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瞿秋白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1)（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

　　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特征

　　中国的宗法社会遇着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侵入，而起崩溃，方开始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发展”（bourgeois development），亦可称“资本主义的发展”（capitalist development）。帝国主义开发剥削殖民地以拓展其资本主义，适以自种世界资本制度彻底崩坏的祸根；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充分发展本非帝国主义所能容忍，然而他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破毁中国的宗法社会之束缚，不得不建立相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

　　帝国主义的侵略，割占领土，攘夺富源，投货投资，令中国农业破产，农民阶级流离失所变成兵匪；然而，他即此就令农村之中起阶级的分化，并造成闲空的无产阶级“后备队”，——劳动力极低廉的工人，足以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手工业受外货的影响日就衰落，更加增多失业的劳动者；而且亦因外货而国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商人渐能组织生产，发现“家产工业”（domestic industry）[1]，如商铺散给小户女工以绒绳洋线，而令织袜帽手套线袋等类的制度；更进而成就“工厂手工业”（manufacture）[2]，如组织手机的小工场等。至于工业之中，外国资本主义最初本当力阻其发达，却因欲行铁路投资，且尤须采取煤铁，非有大规模之机器事业不可，于是借款官营，千方百计自取其管理权，成就中国特有的所谓“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势力。然而机器既已输入，引起中国资本发展的自然要求，却反因与之竞争，而不得不趋于更集中的倾向；甚至于一瞬而已入最新组合企业的方法，如华商纱厂联合会已具“新狄嘉”（cyncioat）[3]的雏形。外国资本主义投货时能豢养一种寄生的中国商人阶级，专销外货或代收原料；然而中国工厂手工业及工业既有片面的发达，市场之上发现所谓“国货”，亦就造成与外货对抗的形势，与外国资本家对抗的商人阶级；尤其是侨居外国的商人，借外国市场完成他们“资本之初期积垒”，能力更超过国内商人，更进而能与外国争投资。固然，外国巨大的财政资本与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之间，无所谓自由的竞争，列强单刀直入迳借政治外交势力掠夺范围，对矿山铁路的投资无不带政治意味，欲使中国资本之发达迳成为帝国主义的发达，——至今汇丰银行已能掌握全中国的金融，新银行团[4]更想操纵全国的财政交通；因此中国虽有自己资本发展的形势，造成稚弱的新式银行资本，然而，一则大工业所须过多非其力所能支，二则政治投机获利常较生产事业为大，于是也来争尝异味，以政治为营业，又因关盐大抵押品都在外国人之手，始终跳不过他的范围；然而国内经济生活为帝国主义所拓展，内地旧式的放款（信托）事业（Credit）始终日有发展。

　　既如此宗法社会的小农及小手工业经济日益崩坏，而资产阶级的新手工业、工业、商业、信托事业日益发展。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顺此发展便能敌帝国主义吗？不能。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非由自力能渐展开及于“世界”，乃由外铄自“世界”侵渗而入中国；非但不能如英国资本，首先开发，侵入其他各国，并且不能如东欧（俄国）资本之方出世即遇劲敌；乃是受强敌之暴力所开拓。一，对外工商业受协定关税之限制；二，工业中所须之半制原料及机器，中国所无，为大工业国、大农业国所垄断操纵；三，财政权操于列强，一切信托事业为所挟持；四，工业略有进步而农业反有退化之象（即为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之本性），原料食粮更受限制；五，农民手工业者破产甚多，而工厂所能容纳者甚少；——国内市场上外国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商品与中国资产阶级小生产的商品间之势力悬殊的竞争，还不算在内。有此数因转转相乘，政治的经济的紊乱更迭而起，帝国主义更得乘机攫取，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决无独立之可能，更决无充分之可能。

