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 V．党的任务

V．党的任务

　　这里我们应当讲到目前我们的任务：

　　（一）我们要准备总暴动方针，但这并不是说“明天”我们就要暴动了。这一个意见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我们就已经这样指明了。至于如布哈林同志所说，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你们要决定，今年秋天的时候，要举行总暴动。”这是很明显的，这一次会不能来通过这样的一个决定。

　　大家都同意于这样的一个意见：现在在大城市之中，虽然群众的运动又有重兴的现象，但这仅仅是刚才开始，没有把握说它能“即刻”成为“高潮”的前途。这正是因为中国的不平衡的特点。这一个特点，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而中国经济状态的表现，中国经济的状态，只以金融的情形来看就很明显，没有一张纸币能走遍全国，各自有各自的地域。不仅如此，就是现洋也是不划一的。上海的“中山”币曾经受到这种待遇——比“袁世凯”更贱些。因为在汇兑上的关系，外路客商在钱庄银行调款子的时候，他们不信任“中山”银币。再如果我们拿一块大洋从上海带到满洲或北京换成铜元，又从北京带到武汉兑换银币，再从武汉到别的地方轮流转辗的兑换，换到后来在我们手里的就剩得不多了，或者没有什么了。这一块钱就一无价值的消失了。这种经济发展程度的现象很可以给中国“不平衡”的状态以确当的解释。资本主义是能在不平衡的情形之中发展的，因此也没有谁说过世界革命到了一个什么时候就可以同时起来。中国的经济不平衡的情形，好如整个的欧洲，譬如从比利时到巴黎，比之于由从北方到上海或到四川要容易得多。这种条件各不相同的状况，不能如此规定：“今年秋收时全国都要举行总暴动”。这种话中国同志是没有这种意见，是不是有哪一个俄国同志说的尚不知道。

　　第二我们要说到我们的中心工作问题。在说这一个问题之前，要先说明一件事情：我们既不能说秋收时一定要暴动，也不能说秋收时一定不要暴动。可以肯定的说的是不可规定秋收时全国都要总暴动，但在不平衡的状态之下，或许某几县亦许要暴动的。我们过去已经上了当，如关于在策略上说了暂时不提出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于是就不去帮助农民的分配土地的要求，并且还去阻止了这种斗争，因为国际并没有规定没收小地主的问题。可是到国际代表到武汉的时候，又说这是不对的。所以秋收暴动的主张，不可以的仍依前例的解释起来，那就会变成了如果湖南某县农民今年秋收时要暴动（游击抗租），那么，那地的同志亦许会对农民说：“不许暴动，因为这是国际的命令，我亲耳听见布哈林说的。”这也可以拿来解释总暴动方针这个问题，就是不是说决定总暴动方针这个问题即是直接暴动，同样也不是说既不是直接暴动，就一动也不动。总之，我们在新的高潮之前，必须以准备暴动为总方针。

　　中心工作，是争取群众。“八七”会议之前我们是背向着群众的，“八七”会议之后才转到群众一方面来。现在我们应该要更进一步，要深入到群众之中去。

　　在工人群众之中，我们要用新的方式去团聚组织群众。在以前，武汉刚反动之后，上海四月事件之后，我们是用上总[42]及湖北总工会的名义，作为直接的反抗运动，在那时候是对的。在那时候，工人在那时候知道上海总工会是我们——共产党，知道湖北总工会，知道向忠发[43]——共产党员。他们要我们的答复；我们答复他们“要反抗”，在上海应在总工会旗帜之下。现在，这个时期过去了。现在，因为过去工作的关系，再拿这样的名义为号召，就等于用共产党的名义，因此党与群众组织没有区分。因为，在这种形势之下，固然我们不是要取消上总或其他的名义与组织，但在另一方面，工作方法上，再不能用什么特派员、组织员等，而要组织新的各个工厂支部，在这些新的基础之上，从下面建设起新的真正的是群众的组织——上海总工会，湖北总工会……等等。要想法子于很小的微细的事情上，为了打人，为要开水吃，为扣了一毛钱的工资，为了……工人群众最切身的问题，去引起群众到争斗里面来——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反对国民党的政权。从最日常的争斗之中领导他们到政治的经济的大的斗争之中来，要求自由与组织的公开，以此种种团聚工人群众的力量。这是最重要的工作，只有这样来能争取获得广大的群众，这是走向总暴动，准备总暴动的最主要的工作。

