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三新文化运动与工人阶级

三新文化运动与工人阶级

　　一、革命理论的研究　当时俄国的无产阶级虽然已经开始自然爆发的斗争，然而经济的总象还只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所以革命思想始终只是模糊隐约的反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式的革命思潮。因此，俄国革命界当时虽然已经和马克思主义相接触，而结果都是变相的马克思主义：腊符罗夫，亲自和马克思及第一国际发生组织上的关系，他却只取马克思学说的皮毛；杜嘉赤夫，理论上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理，他也只取马克思学说的原理而不能运用；巴枯宁派的聂察叶夫，在实行上无意之中采取马克思学说的革命纪律说及定期革命说，而根本上不知道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俄国的农民经济环境反映于俄国的革命思想，便形成这些种种变相的农民式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最左的自然是聂察叶夫；然而较左的巴枯宁正统派反对他，右倾的腊符罗夫派也反对他。总之，在一八六三年与一八七三年之间，革命理论上既然如此的分歧，如此的模糊，自然革命党人的行动与组织，都是很散漫而杂乱的。杜嘉赤夫的耶各宾社及聂察叶夫的斧头社，都不过是当时许许多多散漫杂乱的秘密结社中之两个；当时其余的许多结社却大半还没有讨论实际行动及组织的规划，而只在研究革命的理论。

　　这种革命理论的研究社在一八六九至一八七二年到处发生。例如圣彼得堡，有一个“腊符罗夫派社”（Krujok“Lavristov”），他们认为：俄国社会革命时机尚未成熟，所以不必枉然的去进行革命运动，因此，便只顾自己研究革命的学理，在学生青年及工人之中宣传理论。当时他们的注意工人，并非认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动力，乃是认为工人在城市生活中已经沾染了资产阶级的恶习，所以要宣传他们，保存他们原有的农民心理，想就近宣传工人之后，工人又可以回到乡村中去传播革命的教义。所以这些革命理论研究社之中，虽然偶然有少数工人加入，而实际上却并非革命的组织，乃是新文化运动的组织罢了。然而这些新文化运动家却也有很大的功绩，他们的组织里发生后来许多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及实行家。

　　二、革命党人的学校　当时这些革命理论研究社，腊符罗夫派、巴枯宁派都有，他们的主张，并不是完全赞成腊符罗夫的“先宣传，后组织，最后再行动”的书生式的迟缓办法；但是，单就腊符罗夫派的新文化运动而论，他们对于后来的革命运动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指导青年去彻底研究许多方面的问题，他们和工人及学生讲解科学的常识，社会进化的历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简直是后来革命党人的学校。新文化运动式的革命研究社原则上认为革命时机尚未成熟，应当先行宣传研究，这的确是很不对的；可是事实上他们所做的工作，却使革命党人经过一番理论上的训练。而且当时俄国的青年及工人在四围尚未有群众革命的怒潮之环境中，自然而然不肯“盲从”，事事都要寻根究底，去找理论上的答案，要费无数的思索，然后才能脱离旧文化、旧思想的束缚，而迎受革命的新人生观。这正是在客观上标明当时革命思潮之。深入例如当时的茶夸夫斯基社[164]，是最有名的；这一社由茶夸夫斯基（Tchaikovsky）所创立，时在一八六九年，其中的社员，有许多是后来很著名的革命家：如讷汤松（M． Natanson）[165]，热烈白夫（Jeliaboff）[166]，莫罗若夫（Morozoff）[167]，苏菲亚·彼罗夫斯嘉（Sofiya Perovskaya）[168]女士（均见后注），及无政府共产主义大家克洛朴德金（P．Kropotkin）[169]等(25)。

　　三、最早的工人运动　新文化运动最初是在学生青年之中进行，不久便到了工人之中。这要算是最早的工人运动。新文化运动家的工人运动，当然不是去指导工人组织工会及罢工等的实际斗争，而只是去宣传民粹派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以民粹派始终不能取得工人的群众。俄国一八六五年便开始罢工的运动，却是工人群众自动的独立发展出来的与同时的新文化运动及民间去的运动是不相关涉的。新文化运动家的工人运动只吸引着极少数的工人革命家，引导他们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理想。可是，这种工人运动却也训练出些工人的革命思想家，是后来工人的革命组织之开始。而且当时工人群众都是农民出身，大多数都还和田地有些关系，阶级觉悟自然还不大发达。他们看着智识阶级的革命家，始终亦是些老爷们，亦是上等人，和他们很隔膜的。因此，新文化运动家之中的优秀分子，要到工人中去宣传，便不得不改装扮作工人，亲自到工厂中去做工，然后再能免除工人的歧视，才能去和工人谈话；所以这些新文化运动家的刻苦牺牲的精神，是很可钦佩的。譬如茶夸夫斯基社的社员克洛朴德金等，便在圣彼得堡的工人中宣传，芭尔定娜（Bardina）[171]女士的秘密结社，便在莫斯科的纺织厂里宣传(26)。