　　虽然，有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有无产阶级的形成。因物价昂贵工价低廉，在帝国主义之下双方日益增盛，所以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实现；更因列强蛮横卑鄙的政策，军阀强暴残狠的手段，无产阶级的运动在极幼稚的状态中已经逼得直接行向民族斗争政治斗争。小资产阶级（小农、小商人、小手工业者、智识界）破产异常之速且烈，虽有流入兵队转成反动势力的机械者，而普遍的始终不满于现状（连土匪亦在内）。新生的“婴儿”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及商人之稍能自立的）亦无不本能的反对外国；至于所谓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最近新起的工业家等等，亦迟早必觉着抵制帝国主义的必要。于是中国的民族运动，得最宜于组织最易有团结的无产阶级之猛进，当能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而行向民族革命；以至于与世界无产阶级携手，而促成伟大的长期的世界社会革命，彻底颠覆帝国主义。

　　二、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固然如上述之大致趋势，已可明了；然因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自然显露种种驳杂的色彩。要明白此中的意义，也就不能不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作更细些的研究。

　　大都社会间的变象，受纯粹经济原因的影响的，往往发露得迟缓些；而受政治上近因的影响的，必更急遽。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受外铄的，其第一步，应用近代的汽机技术，却始于军事；李鸿章与彼得大帝[5]所行相同，而所得绝异，此中原因暂不能赘叙；唯军事技术的应用则同由防御外寇而来；在中国又恰与小农破产之过程相遇，于是上则造成军阀，下则造成兵匪。军事技术为武人附虎翼，小农破产为武人增“炮灰”。这是第一层。对于生产上绝无良果，而适得其反，——陡然大增社会之消费。西欧资本主义要发达到制造巡洋舰不知道得化多少年功夫，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却从巡洋舰开头！此外，外交失败，屡次赔款借债，更是增加平民破产的近因。

　　因侵入的经济力太强，中国自己的经济力太弱，若要勉强应付，不得不乞灵于所谓“国家”，这与西欧社会党在资产阶级发达已盛时要求“国有”的性质大异，其结果且不能令资产阶级的政府集中资本及生产（因为并无资产阶级国家），当然更不能以此口号而开社会革命之血路（因为本非劳动者所要求）；——剩得一班士绅阶级，并无经济基础而胡乱借此官营业做无本钱生意，于是发生官僚资本之第一种；其实此种营业最初大半是路矿。矿则一半供军事，一半供给外国，对于中国自己的生产事业所益有限，而消费却当比拟于先进资本国，因汽机生产成本须大；路则最初亦含有“媚外的”军事性质，虽增加国家收入，而一时并不是适应中国国民经济的自己的需要的。欧西资本发达后方要求煤铁铁路，以至于进而求其集中国有，还不知道要经多少周折；而中国却为着外人起见先开发路矿，再来沟通内地，并且逼得非官办不可（辛亥革命虽闹“民有”铁路，至今中国私人资本家该得起几里铁路！）固然落后的资本国，间或也有这等办法，然实按其当地经济情形，始终比中国此种悬隔状态好几倍。次则，最初一期所谓兴办实业，实在非可怜的小商人阶级所能担任，因此私人公司也往往先归那处于治者地位的士绅阶级，以官为业的官僚阶级，以及少数巨商，大半仍是官商合办等类的把戏；处处惯于借政权作弊，绝不能发生资产阶级最初期所当有的纯粹商品经济，——就是不能全靠真正的经济力量来“自由竞争”。于是有官僚资本之第二种，当然流毒至于现在，不但不能十分组织生产，增加生产力，并且惯于与旧治者阶级妥协。——这是第二层。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既然是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非适应中国经济生活，所以先有国内的新式交通事业的发达，以便外货输入，原料输出；内地一切运输事业随之而兴，尤其是轮船火车兴旺；交通资本先工业资本而发展。——这是第三层。交通部在别国不过是国务机关之一，处于资产阶级国家之下，全国资本家的经济力笼罩得住这小小官署。在中国他却会变成所谓一“系”——交通系[6]；可是这不过举例而说，其实这系乃是官僚资本与交通资本的复合幻化，且其灵魂还是包办国债制度呢。

