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俄之归途|瞿秋白

赤俄之归途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俄罗斯的万世疑谜如今不用猜了。秋白两年以来在四年欧战三年内乱后的俄国，所见所闻似乎平常得很，反不象归国之后七八天中听见的“国内新闻”那样可骇：——上海是外国狗吃中国人[1]，汉口是英领残杀华工，内阁里有包办收买猪仔议员的阁员[2]，国会里有嗾使警察擅殴请愿公民的议长[3]。……我亲爱的“礼教之邦”的中国同胞呵，你们在国内比我多见这样的礼教两年，比我知道得多，也就不容我多嘴了。我且替你们谈一谈“洪水猛兽的过激派的俄国”。

　　第一先要声明，我两年来的通信已经将观察所得随时公开诸国人，无论如何总应当知道：——俄国是一个人的国，也许是“人食狗彘”的国，可决不象狗彘食人的中国。这就是我所谓“平常得很”，有的是人情天理中的事！

　　欧战四年内乱三年的俄罗斯，实在经过了不少惊天动地的变更，古今未有的困苦，俄国的劳动人民千辛万苦支持下来。——然而资本家包办的“世界新闻托辣斯”说了不少的风凉话，固然混淆观听，——中国的读者社会又是犯的什么罪！——然而近两年，各方面的疑幕渐渐揭除，再加区区的通信，中国人至少已经应当知道俄国万千所经的困厄以及他的职志。现在俄国正在“复活”，两三年前到过莫斯科的人，如今不认得他了。难道没有“内存的潜力”，这种事是可能的么？如今且不用说什么无产阶级的历史的使命，苏维埃俄国将来的前途，且不用说什么主义，什么理论。——中国受历史的封锁，对于欧洲政治经济的历变既无很明确的观念，要明白十月革命的意义，实不是一篇两篇文章可以了事的。且就极平常的事物极琐屑的谈话记载记载，也可以略见俄国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

　　一

　　我动身前一月正是莫斯科市苏维埃改选的时候。那天我却忙得不了，有事走回家，路上遇见一群示威运动的工人，欢呼着“劳农政府万岁！”送新选代表到莫斯科苏维埃去，拥拥挤挤，我等不及，挤入他们队中，想穿过去抢先走；谁知道他们唱着《国际歌》，步伐很慢，竟把我挤住，我也只得暂时列入队里随着步伐走。只听我身旁一女郎对旁边一人说道：“你这次听见一个新闻么？——国立第二印刷工厂都选了共产党了！”那人道：“我已经知道。本来少数党在他厂里不过有一点历史的渊源，那有真实的信用。前两年我就和我妹子说的，——你不是认识我的妹子么？你知道他的脾气，——他总不信，以为少数党有什么妙法，能教西欧资本国不反对我们，现在他一般同事——第二厂的工人职员才知道了，明白了，——共产党始终是真正为全体工人阶级奋斗的政党，这一次少数党的候补人名单当然再也通不过的。……”《国际歌》声又起，我正忙着，看见应该转弯的路已到，赶紧出队，和他们分路，也就不能往后听了。

　　其时正是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年共产国际三大会将近开会之时，所以过不了几天，莫斯科苏维埃替各国代表饯行。我以新闻记者的资格列席，席间遇着一莫斯科苏维埃的议员，某工厂的工人。他对我说：“呵，你原来是中国新闻记者，你们报上列宁死过了几回了！哈哈哈。”我说，中国造谣机关的机器还太简陋，自己还不配制造此种世界新闻的谣言，大概中国市场外货充盈，“舶来货的谣言”自然不少，不过我的报还算是有些左的，大约决不让此等谣言随便乱载。他道：“不错不错，你既来此地，自然不至于此。我听说中国青年曾经抵制日货。你们贵报大约更进一步抵制这类的英美货了。”说着大家哄然大笑。大家看见我这一稍有常识的中国人——是俄国境内希世之珍，——又能说几句俄国话，谈得来，都拥着来问长问短，弄得我头昏眼眩。——有的问：“现在海参崴已得，从赤塔经满洲里直达崴埠的铁路，你想中国政府肯不肯和我们协作共同发展商业呢？”有的问：“照孔夫子的学理，蒙古活佛的统治政体应当永久保存罢？”有的说：“中国究竟是封建制度还是共和国？”有的说：“孙逸仙的革命是怎么样‘革’法的？”乱七八糟的问题，最难答复的是：“北京政府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府？”忽然有一位似曾相识的女郎跑来，才为我解围。女郎道：“你怎么三四个月不见面，岂有此理！他们拥着你又一定问许多痴话，女人脚哪，鸦片哪。”我连忙道：“没有，没有，你放心。”我们携手走着谈话，走过一张桌子，忽然听见大家嚷起来，“呵，中国人来了，把他举起来。”女郎夹住我不让他们抢去，说：“刚吃酒，不要让他们颠簸。”始终夺不过，我竟被他们举起，几乎抛上天！我对女郎说：“你们这种欧洲式的欢迎礼，我实在不赞成。”他道：“还不是热闹热闹，谁象你们中国人拘拘谨谨，一点生气都没有。你看今天热闹不热闹！从前这所屋里，那里容得‘我们’来热闹；——不用说象今天这样的盛会（Banquet），就是平平常常的音乐会也不能来听，——票子卖得那样贵！还要穿什么晚礼服！人家才有说行新经济政策就已经没有社会主义了。我总不要听。这些宴会不宴会，还是小事，只看苏维埃里议事，对于商人及企业家加税减税，整顿实业交通，都是随着工人代表的意。政权总在我们工人阶级手里。——自然有些‘初出茅庐’的办事人无经验，会有错误，甚至于荒谬，——人人负责。那能一跳便入天堂！你瞧，你再到我们家去，现在我领的工厂里的口粮工资，已经比三四个月前大不同了……”听得大厅里歌声已起。钢琴响起来了。我们就走去听戏。

