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的牺牲者|瞿秋白

社会运动的牺牲者

　　（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一日）

　　现在“解放”“改造”的呼声一天高似一天，觉悟的人似乎应当一天多似一天了。果真么？对于这一点怀疑的人一定不少，我可以信得过的。

　　解放是什么？改造又是什么？多不过是改良社会的一种目的或者简直是一种手段。我们想改良社会，最好是要能做到根本改革现社会一切组织的一步，那末我们应当先研究改革的制度——要改革到如何地步，再研究改革的方法——怎样去改革。可是要问一问：究竟谁去改革？假使没有人改革，以上两问题只能暂且搁起。改革是谁去改革？应当是全社会的人去改革，可是社会是由许多个体集合成的，所以实际上社会的变动总是先起于一小部分——牺牲者。一小部分的变动渐渐波及全体，改革的运动，才能完全达到他的目的。

　　到那时候，庶几能算是改革运动成熟的时候。从文化运动，直到社会运动，中间一定要经过的就是一种群众运动，看近来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

　　中国固然是经过了各种情形，现在正到了群众运动与社会运动杂揉的时代。其实所谓社会运动往往仍旧是群众运动的性质。而改革社会又不能单靠一时的群众运动，所以就不能不注意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可以包括各种事情，制度的改革，习惯的打破，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都应当大大的注意。不然呢，连群众运动的效力都要消失。

　　何以说不能单靠一时的群众运动呢？因为改革社会非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不可，而这件事决非一时的群众运动所能做得到。也决非有群众运动之性质的社会运动所能做到。

　　所谓群众运动之性质，就是根据于群众心理的一种群众运动之性质。吕邦（Gustave Lebon）[1]说：群众心理的构成有四个主要特征：一，各个人意识的个性消失；二，无意识的个性消失；三，暗示及传染的结果构成群众内人人感情思想趋向于同一方向；四，被暗示的思想直现于实行上。他在《革命心理》上又说：群众心理的特征是无限的轻信心，极端的感情，没有先见，不受理论的支配，不为真相实验所动。他的学说，虽不是完全对的，而在一时的群众运动，确有这种心理，而且是普遍的。

　　假设一种社会运动有这种性质的——根据这样的群众心理的——，要他去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无论怎么样也做不到，就因为以一时的感情思想去感动群众容易，浸染永续的信条入群众心理就难，而永续的信条有一天确立于群众心理之中，要再拔去他也难。中国现在的社会运动多少带一点这样的性质，所以要希望现在这样的社会运动来切切实实改革社会，是一件很难的事；不但如此，现在所谓社会运动的心理里还包含多多少少的旧信仰、旧人生观，怎样能够去根本的改革制度，打破习惯。这一种社会运动本来不是创造新的人生观、新的信仰，打破旧习惯，改革旧制度的运动，就因为他带着群众运动的性质。

　　固然，一种社会运动往往跟着一种群众运动发生出来，或者，两种运动同时并发，至为呼应；然而，完全本着群众运动的心理来做社会运动，究竟是不相宜的。而且，在这样的社会运动里，那运动的牺牲者——改革社会的人，因为本着群众运动的心理来做这种运动，因而牺牲，也只是徒然牺牲，毫不能达到他所以肯牺牲的目的。牺牲者既然徒然牺牲，这所谓改革社会的人，简直是并没有去改革；简直可以说，没有改革的人，又何从谈起改革的制度、改革的方法呢？

　　群众运动需要一种牺牲者，社会运动亦需要一种牺牲者。以群众运动的牺牲者的性质，来做社会运动，他的牺牲就要完全丧失他的效用。假使，这种社会运动带着群众运动的性质，他的牺牲者当然就有群众运动的牺牲者的性质，因此这种运动始终不能显出他的效用出来。而群众运动的牺牲者，本着那样的心理去牺牲，在群众运动是有效用的，而在社会运动就不然了。

　　群众运动的牺牲者为什么愿意牺牲呢？就是根据着群众心理。本着群众心理“构成”的主要特征，他被暗示而愿意去牺牲。本着群众心理的特征，他抱着极端的感情，随意轻信而竟去牺牲，如何能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改革旧制度，打破旧习惯呢？他个性消失（无意识的个性优胜），被狂乱虚浮的暗示，不能确立新的信仰、人生观，他所抱的无限的轻信心，极端的感情，倒是导源于旧的制度、习惯。如此看来，为着创造新的信仰、人生观，改革旧的制度、习惯，不能要群众运动的牺牲者，而另要一种牺牲者——社会运动的牺牲者。

　　社会运动的牺牲者，要去做社会运动，应当没有无限的轻信心，没有极端的感情，不受无意识暗示，而有积极的怀疑心，有沉静的研究心，有强固坚决的毅力。他因怀疑而觉悟，研究的结果就能创造新的信仰、人生观；毅力的坚决就能打破旧的习惯、制度。他因此能不受旧社会力的暗示，觉着不得不打破旧的习惯和制度，因而牺牲“旧习惯所生出来”的快乐牺牲，“旧制度所生出来”的利益；觉着不得不创造新的信仰和人生观，因而牺牲精神去研究，牺牲旧社会的虚荣去实行他，甚至于牺牲性命。

　　况且，愿意牺牲的人必定有他的绝对不肯牺牲的东西，或者他的绝对不能牺牲的东西——群众运动的牺牲者绝对不能牺牲他的狂热的感情，社会运动的牺牲者绝对不能牺牲他的积极的怀疑心，他们绝对不牺牲他们的人格——才能去牺牲。假使没有一件不能牺牲的，又何必要求“解放”和“改造”呢？只看他所不肯牺牲，不能牺牲的是什么，是否可以拿来供改革社会——创造新的信仰，人生观，改革旧的制度，习惯——之用，是否对于改革社会有较大较好的效用，还是狂热的感情呢，还是积极的怀疑心呢？就可以知道他的牺牲对于改革社会有何等样的价值。

　　真正的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本着他的精神去随时随地的牺牲，就能一方面自己解放，一方面自己改造。而且从他的牺牲而所做的社会运动，影响于别人时候，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解放，真正的改造。不致于仅仅用一种无意识的暗示而用一种诚挚的劝导，不使人盲从而使人怀疑。这样去改造别人，解放别人，只有真正的社会运动的牺牲者。

　　凡是一种群众运动之后，必定要有继续他的社会运动才能显出他的效用。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社会运动，不带着群众运动之性质的，所以这种真正的社会运动牺牲者，在现在的中国是非常之需要的。

　　原载一九二〇年一月十一日《新社会》旬刊第八号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吕邦，今译勒蓬（一八四一——一九三一），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著有《群众心理学》、《法国革命与革命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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