　　这三层是中国资本主义出世时的特异之处，大足以定他终身的运命。本来中国旧时的所谓“一统江山”，并非政治经济程度已到的集权政府。其时，各区（省）处处自为风气，因为各有各的经济生活，所以若有武人占据，便可随时互相隔离；然而苟有力量征服“海内”，统治全局亦较容易，不用多养兵力，——这亦因为各地方经济力弱，只须削除地方的武力便告成功。因此，凡一统皇帝勘平“群寇”之后，反当解甲兵“与民休息”。否则全国生活经济必重行骚乱，“长久治安”反不能保。宋的府兵[7]，清的绿营驻防，人数都非常之少，一则恐怕地方将官割据为叛，二则“天下”的财力也实不能担负许多。——既无必要又无可能。如今既有湘军淮军，在洪杨[8]时屠杀十数省之后，又要加以“新军”，要用西洋军事技术，如何得了！全国因此雇佣军队的增多征调，各省游民已混流交汇；各省武官渐渐自立门户，其所凭借之武器军队大非昔比，——决不能再低头做“戈什哈”[9]；各地土匪更是暗中滋长，——他们的兵器也能精益求精，这可不言而喻。既如此，军阀割据的祸根早已伏下，他们正在想乘机攫取地方政权。再则各地方士绅巨商借购军械、借外债、办“洋务”而自肥，渐渐觉着自己的力量；不但此种畸形发展表面上增加地方“实力”，使能剜肉补疮支持新增的兵饷；而且巨商及官僚的“资产阶级”，也学会了借谘议局或新式督抚和清廷捣乱，其实欲自护“利权”，却往往利用武人反而自缚。三则交通事业过量的开发，骤然勾通国内的茅塞，毁坏对外的“长城”，真的资产阶级也未免更受外力的大触动而开始发展；国外的富商要求国家富强而资助革命党，国内的商人初步发展便很觉着外货的侵占；各省经济生活虽日在勾通，而畛域尚未能全泯，资产阶级受此交通先时开发的影响而偏向商业发展，组织生产的能力尚非常之小；于是因他们反对专制而久伏的动机骤发，既发而力又太小不足管理国家，不得不随地请个武人“保护安宁秩序”。当时此种资产阶级发展的程度，本不能发生什么民主共和的运动。所以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对满清的动机，发于间接的恨帝国主义者多，而起于要求民权者少。辛亥革命为反抗满清及列强之双方的民族主义革命，当初是一部分失志的官僚资产阶级，利用此民族主义的国内平民及国外侨商，起而反抗在朝的官僚资产阶级；其结果，平民受欺，侨商被摈；而袁世凯等更利用此自私的新官僚资产阶级，遂成军阀统治。当初是反对铁路官有，反对大借款，反对帝国主义；其结果，铁路及借款运动仍旧失败，反而断送关盐管理权于外人，国债增加几十倍，帝国主义的势力反因此而大增。

　　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其为“辛亥革命”，中国之所以成其为“中华民国”，——真是历史的必然！

　　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状况

　　（此节各表，西南诸省五、六、七的三年都缺，当注意）

　　

