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瞿秋白

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

　　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1)（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中国的辛亥革命死了！在满中国都是反动的潮流，他一天一天的紧迫要想返中国于封建制度。这难道是偶然的？寇盗式的军阀财阀——一大班督军、总长、议员、政客，另趸拍卖中国于世界的列强，引起五四运动、六三运动。这难道亦是偶然的？

　　现在的国会又嗾使军警毒殴请愿公民[1]，通过军阀走狗的内阁，假使一察十年来社会中专制与民治两势力的消长，就可以知道，蔡孑民[2]先生的辞职，决不是仅仅一北大校长问题，更不是教育总长干涉司法问题，甚至于不是国会妄自蹂躏民权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中国国家能否立足于地球之上，中国国民能否不沦于中外军阀财阀的奴隶的问题。

　　中国社会的“下意识”已经早就觉着这种危险，所以五四运动以来全国的革命潮动荡不止，到蔡孑民先生辞职不过第二次突显的爆发。五四的精神伏流至此自然复生。我们要切记：“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事业三年以来不但没有寸进，反已受无量的摧残。失败，失败又失败！决不是偶然的！这一次的决战，再不切记历来失败的苦经险，不但中国的民治要受一次摧折，而且全国的平民死无葬身之地了！

　　三年以来看看是只有“智识阶级干政”，学生运动。失败是学生的失败，教育的摧残。实际上却大谬不然。政潮学潮的根源远得多呢。

　　中国自有的宗法社会制度，“半自然的经济”，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入，二十年前已经渐露崩坏之象。因此，科举的废除，世家的颓败，所谓“士绅阶级”日益堕落；外货充斥，原料输出，农民阶级更破产得不了。于是社会上发生两种游离份子：“高等流氓”与“下等兵匪”——都是造成军阀政治绝好材料。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从买办式的“商业资本”起直进到官僚式的“财政资本”，以全国经济总体而论，直成一极畸形的状态。然而这种资本主义仅仅是军阀制度的政治及帝国主义的经济之副产品。——凡此等份子当然成为卖国派、专制派，因为他们的安富尊荣全赖平民的汗血和外国人的剩肴残羹。同时，受剥削的农民阶级，无论他们如何守旧，如何愚蠢，始终不至于馨香祷祝请督军去杀他们，请政客去污辱他们，请官僚土豪去鱼肉他们：——他们最小限度的要求——生存。工人阶级当然更受不了所谓“国立企业”——铁路等类机关中官僚的剥削，外国企业家的“洋大腿”，况且随着国内外新经济制度的发展而渐渐组织起来，觉悟到自身的利益。再则因中国经济的落后，各省、各区、各地方往往自成其为半独立的经济区域，自有其商业手工业；受欧美技术文明的促进，较大的纯粹中国的工商业亦渐渐形成一经济势力——当然还远不能集中中国的经济。这两种才是真正的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大概可算作商人阶级。这种商人阶级不但暂时够不上勾结外国资本，而且天天受他挤轧，不但受不着军阀的庇护宠爱，而且天天受他的勒索压迫。凡此等份子当然成为爱国派、民治派，因为他们的发展，他们的要求，处处遇见国内国外军阀财阀的抑遏。这两边的敌军——卖国派、专制派与爱国派、民治派——之间的争斗，忽明忽暗，一消一长，或进或退，已经十几年了；双方营垒内部，正在“阶级分化”的过程中，又各自有消长，或者不久双方会有内部的大爆烈（限于篇幅也不能详为论列），然而现时的总阵势是如此，五四运动不过是此斗争中一大高潮，一大激战。

　　何以五四运动独能成一大高潮呢？学生！智识阶级！胡适之先生说得好：

　　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

　　然而智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中国式的环境里，那宗法社会的士绅阶级，当年或者曾经是“中国文化”的代表，现在不由得他不成为社会赘疣——高等流氓，以政客为职业，以议员为职业，——这是旧的智识阶级；那“欧风美雨”，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智识阶级。新的智识阶级中之学生界，尤其占最重要的地位，和旧的智识阶级中之官僚一样，——一是民治派的健将，一是专制派的镖师。

　　智识阶级，在生产制度尚未完全发达至有绝对平等教育之可能时，他往往立于代表社会文化的地位。这并不是智识阶级可以自傲的，而正因当年士绅享尽优越的权利，现代学生受用生产的剩余，——劳动平民的汗血，方能有此“智识”来代表文化。他应当对于劳动平民负何等重大的责任！何况在此新旧潮流冲突的时候，中国社会生死存亡的关头！虽然……虽然……政治运动单靠“良心”是没有用处的。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当此社会中两种政治倾向的冲突，就可以知道确是两种经济制度的倾轧：——政客不过是军阀财阀的机械，代行帝国主义侵略诈骗的野心；学生不过是劳动平民的利器，表显中国经济要求独立的意识。况且实力的关系，外国资本与中国经济的斗争，反映到政潮上来，各有各的主力军：——一方是军阀的兵匪，一方是平民群众，政客和学生不过是双方之“辅助的工具”，此等辅助的工具往往先行试用，不中用时，主力军就非亲自出马不可。不过双方主力军的训练组织，因历史的社会的条件，大相悬殊：一面是现成的，一面是散漫的，同时因世界经济进化的环境，又令一面是日落的渐死的，一面是日升的新生的。所以政客当军阀的机械，是很老练的，因为他身后辎重队、大本营“完备”得很，丝毫用不着自恧。而学生当平民的先锋却往往畏缩，因为他身后的主力军刚刚有些具体而微的模型，不肯自信不敢自信。然而军阀昏淫末日快到，平民觉悟自己的实力也就不容迟了。

　　两军交战了，容不得犹豫怀疑！

　　原载1923年1月31日《向导》第18期

　　署名：秋白

　　注释

　　[1]1922年底，由于军阀政客内讧，导致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由于缺乏起诉人，难以判罪，教育总长彭允彝建议由国务院代表国家方面为起诉人，并起草了谘交法院的文件。1923年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认为彭允彝身为教育总长，逢迎军阀，破坏司法，愤而辞职离京。北京大学学生群起请愿撤彭挽蔡。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也联合呈请去彭留蔡。1月19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到众议院请愿，议长吴景濂指令军警打伤学生二百多人。

　　[2]蔡孑民，即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

　　(1)这是瞿秋白1923年初由苏俄回国后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撰写的第一篇评论文章。随后他又参加了该报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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