国主义。至于工业资产阶级，它还十分年轻，谈不上同国际资本家竞争。但是战争[2]以后，由于世界资本的削弱，就比较有可能发展了。一九一九年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抵制日货）表明，中国的经济机体在起很大的变化。最近几年我们目睹反对督军的斗争，其要求是：“制定宪法，裁减军队，调整财政”，或者“禁止出口棉花”，“国货和外国货税收平等”等等。当然，进行这一斗争的资产阶级分子以“礼”而行，做得很温和，很容易让步。他们有时接受帝国主义方面的“帮助”，以威胁督军们，有时向督军们摇尾乞怜，请求他们站在“政府”的立场维护民族工业的利益；但是，由此尚不能得出结论说，中国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的要求，因为民族革命和民主改革会使它有可能得到规模大得多的发展。因为工人阶级已经存在，所以这一不可避免的改革以更革命的途径，更尖锐的方法进行，对它更有利。因为遭受宗法传统痛苦最深的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但是，中国的农民现在还是社会最保守的部分，因为尽管他们因帝国主义和督军的盘剥而遭受破产，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看到自己的敌人，因为这些敌人远在城里和海外，同俄国完全不同，那里有个时候每个农民都可以看到自己村子里的地主。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很年轻，人数少，同农村和宗法制度还有联系，他们经常被淹没在汪洋大海一般的“流浪汉”、“共济会”英雄和雇佣军以及盗匪中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还“不是一支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这十分正确。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无疑在于，一方面组织和教育劳动群众，一方面扩大和推动民族革命斗争向前发展。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深信不疑，但是，如果我们能在民族运动中组成强有力的劳动群众的左翼，保持党的独立性，我们就不用害怕会在“资产阶级民主中溶化”。因为无产阶级自然是唯一彻底的革命力量，只有它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将集中和积蓄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将保证他们达到最后目的——共产主义的胜利，只有通过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才能保证他们取得这一胜利；他们从这一斗争中才能变得更坚强、更自觉和更有战斗力。

　　然而大家都明白，在目前的中国，仅仅靠如此薄弱的无产阶级，尤其是靠上几十名共产党员，是无法完成民族革命的。需要一个坚强的群众性的民族政党。中国唯一重大的政治集团是国民党。这个政党也是从宗法制环境中产生的，因此可以理解，它成立之初就由对革命抱有浪漫主义理解的知识分子组成，过去采取过，现在有时还采取带有冒险性质的军事行动。它是脱离人民群众的。但是，它适应中国的实际，还是逐渐为自己争得了威望和人民的同情。因此，它吸引了不少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甚至工人，至今仍保持着自己的革命纲领。它现在开始寻找人民的支持，并试图较接近群众。不能忽视这个党，反对它的斗争是没有意义的，而让对它听之任之也就等于有意识地削弱民族革命运动。因此，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六月十日至十九日）通过的提纲指出，共产党有必要担负起改组国民党的任务，以补充劳动人民成分，来扩充国民党，巩固它的革命立场，并以此加强共产党对它的影响。所有这一切应当与工会的和我们党的组织工作同时进行。

　　但是，在代表大会[3]上发现，所谓的“左派共产党员”反对这个策略。这些同志本身动摇得很厉害，他们忽而担心被“资产阶级民主溶化”，主张只有国民党有影响的地方才可以支持它，而没有影响的地方，不必帮助它发展；忽而又认为，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在“纯粹”共产主义的旗号下不能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建议将共产党改称为“工人党”。幸好这一错误的方针被代表大会大多数人否决了。

　　中国共产党还很年轻，不能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这是不可避免的。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能给它指出更正确的道路，希望苏俄给予中国民族运动以更大的关注。

　　致以

　　共产主义敬礼！

　　中国共产党员　瞿秋白

　　1923年6月21日

　　注释

　　[1]季诺维也夫（Григорий Евсеевич Зиновьев，1883—1936）苏联政治活动家。当时任共产国际主席，1936年被苏联政府处决。

　　[2]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3]代表大会，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

　　(1)这封信由中央档案馆提供中文译文，又根据俄文原文进行了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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