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巷(70)_欧阳山

七〇

　　周榕去了香港之后，十月一日那天晚上，周炳到“西来初地”里面一条又脏又窄的小巷子参加时事讨论会。这里是公共汽车的卖票员何锦成的住家。他家里如今只有一个六十好几岁的老母亲，和一个两岁多的儿子，小名为“多多”。他老婆何大嫂原来也是香港的工人，罢工回来之后，在一间茶室里当女招待。去年十月，有一次反动的茶居工会派出许多武装去捣毁酒楼茶室工会，她为了保卫革命的工会，和那些化了装的侦缉、密探冲突起来，当场中枪身亡，到如今已经整整一年了。周炳到了他家，跟何锦成谈了谈外面白色恐怖的情况，不久，沪、粤班船海员麦荣，普兴印刷厂工人古滔，沙面的洋务工人黄群、章虾、洪伟都到了，大家就谈起来。

　　讨论的题目自然而然地集中在国民党的逮捕、屠杀等等白色恐怖的措施，和广州工人怎样对待这种白色恐怖的问题上面。讨论会一下子转为控诉会。他们计算了一下，仅仅在西来初地这条街道附近的一千多居民当中，从今年四月到现在的半个年头里，就叫国民党胡乱杀死了十七个人。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姓的，他们都能够把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数出来。他们有些是共产党员，有些只是普通的工人和学生，也有一些只不过跟那些侦缉、密探个人有点过不去，还有一些简直什么原因也没有。这十七个人算起来仅仅包括这附近一带的遭难者，顶多不过占了全城的千分之一；再数远一点，就简直数不清，更不要说全广州，全广东，全中国了。大家越谈越激动，越谈越愤恨，都认为非来一次狂风暴雨般的革命不可——没有一场像前几天那样的台风，这广州全城是没有法子洗得干净的。何锦成更是沉痛激烈。好像只有今天晚上就暴动起来，他才称心。散会的时候，他向大家提议道：

　　“都别忙走。请你们到我家母的房间里去看一看吧！”

　　大家跟着他走进他母亲的房间。房间很小，仅仅放下了两铺床，和一张小茶几。一铺床上睡着三个小孩子，一铺床上睡着四个小子，年纪都在两岁到五岁之间。茶几上那盏小煤油灯照着他们的脸，使大家刚刚看得见。何老太太在厨房里洗衣服，房间里没有别的人。何锦成给大家介绍道：

　　“那边是一对姐、弟和一对兄妹，这里三个是三家人，我们的多多也在其中。只有他算是还有个老子，其他四家都是孤儿，娘、老子全没了！你们看，他们睡得多好，连一点危险也不知道呢！”

　　周炳跟着他的手势往床上看，孩子们的确睡得很好，不但不知道危险，连蚊子叮着也不管。他们穿的衣服都很破烂，脸上又黄又瘦。那床板和席子都因为太旧而变黑了，并且发出霉臭的气味。蟑螂和盐蛇在他们身边爬行。两边床上都没有挂帐子，蚊虫在他们身上盘旋飞翔，嘤嘤地叫唤。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全都甜蜜地、驯良地、甚至有点放肆地睡着了，睡得很熟了。麦荣走到床前，逐个孩子拿手去摸，又对周炳说这是谁家的，父母怎么死的；那是谁家的，父母又怎么死的。末了，说：“幸亏有个慈善心肠的何老太，不然的话，他们准是活不成的了！看敌人下多么毒的毒手！”章虾和黄群两个女的心肠软，对着这些无辜的孤儿，忍不住哽哽咽咽地哭起来。周炳想起自己的大哥和表姐，也在一旁陪着掉泪。