　　交通事业既徇帝国主义之私而先时开发，外国资本之影响所至，摇动宗法社会之经济基础，而于农业为尤甚。荒地之增加最足表其政治上（内乱）、经济上（投货）的恶果（表一）。再则因此种种而乡农荒于耕种，不能加肥，地力日低；向来中国最重要的食品之每亩收获量跌得非常之利害。豆虽然好些而又要输出（表二），全国总共只有一·三一四·四七二·一九〇亩，荒者亦占八四八·九三五·七四八亩，本可逐渐开垦，而无如农民因食粮年益少收，物价反日益昂贵，往往弃田不种。自有十亩以上的农户无不逐年减少；而且自民国六年至七年一年之间农户总数减少二百九十余万户（尚当除去西南二三省）；农民的受兼并破产失地的景况真正可怕。帝国主义所当有好影响于农业的，当推棉田、桑田、茶田，因其为中国输出品之大宗，或为原料，或与制造品有关的，——尚且因有其他殖民地，或农业国之竞争，也不能兴盛。再则官僚巨商剥削内地农民，都移资垦殖内蒙古，——农业中畸形的不相调洽的状态日益显露。加以政治上的总原因，一总不能发达。中国为国际的殖民地，列强你牵我拉，弄成关税协定，门户开放的局面，战祸连年，无可用其保护奖励政策，——所以结果如此悲惨！

　　

　　农产制造品如糖烟酒等，其制造户数逐渐减少为通则，制造人数减少亦是通则，手工业者的失业日多，由此可见。因有外货竞争，每年所制出品的总数量总价值，也都年年低落。唯烟则价值略增加而已，但烟因加税且为奢侈品，故输入相竞尚能支持。油本为出口大宗，出口仍日增，而出产总额不见加多（表三）。中国自己消费者的命运又如何呢？

　　

　　此等实业，统计表皆注“户”数，系规模很小的工场（家庭工业）。至于新式都市生活中所须货物，却与此旧有手工业的命运相异。然都市生活发展，农村却落后无力追及，亦是自然之现象。中国资产阶级幼稚，不但不能进而大有改革于农业，并批发定货等组织方法亦极不完备；农村如此落后也就难怪，都市生活所日常需用，或日益发推广途的货物，如纸、砖瓦、火柴等，有的能支持原状，仅见停滞，或遇竞争而时起时落；有的因需要甚多，暂时外货不能供给，遂得略略发展（表四）。然大小悬殊，国货与外货竞争虽能片面的偶胜，而一切稍精的材料又往往须向外国采取，因而为所操纵。其实自己有原料，反待运出后制就熟货再输入，——此种现象是中国工业中的常态，火柴等类乃是新学“西洋式”的消费品，所以原料一半仰给外人而已。况此类工场之外，已有较大的工厂（未列入表）与之竞争，所以工人确有集中的趋势。

　　

　　本来此种发展仅是最初期一小部分现象，若是经过帝国主义层层开辟，交通十分便利，再加以协定关税，中国手工业及小工业只有日就衰落。况且以全体而论，中国之小工业及手工业，自辛亥革命添了国外公债重税之后，凡与宗法旧社会或小农关系较密切而不能适应竞进者，无一不趋于衰落。中国资本主义之出世便受欧美大生产的拥推挤轧，资本集中工力集中的趋势，当非常之速。若资本稍微薄的，就不能久持，较之西欧资本主义的途程大异。所以小工业若仅顾小地方，不遇外货竞争的，甚至仅及于乡村外县，于帝国主义因居民购买力尚低不用侵入之处，去专卖劣下廉价的货物，反而容易维持。否则便要有规模很大的工业，即汽机生产，方足以试与外货竞争，农业中整理改良原料的企业亦是如此，至于那半大不小的新式农场，则敌不过外国人几万万元的大批发，起码可以收括两三省小农的原料；小规模的农场成本反贵，所获“不痛不痒”——又不够干大生意，又划不来干小生意！——然而始终比在工业之中与外国资本相斗，要容易些，——农业之中只有互竞，而且战场较广，外货必系工业品居多而农业品较少，至少于最初一期必是如此。然此少数之农场在中国小农经济之大海中不过一粟而已。所以中国农业公司之发达，暂时没有多大的意义。

