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彭湃

花县团匪惨杀农民的经过(1)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

　　（一）

　　八月三十一日以前几天广州的报纸，都载有花县民团勾结土匪焚劫农村奸淫妇女惨杀农民的新闻。接着广州市到了一批花县的难民——农民协会的会友，纷纷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省党部等各机关请愿，尤其是在中央党部请愿时，难民报告惨状经过不禁痛哭流涕。中央党部即令国民政府出兵前往保护，国民政府谭主席[1]以军队未能派出以前，允许广州市郊及南海、番禺农民自卫军前往赴救。即由中央农民部秘书陈克文、省农会常务委员罗绮园两同志到总司令部领取命令，总司令部参议伍观琪出会，谓花县民团与农团械斗，双方都有勾结土匪，内容异常复杂，中央农部及省农民协会的报告未免单靠一方，有失事实，农军赴救，万难许可，但政府现在又无兵可派，只好静待设法解决。陈、罗两同志以为政府派兵既不可能，农军自救又不可得，只好让农民给民团土匪杀个净尽罢了，卒无结果。但中央农民部省农会仍努力为花县农民请命，再三催促政府。总司令部乃决定派国民革命第一军第二十师六十团第二营前往制止，并中央农民部发起一调查委员会，由中央农民部派邓良生，省党部农民部派王岳峰，省农民协会派彭湃，团务委员会派关元藏，总司令部派伍观琪组织之，并以邓良生为主席。

　　九月一日上午八时，彭湃同王岳峰同志到广西会馆去找邓良生关元藏伍观琪等一齐到黄沙车站去搭车，这是根据昨日之约。可是广西会馆里面的传达看我不是官界中人，懒替我们传进去，在门口等了半点钟之久，武装的护兵二人先从内面跑出来，关元藏同志、邓良生同志出来，还有三位身穿长官军服的不相识，后头跟着手执驳壳枪的四个护兵也一齐出来。关同志看见我们就说：“到齐了，一齐去罢。”这三个长官，中央一个是高级长官，约五十多岁，身很长而瘦的老头子。他的脸甚小，架着不甚新式的金丝眼镜，胡子约三四分长，他身上穿的军服大概是满清时代用过的，缝在衣领上的红色布徽，因不合国民政府的时宜割去了，还留着些红毛可以认得，上衣长差不多要过膝，装着许多污秽的油腻，他的军帽好像杨刘变叛时的败兵掉下的。全身处处都表现一种衰形，绝不像个革命军人。关元藏同志介绍我见他说：“这位是伍观琪先生，总部的参议。这一位是彭湃先生。”伍观琪说：“彭先生闻名久了，可未曾会过面。”再由伍观琪的介绍，才知道一位是吴腾，总部的特务员；一位是魏尧劢，江村民团讲习所的教练，现在总司令部任绥靖股员，这两人都是老伍的随员。我们一齐至长堤搭电船仔到黄沙车站，由黄沙车站搭车至西村，第二十师六十团第二营营长雷德率兵由西村上车，乃一直至新街车站。我们在车上和伍观琪谈话，伍对我说：“这次花县民团与农团械斗，两方面都有土匪，原因甚为复杂，两方面都应该缴械。”我说：“对的，民团里面有土匪固然要惩戒，农民协会里面有土匪更要加倍惩戒。何以呢？因为农民协会是国民党所指导，国民政府所扶植的，是不应该有土匪的。可是农民协会方面总找不出有何土匪的证据出来，我这次是奉省农会的命令专来找土匪的证据。”伍说：“对咯！你亲去看看就会知道。”他又接着说：“彭先生在东江办农团是办得很好哩，到底做些甚么事？”我说：“在东江为海丰的农民协会办得差不多许多年了，他最重要的工作为改良土地和谷物，次为发展农村教育，再次为种植小松，现在通通都收了效果。”伍说：“那么才对！农团是应该这样做，我本想在我的乡村这样做的，不过自己做不来，请彭先生将来到我的乡村去指教一下吧！”我说：“将来是应该去的。”

　　汽笛响了数声，车已到了新街站，各人都下车，第二营的军队驻在新街第三区党部，伍观琪与其随员及团务委员会关元藏同志等，住在某茶居楼上，即遣人送信与花县县长。是晚在茶居晚膳，在未开膳以前，我们与伍关雷王邓等曾磋商明日怎样进行。伍观琪谓：“明日军队全部先赴平山驻扎，然后由双方派出代表来调停。”彭湃谓：“民团的大本营在平山，我们军队一直开去，未知有无误会，恐怕打起来怎么办呢？”伍抢着说：“不要紧，我早通知了他，我可负责包无其事！”吴、魏两随员当然表示赞同。雷营长手执着一张地图说：“现平山与九湖村双方是对敌，我们军到平山恐怕农团（即农民协会）误以为是帮民团，到九湖村恐怕民团误以为是帮农团，倒不如择一个中间的地点田螺湖村暂把兵驻扎，然后开一连到平山，开一连到九湖村，双方一齐弹压，派出代表解决，较为妥当。”中央农民部代表邓良生团务委员会关元藏省党部农民部代表王岳峰诸同志都赞同雷的主张。伍又说：“不要紧，我们带了总司令部布告来，我们先送到平山九湖村去，断不会双方误会的，喂！把布告取出来”。随员魏尧劢君将总司令布告取出，大家围着一看：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布告　第　号

