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唯物主义Ⅱ

Ⅱ

　　凡“倾向的想象的”理论的总合他的呼声虽异常之清亮，对于他所涵理想非常切合，他深切研究历史发展的过程，所用以表示此科学真理的方法也很恰当，——这一种理论的总合，在实用上却还只有很少的意义。读者要确定这层意思可以一读下文的实例。白郎达诺（Brantano）[11]教授有一段引证，证明浪漫主义的历史学派已很近于历史的唯物主义，——我们很感谢他的好意；他引辽文朴基仑（Laergne-Peguilhen）集中的话：

　　论社会的科学，到如今进步很少，亦许就是因为著作家分不清各种经济形式，或者他们不知道经济形式是一切社会国家组织的根据。大家忘了：生产、生产品之分配，文化、文化之传布，国家立法、国家形式都从经济形式中流出，经济形式确定分别这些现象的内容及其发展的途径；上述这些最要紧的社会现象从经济形式及其整备的利用方法间而流出，乃不可免的事实，正如生产品，必为生产力相互作有效的行动之结果；社会病象的暴露，它的来源常常是社会形式、国家形式间之矛盾。(7)

　　这是历史浪漫派最有名的代表辽文朴基仑在一八五八年所写的。——这一派曾受刘亚克索（Leaxo）在《德法年鉴》上极严厉的批驳。虽然第一眼看来，似乎马克思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是从辽文朴基仑处抄来的，——那必不知道此处有一大区别：马克思不承认生产及生产品之分配为从经济形式中流出的现象，而正相反，经济形式是从生产及生产品之分配出来的。

　　辽文朴基仑的学说，以为一切全在于经济形式之“整备的利用”。历史浪漫派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古典主义的国家经济学派之逆流，古典派国家派的经济学者，承认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方法是唯一的整备的，而宣言这些阶级的经济形式是永久不变的自然法。历史的浪漫主义反对这种侵入“武士”利益的溢美之辞，从而颂扬宗族制度的经济关系，地主与农奴的关系；他反对自由派而特立一学说，说一民族的真宪法，不在几张白纸黑字的法律，而在于经济力之相互关系，就是在于那时农奴对于地主的束缚——封建时代的遗产。国家派的经济学说与历史的浪漫主义之间，一切理论上的争辩就是资产阶级及武士阶级间阶级斗争之思想上的反映。每一派都承认合于他自己阶级心理的生产方法为永久的不变的，合于自然法的。自由派的尘俗的经济学家于此可认为富于抽象幻想的，而崇拜历史的浪漫主义者，很蠢的提出现实生活中的事实；一个多少有些唯心派的色彩，别一个都多少有些唯物派的论调；——这不过是两奋斗阶级历史上发展程度的相异之点暴露出来而已。资产阶级正要上台做统治者，所以描绘他的将来世界，好一似永久的幸福世界；武士阶级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应当作浪漫的颂扬赞赏那束缚的经济关系，——他们伟大的能力就在于此。

　　我们所引辽文朴基仑的一段论断，就是以颂扬武士阶级为目的。他所要说的，简单些讲，就是：封建的经济形式应当做一切社会国家的组织之根据。照他的意见，这些经济形式，是国家及立法形式的初源。假使社会离开了他们，就要发现病象。辽文朴基仑在上面已引一段论断之下，并且直说自己的目的，并没有什么掩饰。他依历史上各时期中次第发生的经济形式，分之为三，又加以一“复合的”形式。三形式为：强制经济、参与工作经济、货币经济，与此相当的国家形式为：专制政体、贵族政体、君主政体，在道德上就是：惧、爱、贪。

