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罪恶|瞿秋白

社会与罪恶

　　（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

　　我现在讨论这个题目，一动笔就发见一个很大的困难。“罪恶”究竟是什么意义呢？罪恶的反面就是功德。有“罪恶”就有“非罪恶”，有“功德”就有“非功德”。所谓功德，所谓罪恶，究竟以什么为标准而定呢？“功德”的抽象的意义是“善”，“罪恶”的抽象的意义是“恶”。“善”、“恶”的标准是固定的还是非固定的？假使是非固定的，那么，所谓功德，所谓罪恶，他们的标准也一定是非固定的。诚然不错，所谓功德，所谓罪恶，都是以时以地而不同的；时代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然而所谓功德罪恶，果真没有共同的标准么？假使真没共同的标准，怎么又有所谓“不同”呢？其所以能显得出那“不同的差异之点”，毕竟是有了一个共同之点，因比较，因变易而显出来的。那共同之点是固定的，而外部物质的现象是变迁的，因外部物质的现象（社会的组织，政治的关系）变迁了，原来的功罪标准不能与那共同之点相符合，因此那原来的功罪标准不得不变更，这才显出那所谓“不同的差异之点”。我的意见以为这功德、罪恶的“共同的固定的标准”，只是“爱”与“不爱”。“爱”就是“善”，“不爱”就是“恶”。因“爱”，故有所谓“功德”。因“不爱”，故有所谓“罪恶”。何以故？以功德罪恶不能离对人的关系而说故。

　　既然功德罪恶的标准以对人的关系而定，就不能不以“爱”与“不爱”做他的目标。就是：爱人是善，不爱人是恶。能爱人是功德，不能爱人是罪恶。爱社会而有利于社会，就是功德。不爱社会而有害于社会，就是罪恶。所以“功德罪恶”是个人对于社会的行为之解释。这是第一层的意义。然而仅仅以有利于社会为功德，以有害于社会为罪恶，以有利于社会为能爱人，以有害于社会为不能爱人，仍旧不能诠释“爱”的真义，也仍旧不能作为功德罪恶根本上的标准。所以我们进一层推论。所谓对“人”的关系，这一个“人”字是广义的，是绝对的，是由理解的“我”所认识的对“人”就是对“社会”。“我”是由“社会”陶铸而成的。“社会”是由“我”扩大而有的。对“社会”就是对“我”。所以对“人”就是对“我”。所以对“人”，对“社会”，对“我”的罪恶是同样的罪恶，无可轩轾。没有对待的关系固然决不能有内外、先后、人我，一切时间、空间的差别，更不能有是非、利害、善恶、爱恶，一切事实上心意上的判别，当然不能有所谓罪恶，有所谓功德。所以不能不以对人的关系定功罪的标准。既以对人的关系定功罪的标准，因此以“爱”与“不爱”为功罪的枢机；而所谓对“人”，既然是包括对“人”（社会）对“我”（理解的我）两层意思；当然不是“个人对于社会”的片面标准，不是以个人“爱”社会，或个人“不爱”社会为功罪的判别；而是以绝对的“爱”与“不爱”为功罪的“普通的双方的标准”。“爱”是绝对的。“不爱”也是绝对的。何以谓之绝对的“爱”？“爱”——绝对的，是“直觉”，定人生的现象，与人以最大幸福，如此的“直觉”，人人都认识得的。因此，一、这所谓“绝对的爱”既然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为什么又有因违背这个“绝对的爱”而造成“罪恶”的人呢？为什么又有因有“罪恶”而不能不违背这个“绝对的爱”的人呢？二、“绝对的爱”是功罪的标准，这个标准又是普遍的双方的，那么，“个人”不爱“社会”，“社会”不爱“个人”，“人”不爱“我”，“我”不爱“人”，我的行为有害于“社会”，社会的影响有害于“我”，是不是同等的罪恶？由此推论：

　　

　　（从“罪恶”到“非罪恶”，到“非功德”，直到“功德”，都是如此推嬗出去，不过是程度深浅的差别而已。）

　　而且所谓我的罪恶与社会的罪恶之间，分明的区别并不是容易显出来的。社会影响的势力，个人行为的势力，孰大孰小？从表面看来，社会的影响固然有伟大的势力，而个人的意志也有伟大的势力。两者互相抗拒其实就是互相迎合而显出一切现象（社会的组织，生存的关系），于此一切现象之间，有所谓功德，有所谓罪恶。所以“功德罪恶”是个人与这社会相互间的影响之征象，这是第二层的意义。

