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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革命与维新的问题及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的研究社 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急遽和畸形引起种种恶现象,都比西欧诸国来得格外厉害。所以社会主义的思想很迅速的便发展起来,也比西欧来得猛烈和普遍。从十九世纪的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的思想,已经从小小的研究社普及到一般的青年。十二月党革命后的十年,各种新思想的潮流,都渐渐发展起来。青年之中,发生种种研究社的小团体。三十年代之末,施汤吉诺维赤(Stankinovitch)[107]哲学研究社[108]里,就有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如赫尔岑(Herzen)、沃嘉列夫(Ogareff)[109]、巴枯宁(Bakunin)[110];还有最后的斯拉夫派:如亚克萨夸夫(K.Aksokoff)[111]、霍密亚夸夫(Homyakoff)[112],以及俄国文学评论大家倍林斯基(V.G. Belinsky)[113]。当时思想尚未分化,这些青年人材都汇萃于这类的研究社之中,研究哲学、宗教、社会等问题,以后都成为俄国学术界、革命界的伟大人物。三四十年代的新思想运动,对于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那时,法国、英国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思想,如圣西蒙(Saint-Simon)[114]、傅立叶(Fourier)[115]、欧文(Robert Owen)[116]等的思想,也已经输入俄国很久。青年之中便发现社会主义研究社的组织。四十年代时,俄国外交部一个小官彼得腊塞夫斯基(Petrashevsky)[117],和自己的许多朋友:大学学生、小艺术家,甚至于还有小商人、烟纸店的老板等人,组织了一个研究傅立叶学说的小研究社。这种组织完全是一种俱乐部式的,社员时时会面,讨论些将来社会主义的理想,既没有甚么政治意味,亦没有去宣传群众,号召农民暴动之类;仅只讨论农奴之应解放,司法之应改良……其实是很普通的民权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但是,俄国政府及反动的守旧派对于一切新思想都加以压迫,摆起一副礼教圣道的尊严面目,用严刑峻法来取缔这种组织。可巧这彼得腊塞夫斯基的研究社之中,有一位姓李普朗蒂(Liprandi)的奸细,他去向官厅告发,于是惹起一场大狱,所谓彼得腊塞夫斯基之案。彼得腊塞夫斯基及其他社员差不多完全被捕,后来世界闻名的大文学家笃思托叶夫斯基(Dostoevsky)[118]亦在其内。他们为着研究社会主义,就被判处死刑,后减刑为终身苦役。这是俄皇政府的第一次社会主义之狱,时在一八四九年。

  二、农奴解放的请愿运动 当时思想方面,虽然倾向于空想的社会主义,而且发生一种特别的俄国式的社会主义;但是实际问题方面,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具体要求,如农奴解放、司法改良等类的问题。革命的思想界,对于这些具体问题自然应当有解决的方法。何况,从十二月党革命以来,客观上农奴解放已成全社会的中心问题,俄国的经济发展必然的需要一种所谓维新(Reforme);这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及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双方可以实行联合战线的问题。因此,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如赫尔岑,一方面致力于俄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别方面同时就进行维新运动的实际问题。农奴解放等的维新运动里,显然暴露出两种不同的策略:一是改良主义的策略,就是希望俄皇政府立宪维新,自上而下的改革政制,这是自由派的贵族及资产阶级的策略;二是革命主义的策略,就是主张民众暴动,推翻政府,自下而上的改造社会,这是民权派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策略。当时对抗政府派之中,这两种策略的分裂,虽然没有多大组织上、行动上的表现,可是对于俄国革命史却有很重大的意义:这是最早的孟塞维克派[119]与布尔塞维克派[120]的雏形。所以关于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在以下另辟一节来说;现在却要先论一论农奴解放前后的改良主义及革命主义的策略。尼古

