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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六日)

  (一)我觉得编遣会议[1]是资产阶级反攻的形势产生出来的。在其中,封建阶级的方法也是很巧妙的。会中,裁兵问题完全没有解决,两方都没有让步,矛盾更加利害。民族资产阶级未得到胜利,或者要利用一时机来实现这一工作。因此,我们可以说,蒋系在编遣会议中是失败。不过他也有两点作用:(1)欺骗更加厉害;(2)更明显的只有战争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武装冲突还是加紧的。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两方面,一是对封建阶级,一是对革命势力。在浙江,改良主义宣传特别厉害。封建阶级的改良主义之发生,主要的是和资产阶级争群众,而不在消灭革命,这是与资产阶级不同的。我主张通告可以不发,因为总的形势与前无根本不同处,党的任务也无变更,这个通告仍不很明显。再一些材料在党报上发表。汉口的水案[2]是重要的问题,我以为可以单独发一通告。我们应抓住机会来扩大运动。桂系在汉口反日运动还是积极的帮助的,因为这于英是有利的。同时英国也有关系,仅知反日而非反整个帝国主义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这一罢工是给日本以大的打击,同时我们也可以料到国民党一定要出卖罢工。我们要使汉口工人明了这一前途,同时要告诉全中国工人来帮助,中央须为此事发通告。杨常事件在刊物上可以发表。

  (二)中国产业发展的问题,我们只可以说是局部的恢复,不能说是有发展。

  (三)在联合富农中原包含着反富农的斗争,这是很重要的,专谈联合或打倒都是不对的。这点通告中是说到但还有一点毛病,这点是比较难使下级同志了解的。我们要解释明白,并要特别连贯的说出来。通告中还要具体的说明才好。武装领导非常重要,应如何将武装领导转到贫农手中。

  (四)我觉得对于他们的错误是指示得很详细的,但以后如何做的指示比较少,且太原则,应具体指示才好。暴动之后的工作是特别困难的,如在浙江就看此问题。我以为这点也应具体指示出来,今天我仍提不出许多具体办法出来。在浙江讨论中,我即指出往往在斗争起来后忘记了发展党的组织,忘记了吸收积极的分子,这点是非常之重要的。失败后在群众中可以发展小的组织,失败后群众当然是比较消极的,我们一定要在这些小组织中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小的斗争之领导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要干就大干的观念普遍存在着。和平发展的倾向要纠正,但亦不能误解,如认为发展的过程中也是和平发展,这可以走到不发展。对暴动区的干部一定要调动。

  (五)自己供给党用,目前还不能做到,但要作这个宣传。因为如一变化怎样办呢?这种是非常之必要的。关于机关方面原则是很好的,还有一点各机关物件要造册子。

  [1]编遣会议,指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军事缩编会议。这次会议,表面上是裁兵,实际上是蒋介石企图扩充自己的武力,削弱其他军阀的武力。

  [2]水案,即水杏林惨案。1928年12月17日,驻扎在汉口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炮车,将黄包车工人水杏林撞伤,后因伤重死亡。当时,国民党政府曾向日方提出抗议,要求赔偿并严惩肇事人员,但日方置之不理。1929年1月9日,汉口的受日方雇用的华工三千七百多人举行罢工。国民党对这次罢工的“支持”,乃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的充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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