　　“参与工作经济”，所谓贵族政体——或称他的真名字——就是封建制度，居然有道德上的“爱”。辽文朴基仑自己说，双方以功绩相欺，无处不成“爱”与“恋”的源泉。然而辽文朴基仑也注意到：历史自落于错误的道路，迷失这种“源泉”，而复合几种经济形式为一，所以他以为国家形式亦必须有复合的，自然仍旧是根本于他的“整备的利用”条件。国家当属于贵族，有“公社式的宪法”；公社中的社员，比较富的比较有教育的，对于同社的群众，虽同为公社的公民，而当为公社的立法者或行政者，享有政权。同时当保存一部分的专制政体，“专制政体在社会力上，即使设备极不完善，也比‘法律的专横’之破坏性质少些，又当保存一部分的帝制政体，——帝制的尊严崇高能统持一切利益以同等的‘爱’，——但当除去他的‘贪’性。”从辽文朴基仑这几句话里，很容易明白他的趋向：完全恢复封建制度，及“无限的王权”，只要国王能履行我们的意志（“und der Köig absolut wenn er ihren，willen Thut”），《共产党宣言》中批评封建的社会主义的话，也就是对于辽文朴基仑的评语：“有时他打败资产阶级，正中其要害，他确有敏捷的论断，然而因为他完全不懂历史进行的过程，所以常常使人得一极滑稽的感想。”这一段评语的第二节，实在说得德国浪漫派的特性更清晰，——比第一节说得痛切得多。当时浪漫派亦受资产阶级的攻击，而英法的封建的社会主义者却因此起无谓的恐慌，神经过敏的也疑及复辟时代的“空话”或者已经不中用了。——其实德国的封建制度（普鲁士的封建制度尤盛），还毫没有受伤，仍旧悍然树着几面“道德化”的标帜，能抵御斯旦(8)、哈登倍尔(9)之立法维新的侵袭，始终完全保存中世纪式的封建制度呢。

　　浪漫派这种不了解历史，除封建经济外，其余的经济形式，他们连一个大概都不知道，——是他们的特色；然而他们因为自己阶级的利己心，要想以这种心爱的经济形式包括一切国家的法律的宗教的关系，于是偶然和历史的唯物主义相合，其实他们离历史的唯物主义如此之远，竟等于阶级利己心与科学智识之间的距离。辽文朴基仑之于马克思、昂格斯，也正如二十年后海拉黑（Herlach）、斯达尔（Stahl）[12]之于拉萨尔（Lassal）[13]。海拉黑在普鲁士贵族议会中，常常反对自由派的对抗派，——拉萨尔的宪法理论，（不过此自由派比拉萨尔最后的立说稍有变更，——这本是自由派的色彩。）而拉萨尔在所著所得权系统中也与此历史的浪漫派以致命的攻击。如此，则历史浪漫派与历史的唯物主义绝无共同之点；两者之间的关系，至多只能说，历史浪漫派那种绝无掩饰的阶级色彩与马克思、昂格斯以更急激的兴奋剂，使他们倾向于唯物史观而已。

　　其实呢，连这种关系都没有。我所引辽文朴基仑的论断确是非常之可注意，当我初读的时候，我竟等不到读完他的全部（现在这派早已无人提及），就立刻写信告诉昂格斯，问他和马克思是否和这历史浪漫派诸人相知——如马尔维次（Marwiz）、蔑娄（Müller）[14]、海娄（Haller）、辽文朴基仑等，是否稍受他们的影响？昂格斯于一八九二年九月八日答复我：

　　马尔维次的书，我几年前曾经读过，然而其中并没有什么；不过有一部分叙述马队的意义，及深信贵族对于黑暗人民所取鞭笞政策有神妙的作用等一派论调。除这部书以外，从一八四一年以来，这一派的书籍我都不知道。我向来没有十分注意他，所以我对于你所说“影响”，自然也不能承认。至于马克思呢，他读过蔑娄的文集，及海娄的复辟论等，那时他在柏林及白纳（Bonn）[15]；他看着这种论调不是一篇空话，抄袭法国式的浪漫派而已。即使当时他遇见像你所引辽文朴基仑一派的论调，也不能与他以什么感想，因为马克思当时也许简直懂不到这一派人要说的是什么。马克思那时是黑智儿派，辽文朴基仑这一篇话对于他不过一种反对独断论而已：他当时还没有研究经济，自然所谓经济形式一术语于他绝无一毫确定的意义。即使他知道这一段文章，也许东耳进西耳出，绝不留影响于记忆。我想，一八三七至一八四一年间马克思所读历史浪漫派的书籍中，决没有这类牵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话。