　　从西来初地出来之后，古滔一个人朝东走，其余黄群、章虾、洪伟要回沙面，麦荣要回白蚬壳，周炳要回河南，都朝南走。在路上，周炳掏出一封封了口的信，要黄群托冼大妈交给胡杏，让胡杏转交给陈文婷。他在这封信里，再约陈文婷到长堤先旋公司门口见面。第二天，黄群起了个绝早，把那封信交到她表舅母的手里。冼大妈挑起一担箩筐，马上就过江，从黄沙一直走到三家巷，找着了何家的丫头胡杏。

　　胡杏一见冼大妈，就诉起苦来道：“冼大妈，你看何家的人新样不新样？一个疯了的少爷，拿一把锁锁在一间空房子里不就行了？偏要我陪着他吃，陪着他坐，陪着他拉屎、拉尿，还得陪着他睡觉！那又是个糊涂人，浑不省一点人事，整天害怕人家把他当共产党抓去杀头，就一天到晚都把照片往肚子里吞，也不知道要吞掉多少照片！平常没事，就扯碎我的衣服，狠狠地打我，整天说我没把门关好，让侦缉跑了进去！一听见有人打门，就要我紧紧抱住他，说有人要来抓走他！唉，看样子我是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一定是活不成的了！”诉完苦就哭。

　　冼大妈听得心里十分难过，只得拿些好话安慰她道：“阿杏，年纪轻轻的，怎么想到那上头去呢？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耐心熬着，难道就没个出头之日！”随后就掏出信来，说周炳要她给转信。冼大妈走后，胡杏忘记了自己的苦难，一跳、跳起来，就到隔壁陈家去找陈文婷。陈文婷现在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但是她对学校失去了兴趣，只是去一天、不去一天地，在学校挂了个名字。学校当局知道她是一位极其富有的大家闺秀，又是局里一位科长的小姨子，只好装聋作哑，听其自由。

　　当时她在楼下客厅里和胡杏见了面，把周炳的信拆开看了，随后又冷冰冰地问胡杏道：“我有几句话，想告诉你炳哥。你能够替我转告给他么？”胡杏看见她不像往日那样有说有笑，心中正在狐疑，听见她这样问，连忙回答道：“这可不成呀！我不晓得他在什么地方呀！”陈文婷说：“不晓得就罢了。下回有人送信来，你该问问他的回信地址。”胡杏答应了，就走了。

　　这是周炳第三次约她会面了。她为了去、还是不去的问题，整整想了一天，越想越烦恼，越想越拿不定主意。论理智，她是应该走一遭的；但是论感情，她实在提不起兴趣。她自己追问自己道：“为什么提不起兴趣？是叫白色恐怖吓坏了么？是对这万恶的社会屈服了么？是放弃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了么？”问了之后，她又自己给自己证明：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儿！但是到底为什么提不起兴趣？从前求之不得的约会，现在为什么索然无味？这她就说不上来了。

　　到了晚上，李民天来找陈文婕，谈起周炳的为人来，陈文婷就拿了他的信给他们看，要他们替她出出主意。陈文婕带点好奇心说：“既然这个美貌青年有了医治咱们这个不幸的社会的秘方，又不能跟我和二姐谈，只能跟你一个人谈的，依我想，竟不妨去看一看。”那农科大学生李民天说：“算了吧！目前时局这么动荡不安，犯不着去冒这样的危险，阿婷，你自己也该拿定主意。如果横竖不能勉强合起来，倒不如早点撒手，免得双方痛苦！”事情还是没个定准。不久，哥哥陈文雄也回来了。他从四妹手里接过周炳的来信看了，用英文说了一句：“一个典型的傻瓜！”随后又对陈文婷说：“四妹，你瞧！咱们这个社会并没聘他当顾问，他却总是在杞人忧天！你呢，你本人怎么说？”

　　陈文婷不胜悲楚地说道：

　　“最近，我成了个悲观主义者！对社会上的一切，我都没精打采。对他，——不消说，他在仪表上永远是一个出色的人物，我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尽一切的可能减少他的痛苦！”

　　陈文雄只用英文说了一句话：“四妹，你是对的。”事情就结束了。这第三次的约会，陈文婷还是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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