　　这是以“爱”——绝对的“爱”，为功德罪恶的标准，并不是以某种社会（或家，或族，或民族，或国家，或人类），对于他的各个分子所定的规律（法律的条文，道德的定义，宗教的戒律都是如此），为功罪的标准而推论出来的。然而所谓某种社会对于他的各个分子所定的规律（法律，道德，宗教），也不免根据于这个“爱”——绝对的爱。其所以不免于有违背这个“爱”的地方，只是因为时代、地域的变迁而呈显出来与这个“共同的固定的标准”——“爱”——不相符合的现象。何以故呢？因为这个“爱”——绝对的爱——是无前际，无后际，人生的对象所以确定，人生幸福，所由流出的。这个爱是伟大的，普通的，万能的心识。凡是组成社会的“人”，合成宇宙的“物”都不能超出他的范围。现在，人的社会里，一切法律、道德、宗教不过是社会的物质的现象，如何能超出他的范围呢？又因为这些物质的现象有时代的固有性，地域的固有性，常常阻碍“爱”的发展，所以世俗的功罪标准就认定了这些物质的表面的现象，因此违背了实际的真实的道理，而有不能相符合之处。

　　大概一切法律、道德、宗教根据于第一层意义的居多，而根据于第二层意义的也随处可以发见。

　　（一）法律上的罪恶观。法律，普通指国家的法律而言。国家不是较大的社会么？有害于国家的都算是罪恶。一切杀、伤、奸淫、掠夺、强占、欺诈，都认为危害国家的罪恶。所以法律上的罪恶观大都是根据于第一层意义。然而也有许多法律上所认为罪恶的，由抽象的看来，很合乎第二层意义。至于因时代的地域的不同（相违）而竟失去第一层意义的法律，更可不必论了。

　　（二）道德上的罪恶观。道德上的罪恶象不爱国、不忠、不孝、不悌，固然完全是根据于第一层意义的。而所谓仁、恕、义、正直、信实，就打破了一切人、我、家、国的范围，凡是违背这些美德的，不论他有利于国家与否，一概都应该认为罪恶。确是能表显那伟大的绝对的爱，确是根据于第二层意义的。至于依习惯和舆论的势力，在事实上苛求，因此压迫个人的意志，那就不免有时竟致于失去他的第一意义。

　　（三）宗教上的罪恶观。宗教上的罪恶观，大概根据于第二重意义的居多。因为宗教的真实意义没有不根据于“爱”的，而且偏重直觉——信仰——的意义。然而象犹太的宗教[1]——选民的宗教，罗马的国家教[2]，中国的祖先教，日本的神道教[3]——天皇即神的宗教，他们的罪恶观都不免落于第二层意义上。至于单在于仪节、经典、戒律上着想，那就不论那一宗教，他的罪恶观都已失去第一层意义了。

　　

　　总之，“罪恶”不能离对人的关系而说。所谓对人的关系就是“爱”——伟大的绝对的“爱”。——是罪恶功德共同永久的固定的标准。凡是违反这个“爱”的都是罪恶。凡是能使这个“爱”的表显能力减少的，凡是能使这个“爱”的发展能力受障碍的，凡是能使“不爱”的现象延长的，凡是能使“不爱”的动机发生的——不论是个人的行为（广义的行为，淫杀、欺诈、忌嫉、嗔恚、痴埐），或是社会的影响（社会的组织，家、族、国、民族、人类，以及一切道德、宗教、法律的形式、条文），以致于由此成为风俗、习惯，一概都为罪恶，相互的同等的无所属的罪恶，对于“社会”的也就是对于“我”的，“社会”的也就是“我的罪恶”。个人的行为有害于社会而“不爱”社会的，象军人、政客、英雄、圣贤、匪人的行为，能扩大而渐变成一种社会共同的习惯的固然是罪恶。社会的影响（社会的组织，社会的制度）有害于个人而“不爱”个人的，象某种社会制度能造国际间阴谋的政客，专横的武士，强暴的资本家，贪污的官吏，淫荡的嫖客和妓女，怠惰的游民，虚伪的人，欺诈的人，因而发生国际间的侵略，民族间的嫉妒，阶级间的恐怖，友谊间的猜忌，以及一切精神肉体上的痛苦，种种恶劣的影响也未始不是罪恶。

　　所以我的结论是：

　　（一）“爱”与“不爱”是功罪的“共同的永久的固定的标准”。

　　（二）功德罪恶是个人对于社会的行为之解释。

　　（三）功德罪恶是个人社会相互间的影响之征象。

　　（四）凡是违背绝对的“爱”的，不论是个人的行为，还是社会的影响，都是“罪恶”。

　　（五）凡是能涵有培养绝对的“爱”的意义之社会制度，都是唯一的良好制度——免除罪恶的制度。

　　（六）凡是能打破社会习惯（有害绝对的爱的社会制度等）的个人行为，都是唯一的积极道德——免除罪恶的道德。

　　原载一九二〇年三月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十三号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犹太人的宗教，即犹太教，遵奉雅赫维（“耶和华”）为独一真神，称犹太人是他的“特选子民”。

　　[2]罗马的国家教，即天主教，与正教、新教并称为基督教的三大派别。信奉天主和耶稣基督，并尊马利亚为天主之母。梵蒂冈罗马教皇是他们的最高首领。

　　[3]日本的神道教，为日本传统的宗教，自称日本民族是神的子孙，天皇是日本神圣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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