　　观下列三表可见：一，企业中资本的集中程度已经很高，——民国七年三十三个一百万资本以上的公司总共有已缴资本金一万零一百万元余，占九百五十六个公司共有全国资本总数之百分之六十以上（表六）；二，一百工人以下的工厂逐年减少，工力的集中很快（表七）；三，商业公司的公积金增加之速度远过于农工业，其公积金与资本金的比例数也远过于农工业（表五）；四，大企业的发展较小企业（上述的手工业、小工业等）为稳定，资本集中之总过程非常明了。

　　

　　列强资本主义先入中国市场，然后才发生中国的资本主义。真正大工业在中国可以说绝无；处于如此强大的世界资本之政治的经济的钳制之下，方当做世界资本的销货市场及原料之来源，工业如何能发展！然而资本集中律仍极准确的发露于国内经济界，足以见其竭蹶争先的苦况，不足以言乐观。况且这还不是能抵御帝国主义的力量，仅仅能压倒国内小资本家而已。此中工业资本在帝国主义所占据的中国市场里，不过沧海一粟，对于国民经济中之生产，所能有的价值还很轻微。却是商业资本，数量上虽比工业资本小（亦仅在大企业中），而他的作用却比工业资本大。工业资本在中国要能起而与外国资本对抗不是轻容易的事。（民国七年之间，据统计每年纺绩工厂出品虽稍有增加，然始终不过五千几百万元；而外国棉织物的输入总在一万万元以上。）商业资本因无强大的国内工业，他所经营的不是批发外货，就是趸买原料以供外国资本主义；他这种大商资本亦许很要加入工业，但因外货占据市场，不得入手，况且中国商业，在帝国主义之下做中介人，利润高于工业。同时他又能结合联络全国小商小农（比要实力组织大规模生产容易得多）；而且能牵动全国经济的脉络，令地方的小商业亦随之发展。然而大商接近帝国主义，依赖他的“提拔”，资本流通能周转得很裕余。每年海关输出输入总额的增加足见此商业资本的中介作用，早已促起内地小商阶级搜括全国，力谋自肥。实际上呢，每年输入超过的亏损只能落在小商阶级，而大商阶级资财较厚，周转较大，难得吃亏。小商受亏又即转嫁之于消费者。国内的商业资产阶级之外，还有国外的商业资产阶级，应当特别注意的。侨商的发展其经济力，比较的与西欧最初的商业资本相似，所不同者，乃在于他出国“觅富”时，却已遇着世界先进的资本主义；再则国内市场已为帝国主义所开辟，轮不到他发财后再回来组织生产而渐进于工业资本。虽然如此，他没有染着内地资产阶级初发展时的官僚色彩，究竟经济实力较高一筹。民国七年统计，华侨商会会员总数二万一千余人，而商会收入总额有三十万余元。国内商会会员十六万二千余人，而收入总额只有一百五十余万。可见侨商的富力强于国内商人。他们直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统辖，民族的觉悟也胜于国内商人。

　　

　　虽然，国内小商阶级既有相当的发展，旧时的信托事业（金融资本），亦必随之而益盛。他的收集国内资本，能深入内地，供给小商业，各就其小范围内运用，比新式银行之收集国内资本反而快，信用反而好，且发行纸币额亦很多，是证国内市场之渐扩大；并且资本日增而钱庄日减，本集中的现象亦明显。可见真正中国自己的资产阶级确在“资本之最初积垒”过程中。新式银行的资本，应欧洲式都市生活之需要而起，然实不能周转于全国的大市场，更不能供给工业，只能利用分行经营商业投资，吸取官僚的存款；其中一部分，则专营投机事业，买空卖空，甚至于以政治官职为投机目标。在各省会等处，便造成地方的财阀，勾串军阀，在中央便包办政治性质的内债，作政治的投资。其实此种“财政资本”大半与以前的官僚资本及现时的军阀有关系，他们一部分的营业常带有政治色彩，所以信用不振而仍在争相开张，——历年此等银行之资本总数并不增加而行数反日益加多（表八）。然而总观起来银行业既不发达，而钱业规模尚甚小，零星散漫得不堪。

