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哪里去？（三）战胜这些困难的可能

（三）战胜这些困难的可能

　　这些严重的困难，是否足以使我们悲观呢？不，他只有策励我们，使我们要更加紧地努力。我们为说明战胜这些困难的可能起见，可以拿俄国革命的经验作一个例证。我上面所指的三个困难，前两个都是在俄国遇过了的。只第三个土地问题，在俄国表现得另一种形式，俄国土地问题没有遇着像中国这样的困难。我将依据俄国底经验来开始研究前两个问题的解决方法，然后再说第三个问题。

　　在当时俄国革命的前面，也是摆着强大的帝国主义底力量。旧俄在帝国主义大战中，受了非常严重的失败。革命以后，一切武装都破坏了。旧的军队完全没有，新的军队又不能立刻建设起来，其他一切政治经济的组织，几乎都在“旧的破坏了，新的还没有”的状态中。全世界帝国主义者乘这个时候都一齐起来向俄国无产阶级进攻，由德国帝国主义开始，接着便是英、法、波兰、捷克、罗马尼亚、意大利、日本、美国……等，或是用金钱及武装帮助白党，或是自己直接将自己底军队调来，或是两种方法都用。全世界帝国主义底新闻纸通信社，始而宣布苏维埃政府至多存在三天，三天过了又说至多可以存在两礼拜，以后又说至多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但是帝国主义底希望终于无望，幼小的“苏维埃”政府与全世界老大的十余个帝国主义在四年的血战之后，仍然“出乎意料之外”的胜利了。

　　我们丝毫不瞒地说：帝国主义当时的武装力量，在数量上，训练上，武器上，组织上，军需上，都超过苏维埃政府十几倍，但是帝国主义终于失败了。固然帝国主义者内部在当时是有冲突的，但是他们进攻苏维埃的时候仍然是保持着相当的一致。这个里面固然有许多主观的客观的原因，但我指出一个最主要的地方，就是俄国疆土的广大与动员群众的广大。这两种现象配合而成，便增加了革命优势。有时候帝国主义者已经包围了莫斯科或圣彼得堡，但是帝国主义战线的后方，都发生了广大群众运动的高涨，使帝国主义不得不调转自己的兵力以压服别处。在这个广大的疆土上，到处都有广大群众的斗争，“此伏彼起，再接再厉”使那么多的帝国主义终究“疲于奔命”，“师劳无功”。日本曾包围过西比利亚，但是猫子虽凶，终究吞不下驯服的大绵羊，况且这个绵羊不驯服！还有些帝国主义底军队，只在遥远的地方耀武扬威，不敢直接压迫革命，因为他们底军官怕这革命中之冲天的“赤气”，“恶化”了他们反革命的军队。这个客观地理上之疆土的广大，及当时布尔塞维克党动员群众的广大，这两个条件的配合，便战胜了帝国主义者。中国将来也可以有这种形势，只要群众动员的工作做得广大，则帝国主义者在这广大的中华土地上，也是同样地疲于奔命。全国交通的不便利，固然可以使着我们革命的工作难以进行，但同时也是反革命的困难。自然俄国革命时期的国际环境，正是当着世界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时候，在西欧各国几乎都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点对于俄国革命有很大的帮助。照这一点看来，似乎中国革命所遇的国际环境，没有俄国革命时那样的好，因为现在在西欧及美国都没有无产阶级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这一观察虽然有一部分理由，但不完全正确。第一，现在国际资本主义就他的发展前途看来，是正在危机之前夜，西欧无产阶级直接革命的形势，一定很快的就要到来，这一点是根据客观政治经济分析所得的结论，绝不是故意自慰的话。我们中国若有了革命的高潮，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有了更严重的武装干涉，一定可以更促进西欧底无产阶级革命。第二，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在各国都有了强大的工人运动，都有了共产党，并且有共产党国际，这些在俄国革命发生之前，都是没有，而这些都是中国革命有力的援助者。第三，我们现在的世界，已经有了一个无产阶级后胜利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精神上在物质上都可以援助我们，而俄国革命发生的时候，则全世界都是仇视他底帝国主义。这些都表示我们比较俄国当时的客观条件还要好，不是更坏。俄国革命既然胜利了，则我们底革命为什么没有胜利的可能？

　　我们再说社会经济上的困难——中国革命的第二个大困难。这个困难的状况，我们不独在俄国革命中看见过，并且在中国革命中之武汉时期已经看见过。这个问题之最困难的地方，是由于帝国主义底经济封锁，金融财政的破坏，而最有力的还是大多数城市小资产阶级底动摇。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尤其是在反革命中，将有很大的作用，因为他在城市中通常是占着人口底大多数。并且在中国这种小生产的国家中，尤其是当着革命政府开始成立还不能进行大生产的时候，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也同样有很大的作用。城市小资产阶级当着革命高涨群众运动发展的时候，尤其是容易受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者的挑拨离间，容易走到反革命的道路上，武汉政府底叛变！虽然还有其他底原因，但其中之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他反映了这种小资产阶级底动摇。

　　对于这个问题的机会主义底解决方法，便是对上层小资产阶级让步，来阻碍城市底群众运动，如武汉时代之限制店员运动、解散童子团等，这种办法只足以断送革命而不能拉拢小资产阶级。因为无论革命势力对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好大的让步，小资产阶级终不能满意，而同时阻碍群众运动所受的损失，可以使革命根本破产，武汉底失败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同时以为要加紧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底斗争，将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其他的反革命势力看成一样，这也是不对的。这可以扩大小资产阶级动摇的范围，可以加紧社会经济的危机（跟着经济危机之后，自然便是政治危机）。这样不独不能解决这个困难，而且可以使困难先“解决”了革命。