  拉一世卒于一八五五年,新皇帝亚力山大二世登极。于是贵族之中的自由派,一般上等社会里的开通派又起了立宪的幻想,希望新皇帝的圣明睿智,能够“颁行新法,钦赐立宪,解放农奴,一新谟略”。许多贵族都起来请愿——这种请愿书、宣言书、条陈新法、奏请、维新的运动,当然也和中国康梁党的公车上书[121]运动一样,不但请愿的口吻,完全是“天皇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才态度,而且所要求的新法,当然是很不彻底的。甚至于俄国社会主义之祖赫尔岑,及第一个唯物论哲学家赤尔纳塞夫斯基(Tciernyshevsky)[122]都不免于这种妥协的策略。

  赫尔岑在亚力山大二世即位的时候,曾经上书于新皇,条陈四项:(一)废除农奴法制,(二)言论自由,(三)司法公开,(四)废除肉刑。赫尔岑自己是贵族出身,他的心理可以代表当时一般的所谓“忏悔的贵族”(Kaiushtchiy evorianin)。这些贵族青年自己觉得几百年来因剥削农奴而得养尊处优,心上非常忏悔,仿佛是天良发现,或所谓仁爱的性能发露,亟求所以解放农奴。但是,他们不相信民众有独立的力量,他们只相信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维新。譬如赫尔岑,他眼看得朝廷的新政完全是欺人的,他还是只向上等社会宣传,号召“少数的贵族应当省悟,即着手于农奴解放的事业”。就是赤尔纳塞夫斯基所编辑的秘密杂志《大俄罗斯》(“Verikoruss”)[123],在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令[124]颁布之后,还在主张请求俄皇“在京城之中召集全俄民族的代表开会,使他们来制定宪法”。

  这是忏悔的贵族之改良主义的策略。

  三、农民暴动的社会革命 同时,六十年代也已经有一派革命主义的策略。他们的主张却代表一般“民权派的杂职人员”(democratifchesky raznotchinets)的心理。一八六二年有一个学生组织的研究社,他的领袖是萨维赤纳夫斯基(Zaytchnevsky)[125]:这一研究社之中的社员某氏,已经被捕,在监狱中做了一张传单,居然能印发出来。这张传单的题目是《少年俄国》(MolfdayaRossia)[126]。《少年俄国》上的主张是和《大俄罗斯》的主张相反的。《少年俄国》上分析俄国的社会为两党:一是皇帝党,一是平民党,皇帝党的根据是农奴制度,平民党的根据却是社会主义,两者之间绝无妥协的余地。《少年俄国》的政纲是:(一)俄国当组织联邦的共和国,(二)由革命政府召集国民会议,(三)社会公立工厂,由平民公送职员管理,(四)社会公立商铺,物价概由公定,(五)男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绝对平等,(六)没收教堂财产以偿内外公债,(七)号召农民暴动,实行革命的独裁制,杀尽罗曼诺夫皇族,镇压一切反革命派。这种策略是民众革命的策略,认定俄国社会非由下而上的改造不可;其中的革命独裁制的主张,尤其明显的代表法国大革命时的山岳党的政策,而且仿佛预言着俄国一九〇五及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中之布尔塞维克的策略。

  固然,赤尔纳塞夫斯基的《大俄罗斯》也提倡农民暴动和社会主义,可是他始终是很胆小的。他在《大俄罗斯》上只注意于上等社会的请愿示威运动,他说:“我们不是乡下农夫,不是波兰人,政府不敢放枪打我们的。”何以不敢呢?随后俄皇政府对学生智识阶级一样的殴辱击杀。赤尔纳塞夫斯基还有一张《告老爷治下的农民》传单的草案;这张传单没有能发出,便被政府搜出,至今还存有他亲笔的草稿。他在这张传单里,很通俗很明显的指出俄皇的农奴解放令之虚伪,指出照解放令的谕旨,地主更加可以剥削农民:农奴虽是解放了,而田地却要出不少钱去向地主收买,一切采林、捕鱼等都得农民另外化钱,这种鼓动是很有力量的。但是,农民应当怎样反抗这种新式剥削呢?对于这一个问题,赤尔纳塞夫斯基的草稿上,原本是这样的答案:“农民应当赶紧团结,请兵士教你们兵操,不要害怕……”;后来他却把这几行文字抹去,另外改了一段:“农民应当暂时镇定,不要露出反抗的样子”,等资产阶级——所谓“文明社会”向俄皇去要求。这就的确是孟塞维克式的策略了。所以六十年代的革命实际问题中,只有《少年俄国》的策略是代表民权派的杂职人员之革命主义的策略。