　　对于农民群众，中央对北方局的文件中，曾经指明过。不可以抗租与抗税相对立，如北方红枪会与天门会之中有一部分是主张租是抗不得而只抗税，更右的主张是抗苛捐杂税而不抗正税。我们对这些运动是应当赞助的，决不应当说这不是土地革命我们便不来。而应当去领导他们到土地革命方面来，应当使这些群众明确的知道我们的口号。主要的，我们在目前革命的性质上讲，是领导农民反抗地主阶级。可是我们同时要组织雇农、贫农，不可以预先恐惧及怕得罪了富农，不然将要如像武汉时代，以及以前与国民党合作时代的同样的错误——阻止群众——政策。可是我们也不是向另一极端。我们要指出农民的平分一切是非社会主义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更明确些说是理想的资本主义的。我们要赞助游民、失业的农民的无情的、彻底的、暴烈的破坏封建的斗争，但是我们不可以变成了它。我们要仍旧是我们。如其在政治上允许讲这样一个名词——“平产党”，那么我们可以说“共产党”可以与“平产党”联合，可是不是要我们成了他们的尾巴，而是要我们成为他们的领导。我们不摇动我们对目前革命最主要的目标——地主阶级，封建制度——的视线。至于土地问题，在上面我们已经很明显的讲出来了。我们的党纲是土地国有，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不是没收自耕农的土地。这一个意见，中央曾与毛泽东同志争论过。毛泽东同志曾经说道中国已经是“十月革命”了，必定要没收一切所有的土地。因此他在湖南反对“八七”会议的决定。最近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通告上又说到这一点（土地党纲草案中，也说到了这一点，不过对这草案，我没有功夫详细写我所早已有的意见，这次大会上要决定）。我不同意而将它修改了。在我们的党里面，对于土地问题的见解，一切的倾向都有——左倾的或是右倾的，可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在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已有了几个苏维埃区域，是不是可以说已是革命的高涨呢？是不是就能说它是无产阶级专政呢？不是的也不能的，也还不是全国政权的建设。并且我们应该指出来，它们不能单独的保存，它们必须要向外发展。在不可能的状态的时候，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的时候，则应该避开，采取游击战争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实力。而另一方面，四面发动，引起周围的其他地方的农民群众。我们现在对于农民，要领导他们在各种环境之下，采取一切的斗争的方式。凡是农民所需要的即要立即“领导”他们斗争，从抗租抗税乃至于游击战争，甚至更进一步的“割据”——这“割据”不是死板的，而是要扩大这一个形势。城市的工人阶级要在这些争斗中，用自己的领导力量，运用这些机会来建设红军，助我们来完成革命——领导农民完成土地革命。这些红军应该使她发展，或者在不得已的时候就向别处移动。这许多，在地方工作中采用了中央的政策或许仍然是会失败的。况且海陆丰是没有照中央指示，于是来批评中央这一点没有具体写或是那一点没有具体写。是的！我们也可以批评国际说对中国的指导如何如何不切实！又是其他什么指导人的原因等等而发生机会主义，但是这并不能去掉自己的责任。既然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有他自己的认识。我们在农民运动中，最低限度都要使各省都有广大的宣传。这当然不能说，我们要每县、每乡都派人去领导，然后能说是我们的领导，而且这所派的人一定要姓共名产的去指导，才能说是我们的领导。这当然不是的。而是我们的政治宣传，能够引起农民，作为他们的思想。总之，我们在土地革命之中，告诉农民土地革命如何才能达社会主义。我们要去参加一切甚至和平的农民的斗争，去领导他们，但是要在运动中去批评指导他们，不要跟了农民的尾巴跑。不然，这就不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是农民的意识了。