　　为布告事，叠据报告，花县民农两团发生冲突，颇有蔓延各乡之势。现值北伐期间，后方治安最关重要，经政府明令武装团体，不得擅启纠纷，今该民团农团等竟敢抗令，互相残杀，为祸地方，殊堪痛恨。除派军队即往制止外，并由本部特派专员前赴肇事地区，认真查办，毋稍偏纵，以儆浇风而杜效尤。仰该民团农团等，一体凛遵，毋违切切此布。

　　中华民国十五年九月一日　总司令蒋中正

　　大家都说好的，早些送去。伍观琪不敢再主张全部先开到平山去。可是我的心里觉着一点怀疑：就是这次确实劣绅土豪匪党地主利用民团，乘北伐后方空虚的时候，进攻农村的革命势力，即破坏农民协会的组织，为甚么总司令部布告说是民农两团发生冲突？明明是农民协会的会员被民团枪杀，为何说是互相冲突？并且农团这个名称，完全是民团送给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的，因为农民协会与农民自卫军是孙总理所扶植的，与大元帅宣言命令所保障的，故一般劣绅土豪贪官污吏不愿用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的名称，概呼为农团，如日本不呼中国为中华民国，而呼为支那，呼中国人为南京虫，一种藐视之表示，差不多成了惯例。所以我思疑这布告或者是根据民团的报告吧！我并自慰自己说事实总是事实，事实先生总会为无靠的农民一一洗雪的！

　　少顷饭菜好了，大家都饱了一顿而散。

　　雷营长回至营部，即下令明日六时开膳，以便早点出发。雷营长是晚和邓良生与我宿在区党部的一间二楼的房子，我和他谈了三小时的话。我说：“雷营长这次到花县去解决民团与农民冲突的事件，我有几句话贡献。我是农民协会的代表，我说的话你可不必尽信，你一调查便知道。并且请雷营长不可站在民团或农会的那一边说话，是要站在本党国民革命的前途，即革命的观点说话。倘民团的举动是合于革命的，有益于国民革命的，我们就拥护他。倘农民协会的举动不合于革命，有破坏革命的进行，我们是应该严办农民协会，我虽是农民协会的人，我是这样主张。不过我敢用头颅来担保花县农民协会是革命的，现在是被反革命的劣绅土豪利用民团压迫得可怜不过的。明明是乡村间反革命派向革命派进攻的事实，说做民团与农团械斗——冲突！伍先生兼说民团也有土匪，农团也有土匪，这是一件多么冤枉的事呵！想必雷营长都已知道，不必我来多说的。”

　　雷营长：“我未来时，广州报纸关于花县的新闻我已经看过，但事实怎样，仍是这次去调查才知道。至说到民团的组织，是劣绅土豪所利用包办的东西，当然是压迫农民的工具，农民协会是根据总理在日所颁布的章程，经党的指导而组织的，当然是革命的机关。我们从第一次的东征，以至于杨刘之变，二次东征以直至于北伐，都是农民来帮助才得到胜利。我们要想革命成功，是要全国的农民都起来才有保障的，我不但对于花县这问题是不偏不倚的站在革命的观点上去处理，就是我们在香山剿匪时候，香山的民团不是本身是匪，就是包庇和勾结土匪的，我绝不客气把这些民团长枪决了很多。可是过后很多人告我们六十团如何惨杀无辜，我们总是不理，连报纸上也不去声白一句，因为我们是革命的，只有站革命的观点去做事，顾不了人家的反对和咒骂的。否则革命的观点站不稳，一点事都做不通，说甚么革命呢？我当然是有把握的。”

　　我说：“总理和廖党代表[2]他一生的经验，就是能够用革命的眼光观察和评判一种事实，他就是把革命派团结在自己一边去反对反革命派。可是我们党里现在仍有一部分人暗地里去扩大民团的组织，去扶植民团来与总理的遗产农民协会对抗和破坏，这真可痛心！如果这样可以做，总理在日，已经老早定出商团乡团的政策了，还主张甚么工农政策呢？当日商团何等的势大，差不多陈廉伯可以做广东皇帝，加以商乡联团，势力甲于政府的军队，为甚么总理不去采用这些势力，而倒不要他，反来打倒他呢？就是我们总理与廖党代表认清他们是反革命的，只有反革命派才要这势力。所以我们可以说民团是反革命的，革命是例外；农民协会是革命的，反革命是例外！”

　　雷营长：“彭同志，你说错了！民团是反革命的，不革命是例外，革命是没有的，农民协会是革命的，不革命是例外，反革命是绝对没有的！”我说：“雷营长的观察更深切了，的确是不错。”

　　雷营长：“伍先生是何等样人，你同他很相熟的吗？我看他的样子有点怀疑。”我说：“伍先生他是总司令部的参议，他在总司令部很有权柄的，他从前是民团长，是民团的先辈，现在仍做江村民团养成所的所长，平山的民团，他有许多学生在内。这个人如何，我不敢说，请你看看他的行动，便会知道详细！”

　　“呵！怪不得他要主张军队一直到平山，并敢包无事哩！”雷营长这样说。

　　“……”

　　彼此仍谈了一些无甚相干的话， “夜已深了，我们明日要早起，睡吧！”我叫营长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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