　　二

　　两年前的莫斯科再也不是现在的样子。当我初到时，俄国真正异常穷窘，所发的火柴，俗语说：“先要放他五分的臭气，随后才会有光呢。”等我决定要走的时候，情形却大不同了。

　　临走前一星期，我还不能决定：——回国的川资已经来了，此后若要继续留学，经费或者不愁，——不必一定要国内接济；可是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客中中国书籍没有，不用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于是决定回国一次。匆匆走别几处大学教授，东方语言学馆的同事，还要买些零碎东西。街上电车现在已经开行得很多，也有一二辆新造的，比不得那时零落破败的样子了。平常闭门读书时居多，——东方人的根性始终脱不掉，——所以不大注意。那两天却常常在街上，总看见许多大商铺；大半国立的市立的工人协作社的，比较更堂皇些。——这也是近半年来的现象，我记得商业初开时，私人的营业反较盛，有时货物都较贱，现在大概而论已适得其反了。街上走路的人穿着也整齐得好多。我心上常想，不过两年！虽然现在俄国大工业（煤铁石油等）还很困难，而小工业（纺织火柴等）已经大大恢复，农业经过旱灾也有复生气象，真有些神妙。中国之括弧内的“革命”，其实可说丝毫没有“破坏”，算是世界第一的“改良主义的民族”，十二年来反而弄成现今这步田地。

　　那天，我想应当去辞别那位在棉织工厂办事的女郎，不然他又得骂我。趁着电车去，路过市场，顺便下来买些东西。市场上的小商人：贩卖农工业品，——都是现时国家或协作社能力还不足时的分配机关。市场上的货物，实在很贵。当时我买完东西，再去看那女郎，他们已经散工。厂里却还有些人，其中有我熟识的两个小孩子，一个有十七八岁，一个十四五岁。他们告诉我维腊（那女郎的名字）已经走了。我就想回家。他们说俱乐部快要开始演戏，不让我走。我说：“你们的戏有什么看头，领教过了。况且这样大的大革命，却没有把俄国恶习革掉，——说七时开幕往往弄到八时半。”小孩答道：“没有的事，戏院子里向来极准的，就是我们这里，现在也是‘我们’‘共莎莫勒’[4]办，比他们成年人总振作些。虽没有戏院子里好，自己做有自己做的趣味。况且到戏院子里去的票子，只一两个月才轮到我们一次……”我站起身要走，另一小孩子说：“那是你买的什么，给我瞧瞧。”又说道：“你不看戏，坐下给我们讲些中国事情再走。”我没法，就坐下道：“市场上的东西贵，商人说是租税太重了。”小孩子道：“你怎么没进协作社，或者职工联合会，你不是教员么？象我们‘集合的供给’便宜得好些，‘消费者’有国家帮着组织，慢慢的就好了，不怕。”我听着笑道：“啊哟，你倒是经济学大家。”他被我说得不好意思，不作声了。那十七八岁的小孩子道：“不错，我问一问你，白葛达诺夫[5]的《经济学讲义》第十一版出来没有？我们图书馆的办事人糊涂，问他，他总是说还没打听。”我回他，快出来了，——（因为我前一天正在那“莫斯科的工人”——一生产协作社印书馆——里买过书，所以知道。）说着，我看时候不早，赶紧回家料理行装。

　　三

　　我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上车。现今不但交通略略恢复，而且从赤塔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赤塔，每礼拜已经能开一次特别快车，有卧位的。沿路车站上都可以打开水买食物，车上亦有饭车，就是三等车也干干净净可以睡得很舒服。只有车上的电灯初修好，往往光线不大十分明亮，有时竟完全熄灭。听说，短票车比较要简陋些。然而想起两年前赴俄的火车铁路，真有天渊之别。却不知道，“最爱和平，素不喜破坏的中国”，何以两年之后，竟至于京汉车三等里的电灯破了也没钱买，京奉车二等里的痰盂都还没有？

　　从莫斯科到赤塔，睡在车上九天，吃饭就在饭车。常常走过各车，有时听见农家老妇乡下人的谈话。我很记得，有一次，一农家老妇说：“我总不懂得，什么是‘koperativa’（协作社），又是‘Kommunic’到乡下来胡闹……”（Kommunic是乡下人叫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的误读。）旁坐一位中年乡下人翘着双腿，插嘴道：“你自己不懂的都是胡闹！你不懂，现在懂的人多着呢。”我走过时不禁失笑，老妇瞪着眼看我，那神气真有趣。