　　反帝国主义——在新式的方式之下，又重新的抬起头来。小资产阶级已经有些起来，他们正在脱离国民党的领导。在这次济南事件之中，反日运动委员会里很可以看得出来。国民党是禁止这种运动的，他们下训令说要依据“国府”五月八日的通令，停止反日运动。在这样的反日运动之中，我们应当参加而去领导他们。中央已有通告，现在当然不是如五卅的情形了，没有那样广大的群众的联合战线。然而，工人阶级的领导应当有更大的作用。再则，如果那时是反帝国主义作为导线以引起高潮，现在则具体的可以从反对军阀而直接引起，这是劳工的主力之大。中国尚没有过直接的真正主张反军阀的运动，除了“二七”[44]。但那是工人运动的开始，偏于经济的要求，而没有领导农民。一直到上海的三次暴动尚是如此，与国民党军队共同反对北洋军阀而已。现在则将与过去的反军阀的形式不同了。以前的反军阀只是用爱国的口号，因为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反对他。现在将不一定是以爱国的口号来引起反军阀，而直接对军阀本身的制度了。布哈林同志在昨天的报告中曾说到将来如何发起高潮的问题。我想也是一种方式，而且是新的方式。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反帝国主义斗争，我们应该去领导，并且我们要去直接的反对军阀，就农民的抗捐，抗税，军队为了欠饷而哗变，小商人的抗捐等等。许多的矛盾在革命之中暴露出来，战争，罢工，封锁，使经济恐慌或者是混战。小商人，兵士，农民，反对军阀，一直到要与他们争政权，这是高潮的火药线，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在党的组织上——要使党在思想上，策略上，有很明显的、很确定的、布尔什维克的、切于事实的对革命的估量。对于各种任务的决定，工农的日常斗争、土地革命、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等等，要知道我们到了一个新时代，新阶段，此其一。要知道客观上，革命是在往上升（如果你们不愿意说高涨），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此其二。要知道革命力量还很大，高潮还没有，不能过早的大发动，应当准备，认真的准备，认真的征取广大的群众，以备快到来的新的高潮不使我们陷于无准备的状态之中，此其三。再者，要知道现在已经有许多地方，农民的革命区域已经建立，工人阶级对这现象，——高潮的预兆，全国苏维埃的雏形——应当采取积极发展，以至一省至几省之胜利之政策，此其四。这四点是我们的总方针。总之，新的阶段与客观革命上升的形势，使我们要急速征取群众，以一切准备总暴动。一切的工作组织方式，不能和前相同。

　　就是妇女问题，现在也不能如以前一样，只是弄些妇女协会，打打通电。现在女工和童工成为很大的问题。在殖民地用刮削女工和童工来代替男工，是最利害的手段。妇女问题现在不是讲笑话，而是如何去组织这些女工，如何去领导她们到革命的道路上来，得到她们的解放。要能够真正的做工作。

　　在大会之前还有许多种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绝对的民主主义……等等各个的错误，这是要用多数——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来解决它们。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使组织方面的问题，不要使它偏激的向于一个任何方面。

　　组织上的技术工作，秘密工作，也成为我们的严重的问题。要使我们的工作“美国主义化”，很精密，不要如过去一样忙得起居不安，但是工作上仍不能按时候，没有秩序。

　　我们今后的工作：

　　（一）在政治的路线上，要有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二）在组织上要有“美国主义化”的秩序，迅速整齐的精神。

　　（三）从小小的技术工作起一直到整个的政策问题，都要好好的做。

　　最后我有一个声明，就是我的报告，不能占更多时间，马日事变，武汉时期，未重复说及，因我的书面报告已有。对这些问题，本应个个讨论，为节省时间起见，只好写封书面报告，在特种委员中讨论。对过去事件，不要化很多时间，多注意革命形势，如何去准备暴动，去征取群众，怎样组织工人武装，领导农民斗争，领导工人斗争。关于过去的事，或者说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作相比。

　　（国焘：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秋白：我们应指出不对的，指出少数主义、改良主义的倾向，大家来纠正。至于辨别个人是非，并不是不需要，希望组织委员会来解决，将来向大会报告即可。这是议事日程上已决定的问题。现在，我的报告完了。

　　（全场鼓掌不息）

　　【注】

　　[42]上总，即上海总工会。

　　[43]向忠发，湖北汉川人。曾当过水手和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共。中共五大中央委员。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1931年6月22日被捕叛变，24日被国民党政府枪决。

　　[44]“二七”，即1923年2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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