  四、俄国式的社会主义 俄国自从十二月党革命失败之后,一方面资本主义日益发达,别方面反抗政府及农奴制度的思潮日益猛烈。这是标明俄国客观上已经很需要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改革。但是,这种实际的革命问题上,却是妥协的改良主义策略占优势,当时从四十年代一直到一八六一年之后,只有农奴解放和立宪的请愿运动;社会的思想界里,《大俄罗斯》式的论调已经算是很急进的了:一般青年虽然不满意于赫尔岑的公开的妥协,然而对于赤尔纳塞夫斯基的以和平方法准备将来革命的策略,却都很崇拜。至于《少年俄国》式的论调便不能得着大家的同情,只算得曲高和寡的高调罢了。因此,实际上一八六一年的农奴解放,完全是政府方面及所谓政府派的自由派所“自动”实行的;革命的思想界对于这次维新政策丝毫没有积极的影响。革命的思想界及当时的所谓社会主义派,只能算是附和着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帮着他们宣言威吓政府罢了;实际上维新运动的指导权,是在资产阶级的自由派手里,而不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手里。

  于是农民式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便只能表现于空想的理论方面,形成一种特别俄国式的社会主义——民粹主义(norodnitchestvo)。民粹主义的阶级背景便是小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复古运动。俄国这种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于后来的几十年中的革命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差不多独霸了当时的革命青年的思想。民粹主义的开山祖师,便是赫尔岑及赤尔纳塞夫斯基,他们的策略虽是改良主义的,他们的理论却是很革命的,对于俄国革命思想及运动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功绩。

  赫尔岑当四十年代的时候,便开始研究英、法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加入当时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宣传革命的理论。后来被捕而放逐之后,到一八四七年便到西欧去,遇着了当时英、法、德各国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家;因此,俄皇政府禁止他归国。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对于他有很大的影响:他对于欧洲的资产阶级非常之失望,曾经著了许多小册子,指斥资产阶级的懦怯和残忍。一八五七年时,他在伦敦出了一种杂志,名为《钟》(Kolokol)[127],宣传解放农奴,对于俄国一般社会很发生了些影响。他在此时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理论:他说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能解放民众的,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制度,能够自然发展而成社会主义,然后才能救欧洲的堕落。《大俄罗斯》的农民之中,原本有一种农村共产的制度,所谓公社(obshtchena,即“密尔”mir)。俄国的农村公社之组织,本是宗法社会的遗迹,其中的田地是公有的,譬如中国的祠族公产一样;在俄国是一村公有田地若干亩,由村中各农家分耕;各户所分得田亩的多寡,依人口的多寡而定,而且田亩的分划往往不是整块的,而是互相隔间着的,例如甲户所耕为近村的三亩,乙户所耕为远的三亩,再远的三亩又为甲户所耕,如此使田地离住家的远近大致平均;不但如此,这种田亩的分划,往往每年重新一次,使各户轮流耕种;然而村中的事务归村长管理,村长虽是公选的,村民虽是常常集会的,可是村长总是官厅及贵族地主的亲信,分划田亩等事自然有作弊的地方,所以实际上公社之中仍旧有贫富之别。赫尔岑的学说却以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只要世界上的人大家都是俄国农民,共产制度的社会便可以实现,用不着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和虚伪的民权主义等类的东西。农村公社制度是俄国平民所特有的东西,所以是俄国平民之粹,于是这种社会主义的学说,便称为民粹主义(17)。