　　一八六三年至一八七三年之间俄国民粹主义的革命党人，在策略的理论上分为四派：一是腊符罗夫派，认为革命时机还没有到，所以只须做理论的宣传，先从新文化运动着手；二是巴枯宁派，认为农民群众天性是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只须略加鼓动，便可以自然暴动；三是聂察叶夫派，认定暴动应有定期的规划，所以也应当有严密的组织，以便以革命的纪律发号施令；四是杜嘉赤夫派，认为革命党的严密组织之目的，应当是夺取政权，组织革命政府。这四派之中却是巴枯宁派最占优势，甚至于杜嘉赤夫也受他的笼罩，因为当时的民粹主义是四派的共同党纲，四派一致认为俄国无需乎经过资产阶级的革命，所以不必去争甚么民权和部分的政治自由；他们之中：或者根本否认政治斗争，或者认为政治斗争的目标直接便是革命党人夺取政权。这种非政治主义是这一时代的时代精神。而实际上当时的政局决不容许立时的革命暴动能够成功；当时的经济条件也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因此，杜嘉赤夫及聂察叶夫的主张自然是不能实行的空想。至于腊符罗夫的主张又嫌太迂缓，客观上俄国已经急需资产阶级式的民权革命；一般革命青年主观上抱着很热烈的社会革命主张，客观上受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强有力的冲动，急急乎要起而行动。于是自然而然日益倾向于巴枯宁主义。他们深信一八六一年的农奴解放令，欺罔掠夺了农民，必然要激起农民的忿怒，而引起平民暴动的巨潮。同时，他们又看不见俄国无产阶级已在日益兴起，民权革命的需要日益迫近。唯一的出路只有往民间去鼓动宣传，试一试看：究竟有甚么样的结果。这种情形之下，杜嘉赤夫的革命政府说与聂察叶夫的定期革命说，都自然而然只能吸引极少数的革命的人；而腊符罗夫的宣传派与巴枯宁的鼓动派，便汇合而成民间去的运动。主义上同是无政府的主义。

　　至于革命的组织，在民间去运动之前，自然也只有革命理论的研究社，不论是那一派，即使能够吸引极少数工人中的优秀分子的组织，也只是研究学理的小团体。组织上同是新文化运动式的组织。俄国当时这种革命的人的秘密结社及种种研究会等，如茶夸夫斯基社，芭尔定娜社，杜嘉赤夫之耶各宾社，聂察叶夫之斧头社之类的团体，都是各自独立不相统属的居多，他们之间只是在通教气罢了。当然，在这种强烈的革命需要的环境之中，热烈的研究社会主义的时期，经过十年的酝酿，到此也就必然要有所行动了。尤其是第一次土地与自由社的组织被解散之后，一八六六年嘉腊夸若夫暗杀俄皇失败，一八六九年聂察叶夫的斧头社被发觉，……经过了许多波折之后，俄国的革命青年组织，仍旧如筍一般的生长，国外的国内的都有，而且遥受第一国际、腊符罗夫、巴枯宁等的指导，于是便开始民间去的运动了。我们再重复结束一句：民间去的运动，在理论上是受民粹主义式的无政府主义的驱策，在组织上是只有新文化运动式的小团体；然而始终是一个无形之中的伟大的革命政党，其中有许多刻苦牺牲的革命家，亲自跑到农民中间去宣传鼓动；虽然结果很少，却也不失为俄国革命运动史上很光荣的一页呵。

　　[164]茶夸夫斯基社，今译柴可夫派，1869—1874年彼得堡的革命民粹派组织。初由纳坦松、柴可夫斯基（Н．В．Чайковский，1850／51—1926）等组成，1871年同彼得罗夫斯卡娅小组合并，是“到民间去”的发起人。