　　综观上述，可见：一，小农破产失地，特种农产原料稍有发展，大农经营已开始。二，旧式手工业衰落；新式手工业虽有集中发展的趋势，而很苦于竭蹶争先。三，工业虽日趋集中而发达有限。四，小商业发展而渐受操纵于大商，失其独立；大商业发展最速，然亦更依赖于外国资本，国外侨商却较国内商人更发展。五，旧式信托事业集中发展，而新式银行事业富于投机性质。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是如此。此种发展之特性，乘最初一期之流毒，乃在于：一，商业偏畸的发达，工业进步速度的较缓；二，手工业中的兼并，农民破产与工厂吸收工人的能量相差太远；三，生产事业如此之困厄，不生产事业如此之过度发展，弄得有“资本”而无生产；四，此三种不调谐的现象使“多余的”资本作政治投机，使“多余的”工力变成兵匪。于是不但军阀统治愈稳固，而且更促成内乱战争，战争回转来又影响及于经济，转辗不已，而生产事业更衰落。再则帝国主义于此期中又更侧重于财政权的攫取，暗助内乱以遏中国的生机，——于经济竞争之外助以政治手段，因此中国革命后之政治现象当然紊乱不堪。

　　虽然如此，上列各统计表中民国四、五、六、七年工业及手工业部分的发达正在欧战期间，——元年至三年却尽见衰落，——这是一大关键。欧战起于殖民地问题，帝国主义因争殖民地而战，却令殖民地偷得发展之机会，所以中国虽处于如此窘迫扰乱之下，那几年仍见发展。

　　四、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之冲突

　　欧战既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创钜痛深，弄得欧洲经济糟不可言。战中得利的只有美国、日本，其次就是英国。他们正要恢复其经济的威权于中国——现时唯一可能的市场。中国工业既在欧战期间稍有发达，而战后不久就遇着更强的经济侵略。于是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之间渐起剧烈的斗争。

　　东南大学农科的王善佺引用下列的表说：

　　

　　“观上表而知（一）吾国棉花不敷本国纱厂之用，甚至有一百六十余万担由印度及美国输入。（二）进口棉花逐年增加，迄今超过出口棉花一百余万担，约合二千万两。以今后之趋势观之，将来中外纱厂逐年增加锭数，则需给尤不止此。然目下各纺厂已感棉花缺乏昂贵之苦，而营业上大受妨害矣。

　　夫纱织事业为吾国惟一之实业，自民国六年至今，锭数由七十万突增至二百万，资产由二三千万突增至一万万两，欲抵塞每年棉货进口价值二万万两之漏巵，胥赖纺织斯业之发达。而今纱厂营业挫折，至于减工停工，棉荒实其最大原因，是诚实业最大之危机也。今者政府有禁棉出口之议，此举不过图补救目前，但有外交上条约之关系，或未必可以实行。……现时吾国纱厂，因人工及营业之关系，多纺粗纱；但将来必趋于纺细纱之一途。据纺织专家陆辅舟之推算，吾国今日欲言纱布自给问题，至少须增锭数至四百万枚，其中五十万包纱为细纱，须用改良棉一百七十五万担。惟细纱之原料吾国最为缺乏，现时仰给于美国，自民国九年以来，美国棉输入突增，由数万担一跃而至五十余万担，此亟宜设法补救者也。……”

　　于此可见纱厂挫折，一面由于外货重复增加，引起中国幼稚工业的恐慌，——每年还有四百万锭以上的纱输入；一面因中国工业技术之低而逼得购外国原料，——粗纱的原料输出，而细纱的原料输入；同时还有外交上的压迫。中国工业独立充分的发展，那有可能！况且战后中国农工业中，都要遇着世界资本的“困兽之死斗”。美国移殖资本于中国的欲望最高。中国不生产的资本正须移入生产事业；却又遇帝国主义勾结官僚资本提倡中美合办，中英合办，中日合办等把戏。