  赤尔纳塞夫斯基在一八五五年,便开始在俄国文学评论大家笃勃罗留白夫(Dobroliuboff)[128]等所办的《现代》杂志(Sovre-mennik)[129]上做文章,主张唯物论的哲学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他曾经著了一部《穆勒之经济学大纲注释》。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73)[130]是英国的大哲学家,在经济学上是集所谓正统派经济学之大成的。赤尔纳塞夫斯基却在他的学说里,抽绎出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痛斥资本主义之不当。他的学说是:人类经济开始于原始共产主义,将来的结局也是共产主义;俄国的经济发展较各国都迟,所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过渡时期,可以从农村公社的旧式共产主义,一直进于新式的共产主义。他所以是俄国民粹主义理论之继起人。但是他在策略上既较赫尔岑为进步,在理论上也较赫尔岑为详细。他后来的学说便肯定的说:农奴解放之后,还必须要农村公社不受俄皇专制政府及贵族地主的剥削,然后才能进于共产主义的社会;所以他根本是赞成推翻俄皇政府及地主阶级的。不过他向来只认智识阶级的青年是革命的动力,对于农民群众并不存在甚么大的希望;因此,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令的虚伪和欺骗引起了无数的农民暴动的时候,他才起草了那一张《告老爷治下的农民》传单,尚且只教农民团结,等候智识阶级的指导,教他们要镇定,不要枉然送命。然而他始终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他的主张已经倾向于农民暴动,已经想去鼓动民众;而且他的理论上的工作,如唯物哲学的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宣传,对于资本主义的严酷批评等,对于当时的青年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并且开辟了俄国思想界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马克思称他是俄国唯一的大学者(18)。

  俄国民粹派的社会主义理论,经过他们两人的研究,从此便成了革命青年的旗帜。

  然而从十二月党革命之后,一直到农奴解放后的六十年代,俄国社会里三种力量:(一)农民暴动的革命行动,(二)社会主义派的革命理论,(三)自由派的维新运动,相互之间都只有间接的关系,而没有直接的联络。我们以下便要论到这种关系了。

  [107]施汤吉诺维赤,今译斯坦克维奇(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танкевич,1813—1840),俄国社会活动家、哲学家、诗人。1831年组织文学哲学小组,1837年流亡国外。

  [108]黑智儿哲学研究社,黑智儿,今译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此指1831年至1839年莫斯科的文学哲学小组,组织者和领导者先后是斯坦克维奇和别林斯基,传播黑格尔辩证法思想,提倡启蒙人道主义思想,其成员后分化为西欧主义者、斯拉夫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

  [109]沃嘉列夫,今译奥格辽夫(Николай Плагонович Огарёв,1813—1877),俄国政论家、诗人。贵族出身,早年与赫尔岑一起活动,后成为“土地与自由社”创始人之一。

  [110]巴枯宁,见本卷第248页注121。

  [111]亚克萨夸夫,今译阿克萨科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ергеевич Аксаков,1817—1860),俄国政论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诗人。斯拉夫派思想家之一,主张保持专制政权、废除农奴制。

  [112]霍密亚夸夫,今译霍米亚科夫(Алекс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Хомяков,1804—1860),俄国宗教哲学家、作家、诗人、政论家。斯拉夫派创始人之一,站在自由派立场,赞成废除农奴制和死刑,主张言论、出版等自由。

  [113]倍林斯基,今译别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给果戈里的信》、《论普希金的作品》等。

  [114]圣西蒙,今译圣西门(Henri Saint-Simon Comtede,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必将实现一种公正的实业制度。主要著作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居民的信》、《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等。

  [115]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可以改造社会,使之进入名为“法朗吉”的和谐社会。主要著作有《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论家务农业协作社》、《工业和协作的新世界》等。