　　[165]讷汤松，今译纳坦松（Марк Андреевич Натансон）。见本篇第691页作者注。

　　[166]热烈白夫，今译热里雅鲍夫。见本篇第699页作者注。

　　[167]莫罗若夫，今译莫罗佐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орозов，1854—1946），俄国革命民粹派分子、学者。柴可夫派、土地与自由社成员，民意党中央执行委员。1882年因行刺亚历山大二世被判处终身苦役。有地理、物理、天文、数学、历史学著作，1932年成为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参见本篇第700页作者注。

　　[168]苏斐亚·彼罗夫斯嘉，今译索菲亚·彼罗夫斯卡娅，见本卷第251页注142、本篇第699页作者注。

　　[169]克洛朴德金，今译克鲁泡特金（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见本篇第682页作者注。

　　[170]无政府党国际，巴枯宁被第一国际开除后，在1872年9月建立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国际组织。自命继承了第一国际的传统。1872年召开“国际工人协会九大”后趋于瓦解，大战期间沦为社会沙文主义。战后曾重建，未成功。

　　[171]芭尔定娜，今译巴尔金娜（Софья Илиарионович Бардина），见本篇第683页作者注。

　　(25)茶夸夫斯基（N．V．Tchaikovsky）于一八六九年组织秘密结社于圣彼得堡，一八七四年遁逃国外，在美国参加基督教的秘密教派，后来移住英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俄国，被选为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议员，但是他那时已经右倾，主张继续欧战。十月革命之后，英美人利用他，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组织北俄政府于亚尔汉格尔斯克（Arhangelsk），败后逃在外国，至今还是反对苏联的白党首领。

　　克洛朴德金（Peter Alexandrovitch Kropotkin）生于一八四二年。他肄业于侍卫军官学校的时候，就在校中创办一个秘密的手抄杂志，在同学之中宣传革命思想。毕业之后，他在西伯利亚住了五年，已经开始政治活动，参加解放农民的维新请愿运动，同时又到过中国满洲研究地理。不久他便旅行西欧，加入第一国际，研究社会主义的理论。归国之后即加入茶夸夫斯基社。民间去的运动时期，他托名鲍罗庭（Borodin）亲自进工厂做工，在工人中宣传，替他们讲解第一国际的历史及西欧的工人运动。一八七四年被捕，在狱中两年，颇有所著作。一八七六年因病移住在狱中附设的医院，遂得乘隙逃出，又到外国。这时候他就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从第一国际分裂出来的无政府党国际[170]，著了不少书。一八八二年在法国被捕，直到一八八六年才放出来。此后一直住在伦敦。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后始回国。西欧各国政府因为他宣传无政府主义，屡次把他驱逐出境或加以拘禁（如一八七七年英国逐他出境，他到瑞士；一八八一年瑞士政府又逐他出境，他到法国，不久又被处监禁五年）。他在少年时代确是一个革命的实行家，他在一八七四年前亦是一个民意党（见后）的党员，并且是因此而被捕的，他那时还主张暗杀政策。他到晚年之后便只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家：他是地理学家、生物学家、历史家，主张互助论，可是他不反对苏维埃政府。他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卒于俄。

　　(26)芭尔定娜（S．I．Bardina）生于一八五三年，是俄国第一个女革命家。她在女学校毕业之后便到莫斯科，和当时的革命青年遇见，不久便成了社会主义者。她又到苏黎支（Zurich）[172]去留学，那地方有许多俄国的革命青年；她就在那里组织俄国女留学生的自修社。后来因为俄国政府公布一道命令，说凡是在苏黎支大学留学的俄国学生，一概须剥夺公权，所以她便急急转学产科，毕业后就归国。她在莫斯科组织了一个秘密结社，就是著名的芭尔定娜社，并且在工人之中也组织了几个研究社。她自己不久便到工厂中去当女工，在工人之中宣传，分发秘密的革命文书。一八七五年她被捕，拘禁两年之后，方才开审，亦在所谓“五十人之案”中。在审判厅时，她的供词，对于革命青年非常之有影响。她被判决十年的徒刑，减刑为流配伊塞摩地方（Ishim），她不久也得乘隙逃遁外国。然而民粹派的运动那时已渐衰落，她因此灰心而自杀，时在一八八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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