　　走过上乌金斯克时，护照上要盖印，——因为远东共和国与苏维埃俄罗斯虽已宣言合并，然而手续上，因为时不久，还没有完全办妥，所以免不了这一层麻烦。半夜三更，很大的狂风，起来去换票盖印，好不讨厌。走到护照检查处，又站了一小时方才办好。人多，不得不排班等候。许多人挤着在一破车里，——就是护照检查处。有一老人说：“我上次走过，痛快得多。现在这一位一定是新来的，不会办。”又一人道：“我以前办过这事，那用这样麻烦。他自不会想法子，——自己起身到车上走一趟，随时查随时盖印，一忽儿就完了……”我心上想，俄国人真有耐心，到处都是排班等候。秩序总算有的。过了上乌金斯克，赤塔，到满洲里，从此便到中国境了。

　　四

　　我离俄国，真正有些低徊不舍的感慨，——那一种纯朴自然，新生的内力，活泼泼地向上的气象是有叫人留恋之处，虽然也有不少糊涂颟顸的蠢气，却不害其为世界第一新国，——劳农的国家。我不得不一记在俄境内与俄国平民最后一次接触的回想。

　　这是在西伯利亚小站旁农民家里。那主人就近为护路警兵。我在边境只看见他这样的七八个“大兵”，北京城里传说：“据满洲里某国领馆消息，赤俄派三十万大兵来夺中东路。”我回来看见报上如此说，倒很想到火星上去调查调查，——也许这所谓“满洲里”也不是地球上的这一满洲里呢。闲话休提，言归正传。

　　我到他家里去，是想吃些东西，因为在边境候火车，肚子又饿，身上又冷。一进他木屋的门，真正和暖，——烧着很旺的火炉，随便喝杯茶，吃点面包，看着那兵的妻子做糕饼预备过节呢（俄历耶稣圣诞节）。屋内陈设极简陋，却挂有一张破旧的欧亚大陆地图。他们夫妇俩接待我非常之和气。当时屋中坐着一位客人，看来是那警兵的同事，——都是农家的青年。

　　主客谈着正高兴呢，招呼我坐下，那主人又接下去谈天，说道：“现在全俄统共不过八十万兵，却并不嫌少，经济事业正要紧呢。欧洲边境有许多小国，波兰呀，埃史笃尼亚[6]呀，理德瓦[7]呀，腊德维[8]呀，这都是生来的‘缓冲地’。他们独力决不来打俄国。法国英国要帮也只好暗帮。列强不能直接来，小国现在也渐渐聪明起来，不让他们玩弄。我们俄国正好休息。……现在海参崴也是我们的了。可惜如今虽然各事都已安定，报纸还不大能到我们这里，不知道近两天时事怎么样了……”

　　我道原来如此，——人家的军队是学校。

　　一进中国境，最触目的就是到处只见穿着“号衣”的军警；俄国这样的“独裁”“专制”的国家里，街上向来看不大见他的“民警”。哈尔滨下站后我就因在车上时这最触目的东西时时盘问，只得缓一缓，在哈住了三天。直到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三日方才到京。

　　火车行进北京城时，远远看着天坛，城楼，中国式的建筑，不禁怦然心动。“我与你们久别了，中国的文化呵！不知道满中国布满了如此之多的军警，是否为着保护你们的？……”

　　果不其然，过不了六七天，这“最触目的东西”竟大效劳，持枪弄棍的大“保护”其中国文化，在尊严的众议院门口，把一般争人格的青年学生，打得落花流水。可怜，中国“文化之代表”，“高尚纯洁的”学生还尽在明白宣言“只谈教育”呢。

　　这一篇拉拉杂杂记来，似乎没甚系统。读者想必懂得这些“妇人孺子之谈”。——可算是我三年旅俄最后一次的“新闻记者式”的报告，至于详细的论列，有拙著《俄罗斯革命论》[9]，不日就要付印，那时再请教正罢。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北京

　　原载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日北京《晨报》副刊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指上海金银业罢工工人遭“洋狗”噬啮，见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北京《晨报》《国人速起援助工人》一文。

　　[2]北洋直系军阀曹锟从一九二三年一月开始，以津贴名义贿买国会议员三百八十余人，选举他当总统；时人讥称这些议员为“猪仔议员”。当时经手发放贿款的是内务总长高凌霨。

　　[3]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九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为反对彭允彝任教育总长，到众议院请愿，议长吴景濂指令军警殴伤学生二百余人。

　　[4]共莎莫勒，是俄语共青团“Комсомол”的译音。

　　[5]白葛达诺夫，今译波格丹诺夫（一八七三——一九二八），苏联唯心主义哲学家。

　　[6]埃史笃尼亚，今译爱沙尼亚。

　　[7]理德瓦，今译立陶宛。

　　[8]腊德维，今译拉脱维亚。

　　[9]《俄罗斯革命论》原准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实际上并未付印。原稿被毁于“一二八”炮火。其中《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一文，已收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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