　　正确的政策应当是这样：对于上层城市小资产阶级——有雇佣劳动的——应该比较严厉的看待，应该站着无产阶级利益的观点。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所应取的利益——工作条件等——不因这个资产阶级“小”而让步，但是同时我们在原则上反对无产阶级底瓜分政策——由某一个店铺工人将这个店铺平均分了。对于雇佣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只要没有反革命的嫌疑，他在苏维埃底法律之下，仍然可以自由营业，并且苏维埃不能将他看作敌人。

　　对于一切在革命的政府区域中的店铺、工厂、手工作坊，在不妨碍群众运动发展的条件之下，总应该使他经常的营业，因为革命政府在开始成立的时候，决没有自己组织大规模经济的可能。对于区域之劳动群众生活品的供给，维持革命的经济生活的稳定，乃是巩固政府所必需的条件。武力破坏小资产阶级底经济，瓜分作坊、店铺，这不独不是无产阶级底意识，并且这一定加紧社会经济的危机。革命时期军需的征收，应当以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经济作为剥夺的主要对象。这并不是站在小资产阶级利益上说，乃是站在维持当时革命政府下之社会经济生活上说。对于没有雇佣工人底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则革命政府还应当尽可能地保护他底利益，还要使他参加苏维埃底选举，使他随着无产阶级底领导一同在革命道路上前进。

　　但这样仍是没有全部地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我们还要研究革命政府下之一切军费政费的来源。这里最主要的自然是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银行、工厂、矿山、森林、商店等，取消一切帝国主义之财政上的特权——外债、海关、各种担保税、铁路管理、交通机关等。还有对于一切反革命者没收，这些都要很坚决的执行，然后才能使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土地革命的完成与否，不仅是一个革命任务的根本问题，他同时对于革命政府的经济问题有很大直接的关系。俄国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俄国农民当革命前，每年交纳沙皇政府的面包（谷类）只有四百万普特，在国内战争的时候，红军每年的收入则有四万万普特之多（的确数目字我不记得，但大概是这样），高出一百倍。为什么呢？并不是红军比沙皇要苛刻些，乃是俄国农民以前给地主纳的地租，实比直接国税高出一二百倍，现在农民不给地主了，红军将地主赶跑了，因此他可以拿出来更多的国税来，并且农民知道这种军事征发是暂时的现象，因此很少不愿意拿出来的。中国农村中也有这样的形势，现在中国农民至少是将他收入之百分之五十（有的地方到百分之七十）交给地主，若是革命政府将地主打倒了，向农民收百分之二十的临时军事征发，这对于革命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收入，而对于农民又是可以拿出并且愿意拿出的负担。所以土地问题的解决，不仅是革命的根本任务，不仅可以动员广大的群众来反抗敌人，并且是革命政府本身直接的存亡问题。他对于解决革命政府初成立后之经济问题，实在有莫大的直接关系。

　　现在我们再说革命中的第三个困难，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困难。中国内部现在是有“人满”之患，若是现在一切失业的农民、兵士、贫民，在土地革命后都一定分得一块土地，则是可以使一部分中农——自耕农在革命后比革命前的土地反转减少，因为中国社会上的失业者实在太多了。但是若中农比革命前得的土地还少，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他可以因此而动摇。但中农无论在数量上或在生产上都是农村中之主要角色，他若变成了一个反革命的势力，则革命一定失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第一是共耕，这是在湖南苏维埃区域中已经实行过了的，全乡底农民，共同生产，又免得分配，又练习了农民底团结性，又可以增加生产力。这是一种最好的方法，但是这绝不能在全国中都可以实行，并且在绝对大多数的区域中都不能实行，在军事情形稍为缓和的时候，农民更是不愿意。因为农民是一个小私有财产者，他底集体性很不容易养成，尤其是中国没有大规模的新式农具，很难得使他们得着共耕的经济前提。这个方法固然很好，但这不能强求，并且在革命胜利的开始，绝对没有施行广大范围的可能。第二种方法是减低农民底税，或者某个农民在革命后没有增加他底土地，甚至于稍为减少点，但他所纳的租税实在比革命前少的多，这样使他底生活仍是增进了不少。第三是增加非农业的社会工作，如修路、办实业等，自然这与移民开垦荒地一样，不是在革命后立刻可以开始大规模进行的，不过终究是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兼纳并用，来逐渐战胜这个客观的困难。

　　中国农村中耕地的总数量固然少，但是荒地在各省之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中，都占着很大成分。中国农村所以感觉“人满”的缘故，不是因为真正的农村人口太多，而是因为农民在苛捐、杂税、高利贷、重租重重剥夺之下，使农民破产，无力耕种，使耕地逐渐变成荒芜，使农民不能改良土壤，扩大农村的生产力。若当土地革命成功之后，这些封建势力都被打倒了，自然土地问题便可以容易的解决。

　　以上我说了战胜这些困难的可能，自然这是需要革命者之很大的努力。“东三省”式的道路，面前摆着许多矛盾，“苏维埃”的道路，面前也是摆着许多困难。就在这两种“势均力敌”的客观条件之下，革命者及反革命者之主观努力，在中国前途问题之解决上便有了很伟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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