　　战后工业之中既起如此的变化，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遇见非常之大的障碍。于是中国经济之反抗外国资本，必不可免。中国经济的独立必须发达工业及大农经济，消灭商业偏畸发展之现象，得达此目的必须政治的独立。

　　五、资产阶级的革命与无产阶级的胜利

　　中国实业要求发展而抗帝国主义，即必须有政治的独立；如今再一察能争此“独立”的社会力量。——此等力量亦正养成于资产阶级发展之中。

　　军阀财阀（官僚资本）勾结帝国主义，扰乱经济，为资产阶级的发展之直接障碍，当然不能为中国争独立解放。资产阶级之中，大商阶级依赖外国资本，每每易于妥协，或者想一个军阀来统一太平，以应其经济需要，或者竟想利用外国势力驱逐军阀；海外侨商则受外国直接压迫，比较的革命些；至于小商人虽然能力太小，却因所谓“国货”的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很普遍；新兴的工业阶级亦必被逼而不得不反抗。劳动阶级之中，农民处于半自然经济的社会里，虽然日渐破产，困苦颠连，而自己不见仇敌，始终有郁勃不平的倾向；无产阶级因商业交通偏颇的发展，运输工人居多，其中一部分仅是苦力搬运夫，没有受大工业的组织训练；手工业、小工业居多，工业中的无产阶级很少很幼稚，大半不脱宗法社会思想的遗毒；然而始终有一部分：铁路工人、矿山工人、纺绩工人、海员等，直接与官僚军阀冲突，感觉帝国主义压迫最甚，而亦最易组织。——此中凡能反抗帝国主义的势力，自然倾向于联合，起而颠覆帝国主义。

　　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导源于帝国主义的侵入，亦就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这些对抗力之中，劳动阶级固然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特性而尚弱，现时只有民族主义的觉悟；然而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外国资本的侵略却正在日益加紧，自然而然促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劳动阶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步，在中国现时经济状况之下，便表示于民族主义运动之中；然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更非有劳动阶级的革命行动不能成功。此“最后之市场”——中国，若能奋起，世界帝国主义必受非常之打击，而世界社会革命乃不得不爆发。

　　原载1923年7月1日《前锋》第1期

　　署名：屈维它

　　注释

　　[1]家产工业，今译家庭手工业。

　　[2]工厂手工业，今译工场手工业。

　　[3]新狄嘉，今译辛迪加。此处是法文syndicat的音译，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主要形式。

　　[4]新银行团，见本卷第67页注①。

　　[5]彼得大帝（Алексеевич ПётрⅠ，1673—1725），即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在位期间，对内曾进行一系列改革，如兴办工场，发展贸易，建立正规的陆海军，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等。对外多次发动战争，推行扩张政策。

　　[6]交通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梁士诒为首的官僚政客集团。清末，梁士诒任邮传部铁路总局局长，把持交通事业，并以交通款项成立交通银行。辛亥革命后，梁士诒先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及交通银行总经理、署理财政部次长等职，自成一势力系统，被称为“交通系”。

　　[7]府兵是西魏时建立的一种兵役制，军士由各级将领统帅，另立户籍。唐朝也行府兵制，兵士平时务农，农闲操练，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轮流宿卫京师，防守边境。唐玄宗时，因兵士无力自备兵器资粮，府兵制已名存实亡。宋朝将强壮士兵留守京师，称禁军，弱者守戍地方，称厢兵，实际上已不行府兵制。

　　[8]洪杨，即洪秀全（1814—1864）、杨秀清（约1820—1856），均为太平天国革命领袖。

　　[9]戈什哈，清朝高级官员的侍从武弁，简称“戈什”，满语“防卫”的意思。

　　(1)本文在收入作者自编论文集时，个别地方有修改，并加了小标题。1985年出版的《瞿秋白选集》收入本文的第一、二、五节，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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