  [116]欧文,见本卷第245页注88。

  [117]彼得腊塞夫斯基,今译彼得拉舍夫斯基(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Петрашевский,1821—1866),俄国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领导者和组织者、《外来语袖珍词典》(第2版)的编辑者与作者。主张在俄国实行民主政治制度,解放农奴。1849年小组破坏被捕,判处终身苦役。

  [118]笃思托叶夫斯基,今译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俄国作家。曾因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被判流放。著名作品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等。

  [119]孟塞维克派,今译孟什维克。

  [120]布尔塞维克派,今译布尔什维克。

  [121]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因举人进京会试乘公车,史称“公车上书”。

  [122]赤尔纳塞夫斯基,今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见本篇第655页作者注。

  [123]《大俄罗斯》,今译《大俄罗斯人》,俄国第一份秘密印刷品,1861年6月至10月出3期,1863年又出第4期。号召受教育阶层对政府施加压力,以使农民享有土地,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制定宪法,并促进波兰独立。作者与出版者不详。

  [124]农奴解放令,见本篇注28。

  [125]萨维赤纳夫斯基,今译扎伊奇涅夫斯基(Пётр ГригорьвичЗаичневский,1842—1896),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俄国雅各宾主义创始人。1859年起为“喀山大学生读书会”成员,1861年组织莫斯科大学生小组,次年在羁押中写了传单《年轻的俄罗斯》。至1874年又组织民粹派“奥廖尔青年”小组。

  [126]《少年俄国》,今译《年轻的俄罗斯》,俄国雅各宾派散发的革命传单。1862年由扎伊奇涅夫斯基起草,号召推翻专制制度,惩治沙皇王朝和彼得堡官僚,建立联邦共和国和公有经济。

  [127]《钟》,今译《钟声》,见本卷第250页注133。

  [128]笃勃罗留白夫,今译杜勃罗留波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ов,1836—1861),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哲学家、文学批评家。读大学期间即组织秘密学生小组,毕业后参加《现代人》杂志工作,因患肺病死于国外。

  [129]《现代》杂志,今译《现代人》,19世纪俄国文学、政治综合性杂志。1836年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1799—1837)创办于彼得堡,1847年涅克拉索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Некрасов,1821—1877)接办,团结了许多进步作家。1854年起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相继加入编辑部工作,在抨击农奴制、宣传唯物主义、捍卫批判现实主义方面起过很大作用。1866年被迫停刊。

  [130]约翰·穆勒,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著名著作有《逻辑体系》(或译《穆勒名学》)、《论自由》(或译《群己权界论》)、《功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原理》等。

  (17)赫尔岑(Alexander Ivanovitch Herzen),一八一二年生于莫斯科,是一个贵族的私生子;卒于一八七〇年。他是民粹派的第一理论家;从一八五七年出版《钟》杂志以来,他不但在革命青年中有影响,而且在一般所谓自由派中也有些影响,等到他上书俄皇之后,革命青年已经不大满意他;而一八六三年波兰反对俄国的革命时,他表示赞助波兰,于是俄国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又说他是过激的卖国派了。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他的威望已经大减,革命青年都崇拜赤尔纳塞夫斯基了。

  (18)赤尔纳塞夫斯基(Nicoloi Gavlilovitch Tchernyshevsky)生于一八二六年。他在学生时代,便已研究傅立叶的社会主义,及德国哲学家费尔巴黑(Feverbach)[131]的唯物论。一八六一年农奴解放后,他因为想印发那《告老爷治下的农民》传单,被人告发而被捕,时为一八六二年六月三日。他关在著名的彼得保罗狱(Petropavlovskaya Kreposty)中,还著了一部小说《怎么办》[132],亦是很有名的。他于一八六四年五月,流配西伯利亚,执行苦役的徒刑。徒刑期满之后,政府又以行政处分,逼令居住极北荒寒的雅苦德区(yakutskaya oblasty),直到一八八三年方才遇赦。他受了这许多磨折之后,已经没有多大的精力参加革命,卒于一八八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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