　　自然，辽文朴基仑这段文章，确是很可注意，然而我要校对过一遍。我虽知道辽氏属于这一派，然而我没有读过他的书。最奇怪的是：我们正确的历史观，抽象的论断上却和他们突然相遇。——他们在具体的历史现象中，理论上实用上都将历史弄得混淆糊涂。凡是关于封建制度的事情，他们这一派的人都能知道国家形式是从经济形式中发展出来的，因为这种现象本来非常之明了，无所掩饰。我不过说他能知道；实在呢，除你所引一段以外，我找不出什么类似的观点；自然，封建制度的理论家，当然没有资产阶级自由派那样的抽象性。假使我们肯定：有一人于此，确赞成这一派的学说，——说封建社会中文化之传布及国家的形式与经济形式有密切关系；要他以此结论应用于其余一切国家形式，此时，这一浪漫派对于其余的国家及经济形式：如中世纪城市公社，专制君主政体，立宪君主政体，共和政体等，亦是与历史发展程度相当的，而他却绝对的不了解，——我们又怎样解释此中的缘由呢？此中两相矛盾。何况辽文朴基仑属于那一学派，向来以为十七八世纪的专制君主政体已经是“真国家论”的堕落！——他虽知道经济形式是社会国家组织的根本，也没有什么用处。

　　依辽文朴基仑的解说：国家形式是从经济形式及其整备的利用中所流出的，此中有不可否认的自然律，正如婴儿之胚胎出于父母。我注意到辽氏所属的一社会论学派，对于他这一解说就可以下一断语：他们所谓经济的真形式——是封建制度。然而因为“罪过的”人类竟反对这一经济形式，于是就要所谓“整备的利用”，可以免这类的攻击而得永久的巩固，可以使国家形式等与之相当，——即：令人类返于十三十四世纪的秩序，依历史浪漫派的意见，在这些条件之中，最高尚的理想就可以实现，最优美的历史理论就可以实行，而辽文朴基仑的综合论也就倾向于此，令封建的社会制度引入封建的国家制度。

　　我所得着昂格斯的答复是如此。我听了昂格斯的忠告，就重新审视一番上文所引的话，且合着辽氏全书的总意；确实不差，他的真意却和我们所想象的相符。所以我应当表示十分的谢意于昂格斯。他的指示真能明了指出封建制度之鸩毒。

　　【注】

　　[11]白朗达诺，今译布伦坦诺（Lujo Brantano，1844—1931），德国经济学家，提倡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学说，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组织，能够调和敌对阶级利益，即所谓布伦坦诺主义。

　　[12]斯达尔，今译施塔尔（Georg Ernst Stahl，1806—1856），德意志化学家、医师。耶拿大学医学博士。著有《化学原理》、《医学真义》等。

　　[13]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最早的机会主义者。1863年5月到8月担任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推行机会主义，出卖工人运动。

　　[14]蔑娄，今译弥勒（Johannes von Müller，1752—1809），瑞士历史学家。著有《瑞士联邦史》、《世界通史》。

　　[15]白纳，今译波恩（Bonn），德国西部城市。

　　(7)见辽文朴基仑之Die Bewegungs-und Preduktionsgesetze，二二五页。

　　(8)斯旦（Stein，一七五七——一八三一年），曾为普鲁士商务总长，初立统计院，废国内关税。

　　(9)哈登倍尔（Hardenberg，一七五〇——一八二二年），普鲁士政治家，为国务秘书长时立法改良甚多，为武士党之大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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